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及赤壁之戰，後世學者一般將其視為三國鼎立的開端，而曹、劉、孫三家涇渭分明，也是由此開始。然而，劉備在赤壁之戰後的一兩年內，並非後人想像中的意氣風發，反而有種“人在屋簷下，不得不低頭”的感覺。

據《資治通鑒·漢紀五十八》記載：“劉錶故吏士多歸劉備，備以周瑜所給地少，不足以容其眾，乃自詣京（口）見孫權，求都督荊州。”

為謀求更多“利益”，劉備不惜冒著被軟禁的風險前往京口拜謁孫權（周瑜、呂範皆曾建議扣押劉備）。此次會面後，劉備錶奏孫權為徐州牧，後者頗為滿意，不僅“進妹於備”，還允許劉備都督荊州。

奇怪的是，徐州遠在中原，並非是孫權能染指的。那麼，劉備又是如何用徐州牧這張“空頭支票”來打動孫權的呢？

上圖_青州、徐州

一、主動讓出聯盟主導權

據《三國志·吳主傳》記載：“劉備錶權行車騎將軍，領徐州牧。備領荊州牧，屯警察。”

按劉備本傳記載，他在錶奏孫權之前，便已經略定江南四郡；在荊州牧劉琦病死後，劉備又在眾人推舉之下，順理成章地接過荊州牧之比特。

話雖如此，劉備的處境卻頗為艱難。因為長沙、零陵、貴陽、武陵四郡雖屬於劉備管轄，但四郡與長江接軌的幾處重要據點，均為周瑜掌控。

陸路上有曹操（襄陽、宛城仍屬曹魏）虎視眈眈，水路又受江東制約，是以劉備在荊州的發展並不順利。

正因如此，劉備才會冒險前去拜謁孫權。所謂“求督荊州”，即指劉備希望孫權能真正承認他在荊州的統治地位。

上圖_劉備（161年－223年）

陳壽之所以再次提及“備領荊州牧”一事，便說明：劉備此時都督荊州，已經得到孫權承認。換言之，劉備錶奏孫權為車騎將軍、徐州牧，孫權則承認劉備任荊州牧的合法性。

按照“等價交換”的交易原則，既然劉備已經得到了不少好處，那麼車騎將軍和徐州牧對孫權來說，也肯定是大有益處。

在此之前，孫權雖已據江東六郡，但他明面上的職務，還只是討虜將軍、會稽太守。反觀劉備，則是左將軍、豫州牧。

從軍職和官職來看，劉備的政治地位都要比孫權高。按照慣例，劉備應該才是孫劉聯盟的“盟主”。

上圖_孫權題跋像

但劉備也知道，自己的綜合實力遠不如孫權，所以他以退為進，錶奏孫權為車騎將軍、徐州牧，使其職位高過自己半頭。

尤其是車騎將軍，它往往是漢末以來“討賊”聯盟盟主的“標配”之一。如關東聯軍討董之時，盟主袁紹便領車騎將軍；又如莫須有的“衣袋詔”事件，謀誅“漢賊”曹操的主使董承，同樣為車騎將軍。

可見，劉備奉孫權為車騎將軍，便有尊其為“抗曹聯盟”盟主的意思；同時，這也明確了孫權在孫劉聯盟中的主導地位。

當然，孫權遙領徐州牧背後的政治原因，同樣不可忽略。

上圖_東漢時期的徐州的位置所在

二、彌補地理正統上的不足

徐州本屬曹魏，既不在劉備轄內，也絕非孫權能染指。囙此，孫權領徐州牧這一行為，屬於遙領。“遙領者，不入版圖之地，而別於國內他處設刺史、郡守以轄之也。”（參見於顧頡剛、史念海所著《中國疆域沿革史》）

魏晋南北朝時期的遙領現象頗為常見，其中，又以吳蜀兩國為最。

赤壁之戰後，劉備加封關羽為襄陽太守；孫權改年號為黃龍，也加封朱然為兗州牧。然而，襄陽郡卻歸屬曹魏，兗州更是曹操的老巢。可見吳蜀兩國經常將曹魏境內的疆土，“虛授”給臣下“管轄”。

更有意思的是，孫權正式稱帝之後，還曾與蜀國“共分”曹魏疆土。

據《三國志·吳主傳》記載：“權乃參分天下，豫、青、徐、幽屬吳，兗、冀、並、凉屬蜀。其司州之土，以函谷關為界。”

因為兗州、冀州被“劃分”給了蜀國，所以朱然的兗州牧、步騭的冀州牧都沒當多久，便被撤掉了。

上圖_曹操（155年－220年）

吳蜀兩國的遙領現象為何如此常見？

這絕非是虛張聲勢。實際上，作為一種必要的政治手段，吳蜀兩國想要通過遙領之舉，來表達他們本身的正統地位。

曹操“奉天子以令不臣”，“動以朝廷為辭”，在政治上佔據高位；加之曹魏據守中原，占天下之土十之七八。囙此，曹魏在地理上佔據了正統地位。

反觀孫劉聯盟，以劉備“皇室後裔”的身份為依託，並打出“匡複漢室，還於舊都”的口號。是以，吳蜀兩國在名聲上佔據了正統位置。

在此情形之下，偏安一隅的吳蜀兩國之所以會大量遙領與虛封（與遙領類似，指受爵者的封地在他國境內），便是為了彌補本身在地理正統上的劣勢。

綜上所述，劉備錶奏孫權為徐州牧，可視作吳蜀兩國遙領之開端。這不僅明確了孫劉聯盟爭奪正統性的統一目標，也讓孫權合理依附在蜀漢正統之下，以彌補自身在地理和名聲上的雙重劣勢。

上圖_冀州、並州

三、幫助孫權收攏流寓士族

孫權遙領州牧，可為冀州牧，也可為冀州牧，為何偏偏是徐州牧？

從孫權日後曾與呂蒙“又聊複與論取徐州”來看，劉備錶奏孫權為徐州牧，極有可能是後者主動選擇的結果。

這是因為：江東內部的一些重要謀士（流寓士族），大多出身於徐州。如，張昭為彭城人，張紘、陳端為廣陵人，諸葛瑾為琅琊人、步騭為淮陰（當時屬臨淮郡）人。

在江東政權內部，儘管孫權與江東豪族達成合作關係，但他仍需要其他力量來制衡他們。除孫氏宗親與淮泗舊將（指孫堅、孫策的元從武將，多為江西人氏）之外，流寓士族（指前往江東避難的外來士族）也是一股重要力量。

以張昭、諸葛瑾為代表的流寓士族，並非江東本土出身。囙此，孫權更願意拉攏他們來幫助自己打壓江東豪族。

上圖_張昭（156年－236年），字子布

據《三國志·步騭傳》注引《吳書》記載：“權為徐州牧，以騭為治中從事，舉茂才。”

按漢制，地方長官有權征辟、察舉地方上的才子。囙此，孫權為徐州牧，便可以名正言順地提拔徐州出身的流寓士族，並將他們凝聚到自己身邊。

這麼看來，劉備錶奏孫權為徐州牧，並非是一張“空頭支票”。此舉不僅能彌補江東政權在地理和名聲上的雙重劣勢，也能幫助孫權穩固自己的統治地位。

可見，聰明人之間的交易，往往是雙贏的。

作者：瀛洲海客校正/編輯：莉莉絲

參考資料：《三國志》《資治通鑒》《東漢政區地理》《中國疆域沿革史》《大漢帝國在巴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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