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死之後，喪事從簡，也不要登報！”

這是彌留之際的陳獨秀，對親友交代的一句話。1942年5月27日，陳獨秀病逝，享年63歲。

半生奔波，5次入獄，痛失長子次子，最終病逝在四川江津這樣一個小地方，身邊好友都不知該如何評估他的一生。

遵照父親的囑託，一直陪伴在陳獨秀身邊的三子陳松年，沒有登報，打算低調安葬父親。無奈父親的名氣太大，還是陸續有一些人前來。

出殯當天，從陳家到墓地的路上，陳松年看到了很多人。其中有一些是他熟悉的面孔，有一些是江津當地的小學生。迫於反動派當局的壓力，陳松年沒有準備花圈和鮮花等，但還是時不時有人壯著膽子放鞭炮。

這種不算大的動靜，還是驚動了反動派當局。於是在送葬路上，發生了這樣一個小插曲。有兩個反動派特務突然闖進人群，指著操辦葬禮的鄧燮康厲聲盤問。鄧燮康是陳獨秀的生前好友，也是江津的一個知名進步士紳，此次葬禮的錢很多都是由他籌來的。

反動派問鄧燮康：“你們組織了這麼多人，放鞭放炮，大張旗鼓，是不是想再來一次小小的五四運動？”鄧燮康冷笑一聲，反問道：“這麼說來，你們是害怕五四運動吧！”

特務們再也無法接話，葬禮得以順利進行。

這樣一個小插曲，無疑證明了一個事實：哪怕陳獨秀晚年並沒有擔任一官半職，只是個鄉間老頭，反動派還是忌憚他；就算他死了，這種忌憚仍沒有减少半分。畢竟，五四運動的“總司令”此時就躺在他們眼前的這副棺材裏。

陳獨秀入土5年多後，陳松年在各方面條件允許的情况下，將父親的靈柩由江津遷回了安慶老家。

新中國成立後，陳松年一家過著平靜的日子。他很低調，很少跟外界提起父親晚年到底是怎麼過的。人們只能通過陳獨秀的一些好友回憶，來瞭解一些支離片段，並最後拼出了兩個字來形容陳獨秀的晚年：淒涼。

但事實真的如此嗎？關於此事，我們其實可以從陳松年的後人嘴裡得出真相。

陳松年在大哥陳延年、二哥陳喬年相繼犧牲後，是唯一一個陪伴在陳獨秀身邊的兒子。新中國成立後，陳松年一家得到了毛主席的親自關懷，日子過得還是不錯的。他膝下共有3女1男，其中長子陳長琦外形酷似爺爺。

陳長琦從小學到高中，接受的全部都是免費教育。1975年碩士畢業後，他留在了合肥工業大學任教，並成為學科帶頭人，家庭幸福美滿。

在教育資源非常稀缺的年代，自己能受到如此良好的教育，陳長琦明白這一切除了因為他自身的努力，也跟他爺爺是陳獨秀有莫大關係，國家在處處照顧他。

而每次提到爺爺，學理工科的陳長琦總是比外人想像得更為冷靜。2009年，在關於五四運動的一次研討會上，陳長琦作為陳氏家族的代表出席。

當記者問到陳獨秀晚年的生活時，陳長琦說了這樣兩句話，揭開了陳獨秀晚年的真實生活狀態：

這是爺爺在世時最淒苦的一段日子，但卻是最自由的最後時光。蔣介石的資助被他拒絕，胡適建議他去美國寫自傳也被拒絕，他只接受北大同事和學生的幫助。

那麼，陳獨秀晚年到底經歷了些什麼？明明很窮，為何孫子卻覺得這是他最自由的時光？本期魂說就跟大家細說陳獨秀的最後4年。陳獨秀顯然不是一個完人，但在這最後幾年裏，他的言與行都是令人欽佩的。

而這些，正是反動派在他死後仍對他心存忌憚的真正原因。

一：江津老友們發現陳獨秀像變了個人

1929年，因為犯了重大錯誤，陳獨秀被開除出我黨。此後，他以一個普通革命者的身份，堅持為國出力。

九一八事變爆發後，陳獨秀接連發聲，痛斥蔣介石，堅持擁護抗日。很快，他就被當局逮捕，這是他第5次入獄。早就習慣被關的他，對蔣介石說：無所謂，我就把這牢底坐穿。

好在，1937年國共合作下的全面抗戰爆發，陳獨秀才被釋放。一開始，他帶著妻子去過武漢，也在重慶市里待過，但都過得並不順心。最後，在好友的建議下，他登上了前往江津的輪船。

1938年8月3日，已經59歲的陳獨秀，在妻子的攙扶下走下了輪船。妻子潘蘭珍比他小了整整29歲，老夫少妻的組合總是會吸引來不少路人的目光。

雖然陳獨秀已經刻意穿上了白布襯衣，和挺時髦的藍布長褲，眼中一貫的銳氣也並沒有减少，但蹣跚的脚步仍能輕易出賣他的年齡。

到達江津後，陳獨秀最開始是租在一個小客棧裏，條件非常簡陋。而後，才在好友們的安排下，找到了一處固定的住所。

小小的江津，來了一個會被載入史册的“大人物”，雖然他如今並無一官半職，但仍足以讓江津城的士紳、民主人士們都沸騰起來。於是，不少達官顯貴、名流學者，都紛紛前來拜訪。

但很快，大家就發現眼前這個陳獨秀，和他們以前聽說的《新青年》雜誌創始人，那個“狠人”陳獨秀完全不一樣。

就連曾見過他的江津感壩9中教務處主任潘贊化，都這樣對好友何資深感慨：“陳獨秀不行了，沒了英雄氣概，兒女情長。”何資深也只能搖搖頭，附和道：“嗯，他現在講米價，過去是不講這些的。”

是的，正如潘贊化所言，曾經的陳獨秀是完全不知何為兒女情長的。這一點，兒子陳松年體會很深。父親以前是怎麼對他的，又是怎麼對大哥陳延年和二哥陳喬年的，他一直記得。

陳松年還記得七、八年前，父親被關在監獄裏時，他曾去看過一次。當時20來歲的他看見父親渾身是傷，心疼得直掉眼淚。誰知陳獨秀卻沖他發火：“哭什麼哭，沒出息！”一句話，嚇得陳松年趕緊擦乾眼淚。

而在對大哥和二哥的事上，父親則更加嚴苛。當年父親在外留學，陳松年便跟大哥、二哥一起，跟著母親生活在安徽老家。期間，父親幾乎很少跟家裡人聯系，更別提寄錢養家。就連叔祖父陳昔凡病重，他都不曾回來守孝。囙此，延年、喬年從小就不喜歡這個父親，也是有原因的。

陳獨秀和陳延年、陳喬年（劇照）

1915年，陳獨秀從日本回國後，在上海創辦《新青年》。延年、喬年抱著極大的希望，匆匆趕到上海，結果卻並沒有受到父親的絲毫照拂。

當時，兄弟倆白天當苦力賺錢，晚上沒地方住，只能在《新青年》辦公處的地板上睡。幾個月下來，兩兄弟都面黃肌瘦，就連姨母高君曼都看不下去。而陳獨秀自己倒是淡然得很，直接一句“少年人生，叫他自創前途也”，就解釋了一切。

這些小事，陳松年都是知道的，所以對於父親會不會關心自己，他也是不抱任何希望的。但此次帶著祖母從老家趕到江津與父親會合後，陳松年真的覺得他就像變了一個人。

他們過來前，陳獨秀特意在書信裏叮囑：“到重慶下船登岸到客寓，你們都必須坐轎，萬萬不省此小費！”一向眼裡只有大事業，根本看不到身邊人的父親，居然會在意他們坐不坐轎的小事，這是陳松年沒想到的。

一家人共同在江津生活時，陳獨秀甚至還拿出了當爺爺的樣子。時常抱著孫子、孫女們，跟他們逗樂。而更讓陳松年欣喜的是，對於祖母謝氏，父親也是格外孝順。

謝氏並非陳獨秀的生母。陳獨秀的生母查氏早年病逝後，祖父便把他過繼給四叔父當養子，謝氏則成了他的養母。當年養父去世時，陳獨秀人都不知在哪裡。但在江津期間，他卻視謝氏如生母。

每頓飯，陳獨秀都要親自盛好，送到養母手中。至於端水、拿藥，更是事事躬親。後來養母病逝，陳獨秀披麻戴孝跪在靈前，痛哭流涕。那一刻，陳松年意識到父親的心裡，其實也有柔軟的部分。

不只對兒子和養母，變得頗有耐心，對於枕邊人，陳獨秀也溫柔了幾分。陳獨秀一生共有4比特紅顏，到江津後陪伴他的潘蘭珍是最後一比特。

以前跟妻子高君曼在一起時，家務事他基本都不插手，都是高君曼一人忙前忙後，而他只顧著自己那些大理想。但到晚年，他居然會關心起家裏的柴米油鹽。

為了替潘蘭珍減輕負擔，陳獨秀甚至跟附近的農人們學起種洋芋來。偶爾手上寬裕了，他還會特意買點好菜來給妻子打打牙祭。兩口子雖然窮，卻一直挺恩愛。

是什麼讓一向很自我的陳獨秀，有了這麼大的轉變？這個問題，陳松年許久沒能想明白。直到有一次，蔣介石派了人來。

還沒來江津前，蔣介石其實就派人來找過陳獨秀，並拿出了10萬元活動經費。希望他能再創建一個黨派出來，跟共軍對著幹。陳獨秀冷冷地笑了笑，理都沒理他們。

到了江津後，蔣介石更是幾次三番派人來請。有一次，陳獨秀實在被逼急了，直接破口大駡：

蔣介石殺了我兩個兒子，我和他不共戴天！

直到這時，陳松年才明白：對於兩個哥哥的死，父親其實一直在假裝堅強。他不是不疼孩子，只是早早做為一個革命者，他選擇了用類似“苦行僧”的管道來處理親情。

這一點，是他跟好兄弟李大釗在處理親情上，完全不一樣的地方，他倔强到不敢輕易表現出一絲絲的慈父之心。甚至連兩個兒子犧牲時，人們都沒能從他臉上看到淚水。

他唯一一次，忍不住為兩個兒子痛哭，是在1936年西安事變後。那時，大兒子走了9年，小兒子也已經走了8年，被關在牢裏的他，聽說全面抗戰的消息後，專門托人打來一瓶好酒。他斟滿一杯酒，突然老淚縱橫，喊道：“為父的，為你倆酹此一杯”。

痛失兩個兒子，是促成陳獨秀性格轉變的一個重要原因。在年至花甲時，他終於學會了怎麼去愛身邊的每一個人。長孫說這是爺爺“最自由的最後時光”，其實也包括了親情上的自由流露，他終於不再藏著了。

二：一個“窮”字難住英雄漢

在人生的最後4年裏，一個“窮”字貫穿始終是陳獨秀最大的困擾。1939年冬天，同鄉柏文蔚順路來看他，眼見他穿著單薄的棉衣時，忍不住感歎：“仲甫啊，你怎麼會過成這樣！當年你可是豪氣沖天的……”說完，脫下自己的皮大衣，送給了陳獨秀。

在當時很多人眼裡，陳獨秀的窮完全是他自找的。只要他願意接受一些國軍當局的職務，錢自然會送到他手上。

而遠在美國的胡適，也早就給他拋來了“橄欖枝”。在美國混得風生水起，甚至常能見到美國總統的胡適，曾特意邀請過陳獨秀去美國寫自傳。在胡適看來，只要他願意把自己一生的傳奇寫出來，以後自然能吃穿不愁，何樂而不為呢？這也並不算是什麼違反原則的大事。

沒多久，胡適就收到了陳獨秀的回復：

美國我是不去的！現在國難當頭，我應盡自己微薄之力，與大家同甘共苦。再說，我一個中國人，若是真寫自傳，在中國也能寫，何必跑到美國去！

這麼多年他還是這麼“不識時務”、“不懂變通”。

當年新文化運動的幾比特領軍人物中，胡適最後的日子應該算是過得最好的一個。但他一輩子都不會懂得，李大釗為何會寧願赴死，陳獨秀為何會願意5次入獄。正如他此時也想不明白：這麼好的事，陳獨秀為何拒絕，他不是窮嗎？

在當時的情况下，陳獨秀的生活來源主要有4方面：

其一，是靠給鄰居和好友們寫楹聯。當時妻子為了給家裡減輕負擔，背著陳獨秀把自己的首飾都給典當了。好在，陳獨秀還是有些名氣的，當地鄉紳們時不時便找他寫些字畫、詩文。堂堂《新青年》創始人，曾經一字千金，一文難求，臨老了成了賣字的書生，友人們也是唏噓不已。陳獨秀自己，倒是無所謂。

其二，北大同學會的捐贈。《新青年》雖然不在了，但北大學生對他這位“導師”卻並未忘記，時不時就有學生寄些錢來給他。

其三，靠親戚和朋友的接濟。兒子陳松年當時在學校任職，時不時便會拿些錢回來給他。其他親友裏，也總有一些還有往來的。

其四，也是他最大頭的經濟來源：寫書。

晚年的陳獨秀，最大的愛好便是看書，他似乎想把年輕時沒來得及讀的書都給讀了。因為買不起書，他只能經常去小書店書架邊蹭書看。老闆想趕他，便朝他使白眼。陳獨秀不是沒看見，只不過實在沒錢買，只能厚著臉皮假裝不知道。有一次，他竟因體力不支倒在了書店裏。

陳獨秀（劇照）

每次讀完書有所感，陳獨秀一定要在當天寫下來。夏天時，熱得受不了，他便只穿件背心和短褲。蚊子在耳邊嗡嗡響，他就自行製作了一種土蚊香，把屋裡熏得“雲霧繚繞”。到了冬天，妻子又給他發明了一種“火籠”，這才解救了他那凍得握不住筆的手。

有一天，陳獨秀接了一樁“大活”，領回了2萬塊。

當時，當局教育部想讓他編寫一本類似《說文解字》的識字書。陳獨秀覺得，畢竟是教人讀書識字的，倒是可以寫一寫的。為此，教育部還專門給他提前支了2萬塊，這可是一筆鉅款。

可是書還沒寫成，陳獨秀就跟教育部官員陳立夫鬧了起來。陳獨秀覺得此書應命名為《小學識字教書》，但陳立夫卻覺得這裡的“小學”不妥，容易讓人誤解為小學校，所以想讓陳獨秀改一改。

結果陳獨秀始終就是一句話：兩萬元稿費可以不要，但我的文章別說兩字，一個字也不能改！

為了這件事，妻子差點兒跟他吵了起來，但最後，也仍然不得不妥協。這筆錢到死陳獨秀都不曾動一分一毫。

晚年的陳獨秀對親人的態度變化了很多，唯對金錢的態度上一點都不曾改變。世人都說陳獨秀晚年過得淒涼，但他花的錢都是自己能坦然接受的，在那樣的年代，能不受威脅利誘，誰又能說這不是一種自由的。

三：走得突然

晚年的陳獨秀，身患多種疾病，胃病、高血壓他都有。雖然好友幾次帶他去看，終不見好轉，只能臥床休息。

而在這段時間，一比特好友的來訪，讓他頗感欣慰，此人便是：周恩來。

彼時，周恩來正在重慶任談判代表，特意抽空來拜訪陳獨秀。故人相見，陳獨秀艱難地從床上支撐起來，連連說道：“你們來看望我陳某，不勝感激。”

其實，此次周恩來前來，正是想來勸他去延安。可惜，這時候的陳獨秀身體已經不允許了，他表示：“我落後了，年紀也大了，中央開會，我怎麼辦呢？”最後，周恩來還特意拿出100塊大洋給他，但他說什麼都不肯要。

1942年5月份，陳獨秀病危。在生命的最後盡頭，他最放心不下的是妻子潘蘭珍，他叮囑：夫人今後一切自主，生活務自立……

潘蘭珍當時34歲，此後她遵照丈夫陳獨秀所言，在四川工作了4年。抗戰勝利後，她回到上海，與養女生活在一起，1949年11月去世。

辦完喪事，陳松年回到父親住處收拾。發現父親書桌前攤開著那本《小學識字教本》，書名他還是沒改，而他在紙張上留下的最後一個字是：拋。

人們都說，這個“拋”字大概詮釋了陳獨秀晚年的淒涼：客居異鄉、失去李大釗等摯友、失去兩個兒子。

但正如長孫陳長琦所言他在靈魂上是自由的，他也找回了一些東西，比如久違的親情，比如曾經迷失的方向。同時，他更堅守了住了一些東西，比如文人的風骨、革命者的篤定。

2009年按受記者採訪時，陳長琦還意味深長地說了這樣一段話：

“陳獨秀一肩行李、一把雨傘，足迹遍及江淮南北，到處物色革命衕誌……三餐食粥，臭蟲滿被，亦不以為苦……”

說這話時，學理工科的陳長琦用的不是“爺爺”或者“祖父”，而是“陳獨秀”。或許對陳家後人來說，這3個字極具份量的字，早已成為他們前行的動力。而曾經，對那一代的年輕人來說，“陳獨秀”這3個字無疑也是一道耀眼的光亮。

轉自世界通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