沙坪壩區，市民前往歌樂山烈士陵園緬懷革命英烈。（4月4日攝）首席記者龍帆攝/視覺重慶

紅岩村中共中央南方局和八路軍重慶辦事處舊址，市民帶著孩子前來接受愛國主義教育。（10月3日攝）記者鄭宇攝/視覺重慶

5月31日，白公館、松林坡革命文物舊址修繕竣工試開放。記者齊嵐森攝/視覺重慶

核心提示

紅岩精神是抗日戰爭時期和解放戰爭時期，在中共中央領導下，以毛澤東、周恩來衕誌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在國民黨政權統治下的重慶，為爭取民族獨立和人民解放的革命鬥爭實踐中，錘煉、培育和形成的崇高革命精神。

紅岩精神反映了黨領導的中國革命中一個重要方面——國統區特殊環境下的革命鬥爭的精神風貌。這就是紅岩精神所處的特殊的歷史方位。

紅岩青松沐風雨，不朽精神傳萬世。

國慶假期，24.2萬人次的遊客走進歌樂山烈士陵園，在紅色旅遊中厚植家國情懷，數量較2020年增長350.3%。

“我以前是通過書本、影視作品瞭解紅岩，這次一口氣參觀了紅岩村、周公館、渣滓洞、白公館等景區，深深體會到今天的幸福生活確實來之不易。”上海遊客劉鑫感歎。

任何一種精神的產生，總有其特定的歷史方位。作為中國共產黨精神譜系的重要組成部分，紅岩精神是中國共產黨人和中華民族的寶貴精神財富，又因其所處社會歷史條件不同，獨樹一幟，具有獨特的歷史地位。

一

走進紅岩革命紀念館二樓展廳，“千秋紅岩”四個金色大字閃閃發光，一張張珍貴的老照片、一件件飽經滄桑的歷史文物，將觀者的思緒瞬間拉回那個戰火紛飛的年代。

1938年10月，武漢淪陷，中國抗日戰爭進入相持階段。日本對侵華政策作出重大調整，對國民黨政府從以軍事進攻為主、政治誘降為輔轉變為以政治誘降為主、軍事打擊為輔，國民黨內的投降、分裂、倒退傾向日益顯現。

1938年12月，以汪精衛為首的親日派公開投降日本。緊接著，國民黨在1939年1月召開的五届五中全會上，明確提出了“溶共”“防共”“限共”方針，隨後陸續頒發了《防制异黨活動辦法》等檔案。國共合作的抗戰局面面臨著發生逆轉的危險。

面對複雜局勢，中共中央領導層保持著清醒認識，堅持一定不要破裂統一戰線，我們的方針是統一戰線中的獨立自主，既統一，又獨立。

毛澤東曾深刻指出過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對於奪取抗戰勝利的極端重要性——“中國能否由如此深重的民族危機和社會危機解放出來，將决定於對這個統一戰線的發展狀況”，並提出了“隱蔽精幹、長期埋伏、蓄積力量、等待時機，反對急性和暴露”的白區工作方針。

囙此，高舉抗日民主旗幟、維護國共合作、堅持抗戰到底，是當時中國共產黨肩負的一項具有全域意義的歷史使命。

1939年1月5日，中共中央書記處準予了以周恩來為書記的中共中央西南局成員名單；13日，中共中央根據周恩來等人的建議，改中共中央西南局為中共中央南方局，並决定以周恩來為書記，以周恩來、博古、凱豐、吳克堅、葉劍英、董必武為常委；16日，南方局向中央書記處報告領導成員分工情况並得到準予。

至此，南方局在重慶正式成立，領導四川、雲南、貴州、湖北、湖南、廣東、廣西、江蘇、江西、福建、香港、澳門等地的中共黨組織。

作為派駐國民黨統治中心重慶的代表機構，南方局的成立，標誌著在中共六届六中全會精神指導下，中國共產黨以國民黨統治區政治中心重慶為依託，更加積極、主動地把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推向一個嶄新的階段。

1939年7月，根據周恩來的提議，中共中央在《為抗戰兩周年紀念對時局的宣言》中正式提出了“堅持抗戰到底——反對中途妥協！鞏固國內團結——反對內部分裂！力求全國進步，反對向後倒退！”的政治口號，旗幟鮮明地表達了中國共產黨的政治立場。這也成為南方局堅守國民黨統治區，堅持團結抗戰的行動指南。

二

紅岩精神的首次提出，源自於原中共中央南方局領導成員鄧穎超衕誌。

1939年1月，中共中央南方局在重慶正式成立，直到1946年5月，中共中央南方局東遷南京，其在重慶約8年之久。

其間，南方局在中共中央正確領導下，高舉抗日、民主兩大旗幟，堅定貫徹中共中央的路線、方針、政策，在險惡的政治環境下堅持了長期艱苦卓絕的鬥爭，周恩來領導南方局暨南方國統區和部分淪陷區的廣大黨員和革命志士，堅定地貫徹執行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方針政策，鞏固和維護以國共合作為基礎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廣泛團結中間力量和人民群眾，堅持抗戰，直到勝利；抗戰勝利後，又為建立和發展人民民主統一戰線、爭取新中國的成立做了大量工作，為中華民族獨立和人民解放事業建立了不朽功勳。

1941年1月，國民黨頑固派製造了震驚中外的“皖南事變”，掀起了第二次反共高潮。

面對危局，南方局毅然站在了鬥爭的最前沿，在中共中央的領導下對國民黨頑固派發動了猛烈的政治攻勢。周恩來在電話中怒斥何應欽為“中華民族的千古罪人”。南方局更通過各種途徑向國內外廣泛揭露“皖南事變”真相，產生了很大影響。

在南方局的政治攻勢下，中國共產黨的正義立場得到國內外廣泛支持，國民黨當局陷入空前孤立，迫使蔣介石於1941年3月6日在二届參政會會議上作出“以後决無剿共之軍事”的承諾。

在團結爭取中間勢力上，南方局堅決貫徹中央“發展進步勢力、爭取中間勢力、孤立頑固勢力”的總方針，促成了中國民主同盟、三民主義衕誌聯合會、民主建國會和九三學社的成立，與他們建立了肝膽相照、榮辱與共的親密關係。同時，支持民族工商業發展，幫助民族資本家進步，使他們成為黨的同盟軍。

南方局卓有成效的統戰工作，有力地改變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內部階級力量的對比，並為解放戰爭時期人民民主統一戰線的形成，為新中國成立後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的建立打下了堅實的政治基礎。

在領導敵後軍事鬥爭上，南方局協助黨中央加强對新四軍的領導，為新四軍的發展壯大和江南根據地的鞏固做了大量工作；參與領導了東江縱隊、瓊崖縱隊以及南路人民遊擊隊等人民武裝的建立，為創建和發展東江、瓊崖等敵後抗日根據地創造了有利條件。

在文化工作上，南方局以《新華日報》《群眾》週刊為陣地，文宣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路線方針政策，揭露國民黨頑固派消極抗戰、積極反共陰謀。同時，通過霧季藝術公演在國統區掀起一場規模空前、影響深遠的進步文化運動，使抗戰、團結、民主成為了大後方文化主流。太平洋戰爭爆發後，南方局成功營救出一大批滯留香港的進步文化人士，為民族保存了文化精英。

在隱蔽鬥爭上，南方局開展的隱蔽鬥爭，獲取了大量政治、經濟、軍事情報，甚至是關係第二次世界大戰和中國人民解放戰爭行程的戰畧情報，包括秘密交通護送了大批黨的幹部、民主人士、文化人士、愛國華僑和國際友人以及進步青年，為延安、八路軍、新四軍採集和轉運了大量抗戰物資；創辦的一大批企業籌集了大量經費，保證了南方局及其領導下的各省區黨組織正常工作需要，完成了中央賦予的重大任務。

在國際統戰工作上，周恩來領導南方局製定了“文宣出去，爭取過來”的外事工作方針，利用各種管道和機會與各國外交使團和國際友好人士廣泛接觸，文宣黨的政治主張和敵後抗日根據地的實績，揭露國民黨頑固派消極抗日、積極反共的種種陰謀，從而爭取了國際社會和國際輿論的廣泛同情與支持，打破了國民黨的外交壟斷，使中國共產黨走向了國際政治舞臺，為新中國的外交事業奠定了基礎。

在加強党的建設上，南方局堅決貫徹中央的方針，創造性地提出和實行“勤學、勤業、勤交友”“職業化、社會化、合法化”，永葆共產黨人的政治品格；堅持“質重於量，鞏固重於發展”的組織建設方針，增强了黨組織的戰鬥力和共產黨員的先進性；堅持在實際鬥爭中識別、培養和鍛煉黨員幹部。

在國民黨頑固派加緊反共的惡劣環境下，南方局領導的絕大多數地區黨組織，保全了領導機關和主要骨幹，在思想、組織、作風建設上得到全面加强，成為堅強的戰鬥堡壘。

在長期艱苦卓絕的革命實踐中，南方局以全方位多層次的卓越工作，在解决皖南事變、提出“聯合政府”主張、配合重慶談判等重大歷史時刻，始終高舉抗戰團結民主與和平民主大旗，為爭取抗戰勝利、實現和平民主不遺餘力，與解放區戰場相互配合，共同譜寫了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壯麗歷史畫卷，培育形成了光耀千秋的紅岩精神。

1985年10月14日，原中共中央南方局領導成員鄧穎超衕誌重返紅岩，深情回顧當年的革命歲月，寫下“紅岩精神永放光芒”的題詞，“紅岩精神”這一概念由此傳揚開來。

三

“紅岩上紅梅開，千里冰霜脚下踩，三九嚴寒何所懼，一片丹心向陽開……”一曲《紅梅贊》，唱不盡渣滓洞、白公館英烈的忠貞與不屈。

走進渣滓洞監獄舊址，面對陰森的囚室、恐怖的刑具，今天的人們或許會問：是什麼讓烈士們捨生忘死？

白公館，位於歌樂山山腰。不遠處的渣滓洞，原是一個小煤窑。後來，這兩個地方都被改為監獄，關押、審訊、拷打革命志士。解放戰爭時期，這裡是關押和殺害共產黨人和革命志士的人間地獄。

彼時，眾多被關押在渣滓洞、白公館的中國共產黨人，經受住種種酷刑折磨，不折不撓、寧死不屈，為中國人民解放事業獻出了寶貴生命。

1948年6月，由於叛徒出賣，江竹筠不幸被捕，被關押在渣滓洞監獄。國民黨反動派知道她是彭咏梧之妻，長時間擔當彭咏梧的助手，手中掌握著許多重要的秘密情報，便妄想從她身上打開缺口，以破獲重慶地下黨組織。

國民黨保密局西南特區區長兼西南長官公署二處處長徐遠舉審訊江竹筠，百般威嚇利誘，江竹筠卻絲毫不為所動。

徐遠舉一無所獲，企圖用嚴刑拷打來摧毀她的意志，給她戴重鐐、坐老虎凳、電刑……江竹筠疼痛難忍，多次昏死過去，但她始終堅貞不屈，“你們可以打斷我的手，殺我的頭，要組織是沒有的。”最終，江竹筠壯烈犧牲，年僅29歲。

1948年4月，由於叛徒出賣，劉國鋕不幸被捕。面對徐遠舉提出“只要簽字脫離共產黨就得到釋放”的勸降，他斬釘截鐵地回答：“我死了，有共產黨在，我等於沒死。”就義時，他怒斥特務：“你們有今天，我們有明天！”同時大聲高呼：“社會主義一定勝利！革命一定成功！中國共產黨萬歲！”

陳然面對敵人酷刑，威武不屈，在獄中以頑強的意志寫下《我的自白書》：“人不能低下高貴的頭顱，只有怕死鬼才乞求自由，毒刑拷打算得了什麼，死亡也無法叫我開口。”在刑場上，他掙扎著扯去背後的“死囚標”，轉過身面對端槍的劊子手說：“你們有種的，正面開槍。”

1949年11月27日，離重慶解放只有3天，國民黨反動派對關押的革命者實行集體大屠殺。在槍聲大作、烈火熊熊的最後關頭，革命志士們也不曾屈膝求生，他們在烈火中永生。

資料顯示，當天，被關押在白公館、渣滓洞等監獄中的許曉軒、譚沈明等213人被殺害。而此前，9月6日，著名愛國將領楊虎城及秘書宋綺雲等6人被殺害於松林坡；10月28日，陳然、王樸、成善謀等10人被殺害於大坪刑場；11月14日，江竹筠、李青林、齊亮等30人被槍殺於電臺嵐埡；11月29日，城區“新世界”臨時看守所中的32人被押至松林坡殺害。遭國民黨反動派前後殺害的共300多人，僅有35人脫險倖存。

“紅岩精神是抗日戰爭時期和解放戰爭時期，在中共中央領導下，以毛澤東、周恩來衕誌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在國民黨政權統治下的重慶，為爭取民族獨立和人民解放的革命鬥爭實踐中，錘煉、培育和形成的崇高革命精神，充分體現了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共產黨人和革命志士的崇高思想境界、堅定理想信念、巨大人格力量和浩然革命正氣。”市委黨史研究室南方局研究室副主任黎餘說。

紅岩精神反映了黨領導的中國革命中一個重要方面——國統區特殊環境下的革命鬥爭的精神風貌。這就是紅岩精神所處的特殊的歷史方位。

“今天，我們回首往事，紅岩精神依然是座巨大的寶庫，它具有豐厚的歷史內涵，更具有穿越時空的實踐價值。”黎餘說，“我們要深刻把握紅岩精神的信仰之力、道德之力、團結之力、執行之力，堅定理想信念，養成浩然正氣，始終保持共產黨人敢於鬥爭的風骨、氣節、操守、膽魄，發揚鬥爭精神，增强鬥爭本領，以‘踏平坎坷成大道，鬥罷艱險又出發’的頑強意志，從容應對各種風險挑戰，為實現偉大夢想而努力奮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