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安徽省司法廳印發《關於征詢社會公眾對意見的公告》（下稱“條例徵求意見稿”），其中一段話引發關注：

我省出生人口連續4年减少，人口形勢極為嚴峻。據安徽省全員人口資料庫統計，2017年至2021年我省出生人口分別為98.4萬、86.5萬、76.6萬、64.5萬、53萬（預測），年增長率為-12.1%、-11.4%、-15.8%、-17.8%，整體呈斷崖式下降趨勢。

“人口形勢極為嚴峻”，確實不假。對於一個戶籍人口7000多萬的省份來說，安徽一年出生的人口只有五六十萬，確實有點少。縱向比，安徽省2021年的出生人口數僅相當於近十年來最高值（2017年）的一半左右。

同為中部省份，江西、山西、湖北和河南近十年來的出生人口數均相對穩定，即便湖南的出生人口數波動幅度較大，但也沒有出現最低值是最高值約一半的現象。

安徽人，為什麼不願意生了？

外出務工影響生育意願

安徽是我國勞動力輸出大省。

在最近20年中，安徽省的外出打工人口迅速新增，至2012年達最高值後呈緩慢下降趨勢。即便如此，2019年安徽的淨流出人口也有753.5萬人，是2003年的3倍多（第七次全國人口普查未公佈2020年該數據）。

這麼多安徽人去了哪裡？他們主要是去了長三角。安徽與江蘇、浙江為鄰。不過，從安徽流出人數上看，去向最多的地方是上海，其次是寧波，然後才是南京、蘇州、無錫和杭州等更近的都市。

有高校學者的調查資料顯示，在上海的外地打工者中，有近三成來自安徽，這其中一半安徽人想留在上海。而在流入南京的外地打工者中，有三分之一來自安徽，其中四成多的人想要留在南京。

為什麼安徽人願意到長三角去打工？因為江浙滬經濟發達，安徽相對經濟落後，相差的水准還比較大。

縱向來看，安徽GDP從2001年的3290.1億元迅速新增至2020年的38680.6億元，經濟規模新增了10倍多。常住人口人均GDP也從5199.27元迅速新增至2020年的63382.77元，新增了11倍多。

但橫向來看，安徽常住人口人均GDP始終不及全國人均GDP。從2001年2317元的差距逐漸擴大到2018年峰值的17068元。隨後兩年的差距迅速縮小，至2020年仍有8582元的差距。

與上海相比，這差距更為明顯。2000年，上海的人均GDP已達3.46萬元，是安徽的近7倍，到2020年這一差距有所縮小。上海常住人口人均GDP也是安徽的2倍多。雖然安徽城鎮居民可支配收入是上海居民的一半，但常住人口人均可支配收入僅是上海的三分之一左右。

安徽省統計局發佈的資料顯示，安徽淨流出人口在2010年-2019年一直占全省戶籍人口的一成以上，這還不包括省內流動人口。

安徽省內也存在農村人口或者經濟落後地區人口向省會城市合肥等相對發達都市流動的現象。以合肥為例，合肥市第七次全國人口普查的資料顯示，2020年非合肥市轄區內人戶分離人口數達444.2萬人（可能包含少量周邊省份，如河南的流動人口），這幾乎是合肥常住人口的一半（47.4%）。

也就是說，對於安徽這樣一個六七千萬人口的省份來說，最近十年每年省內外的流動人口可能是千萬級。

而在流動人口中，安徽籍婦女的生育意願相對較低。這主要是因為這些女性在家庭中更多承擔起“主內”的責任，“導致她們在考慮外出時不得不考慮生兒育女帶來的阻礙”（《南方人口》2015年第1期中國人民大學社會與人口學院梁海豔博士著《流動人口的返鄉與外出意願研究——基於安徽、四川、河南、湖南、江西、貴州六省份數據的分析》）。外出務工女性更多選擇了生育一胎或者不生育。

在十多年前，安徽還不是這樣。

蘭州大學西北人口研究所原所長郭志儀教授曾對安徽省居民生育意願的調查結果顯示，在2007年以前，安徽省第一產業就業人口占四分之三時，安徽人“對孩子的數量需求遠遠高於質量需求，導致意願多育，且意願生育間隔很短”，因為彼時“女性就業率較低，囙此在孩子成長初期撫養孩子的機會成本很低”。

“二孩”政策實施後，安徽人口出生率沒能扭轉

2010年至2019年期間，安徽省常住人口人均GDP從2萬元逐年向6萬元增長，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也新增了近一倍（2010年常住人口人均可支配收入未公佈）。但人口出生率卻在這期間有6年同比下降。

這可能與計劃生育政策發揮的作用以及慣性等因素有關。

安徽是嚴格執行我國計劃生育政策的省份之一。

長期的一孩政策對安徽的人口增長起到了明顯的控制作用。中安線上2010年9月19日的一篇報導顯示，“自1980年大力開展計劃生育工作以來，安徽省30年累計少出生人口2100萬人”。

受政策慣性，經濟發展水准提高後人們生育觀念變化等影響，安徽省的人口出生率在“二孩”政策實施後沒有得到扭轉，出生人口在連續新增兩年後，2018年即掉頭下滑，從2017年的14.07‰下滑至12.41‰，2019年再下降至12.03‰。

發展是改善安徽人口年齡結構的“藥方”

出生人口數持續下降，這可能嚴重制約安徽未來的發展。所以，如何解决不願生、不敢生的問題擺上了案頭。

2016年1月，安徽原衛生計畫委員會在一份檔案中即指出，安徽省老齡化步伐不斷加快，一是生育水准下降，少兒組人口减少，比重大幅度下降；二是人口預期壽命不斷提高，老年人口數量不斷加大；三是大量青壯年人口外流，對人口年齡結構影響較大。預計今後安徽省老年撫養比例呈逐年上升趨勢，人口老齡化行程將進一步加快。

安徽省第七次全國人口普查公報資料顯示，2020年全省60歲及以上人口為1146.92萬人，占18.79%，其中65歲及以上人口為915.94萬人，占15.01%。這意味著安徽省已經進入深度老齡化社會。在中部六省中，深度老齡化率最高。

發展，是改善安徽人口年齡結構的“藥方”。

在此方面，勞動力輸出大省的四川是個值得參攷的對象。

四川與安徽一樣，過去也是勞動力輸出大省。但這種局面近年來隨著四川等西部地區經濟快速發展，正在逐漸得到改變。

四川省第七次全國人口普查資料顯示，2020年四川省跨省流入人口為259萬人，十年來跨省流入人口新增146.1萬人。

對於安徽來說，除了大力發展省會合肥，還需支持省內其他城市的大力發展。如人口大市阜陽、滁州和安慶等長江沿線都市。

阜陽是安徽的人口第二大市，常住人口有800多萬，但人均GDP卻只有34209元，約為安徽一半的水准。這與其人口、面積、資源稟賦等都不對應。

隨著鄭阜高鐵的開通，阜陽與合肥、鄭州等特大城市的時空距離縮短，這是有利於阜陽經濟發展的條件。

只有經濟發展好了，阜陽一百多萬的流動人口才可能有一些人願意在家鄉安頓下來。

安徽有自己獨特的產業優勢，其在人工智慧、機器人等相關產業方面就可圈可點。

而人工智慧、機器人等關聯產業，在未來的想像空間非常大。

經濟水准提高了，地方也有更多財力做好各項社會服務。比如提高教育服務能力和設施、配套投入更好的醫療資源、提高當地居民的福利水准（如醫保、養老金）等。

新京智庫研究員|肖隆平

實習生|劉梓萱

編輯|張笑緣

校對|吳興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