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史|曾國藩與李元度:從生死相依到分道揚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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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李元度,字次青,道光元年出生於湖南平江縣沙椴村,4歲喪父,家境貧寒,靠寡母紡紗織布為生。但之後6次參加禮部考試,均未中第。曾國藩比李元度大10歲,雖然他們同為湖南老鄉,但相識相知卻是在北京。當時曾國藩與李元度僅僅是“從遊唱和”“請益詩文”而已,遠未建立所謂的“師生關係”。曾國藩再三勸止未果,從此二人分離,各居一方。這期間,曾國藩與李元度雖然聚少離多,但畢竟相去不遠,情誼依舊。

曾國藩一生信守“寧人負我,我不負人”。唯對一人,心存歉疚,認為“餘平生於朋友中負人甚少,惟負次青實甚”。這個次青,便是平陽才子李元度。這到底是怎麼回事呢?

李元度,字次青,道光元年(1821年)出生於湖南平江縣沙椴村,4歲喪父,家境貧寒,靠寡母紡紗織布為生。但他天資聰慧,過目能誦,且慷慨任俠,勤奮向學,18歲即考上秀才,23歲成為舉人,做過黔陽縣教儒。但之後6次參加禮部考試,均未中第。

29歲那年,李元度獲得了一次難得的機遇,被調到京城出任內閣中書。雖然這只是個從七品官階,但畢竟從湖南的一座小縣城,來到了人文薈萃的京畿重地,不僅可以學到很多東西,還極大地開闊了眼界。更重要的是,在這裡,他遇到了影響他一生同是湘人的曾國藩。

曾國藩比李元度大10歲,雖然他們同為湖南老鄉,但相識相知卻是在北京。當時曾國藩與李元度僅僅是“從遊唱和”“請益詩文”而已,遠未建立所謂的“師生關係”。

咸豐二年(1852年)秋,曾國藩丁母憂回籍,二人的初次交往即告一段落。這期間,太平軍以咄咄逼人之勢,進軍湖南、湖北、安徽等地。曾國藩奉旨赴長沙、衡陽幫辦團練,並招募鄉勇,組軍操演,為其生平治軍之始。這時,李元度也被調到湖南郴州任州學訓導,掌管一個地區的教育。

曾國藩練兵之初,事事草創,舉步維艱,迫切希望招募志同道合、以天下為己任的飽學之士來輔佐自己,成就一番驚天偉業。但當時的曾國藩僅為在籍侍郎,未授實職,人微言輕,四處受氣。充任其幕僚,不但風險極大,而且並無實際利益和誘人前途可言,囙此主動投靠者寥寥無幾。這一時期曾國藩的幕僚多為至親好友、親朋子弟和降革人員。所以不難想像,當李元度託名羅江布衣,給曾國藩寫了一封建言時局、縱談兵略的千言長信時,曾國藩的欣喜之情溢於言表。

當曾國藩幾經周折,最後終於知道“羅江布衣”就是故人李元度時,不禁大喜過望。他稱讚李元度:“非君之才,何以能寫出這樣的文章!”於是,曾李之間開始了他們相識以來第一次推心置腹的交流。曾國藩這才知曉李元度博通古今,滿腹經綸,非尋常輩可比,遂熱情相邀,“引與規劃軍事”。

但李元度此時還頗為猶豫。畢竟他是家中獨子,當年寡母含辛茹苦,撫養自己成人。如今投筆從戎,置身沙場,一旦自己有個三長兩短,家中老母誰來養老送終?但曾國藩求賢若渴,不僅言辭懇切地給李元度寫信,曉之以理,動之以情,而且私下裏做通了李母的工作,解除了李元度的後顧之憂。咸豐三年(1853年)臘月,33歲的李元度終於為曾國藩的誠意打動,做出了自己人生的一次重大抉擇——辭官回到老家平江,在本地征招500名鄉勇,稍加訓練就率部直奔衡陽曾氏大營,成為曾國藩身邊一比特重要的謀士。自此李元度即追隨曾國藩左右,司奏摺箋牘等件。他們共住一舟,朝夕相處,亦師亦友,情誼日深。曾李二人之間的關係也由此進入親密無間的嶄新時期。

曾國藩雖創立了湘軍,但他並不是一個成功的指揮官。曾國藩“用將則勝,自將則敗”,湘軍與太平軍交戰之初的幾次敗仗,都是他自己擔任指揮官時的“傑作”。

咸豐四年(1854年)正月,曾國藩親率湘軍水陸兩師共1.7萬餘名官兵,浩浩蕩蕩地出發了。經過將近兩年的嚴格訓練,曾國藩躊躇滿志,意氣風發,期望自己能够一鳴驚人,挽狂瀾於既倒。卻不想幾天之後,就在靖港遭到慘敗。要不是撤離得快,曾國藩也難免成為太平軍的俘虜。曾國藩沮喪到極點,覺得無顏見人,準備自殺以謝罪。當船行至靖港對岸的銅官渚時,曾國藩支開左右,一頭紮入水中。幸虧李元度早有預見,忙命人入水將其救起。

曾國藩此次出師不利,自殺不成被部屬救回長沙,“為通省官紳所鄙夷”,曾國藩自視為平生“五大耻辱”之首。他悲觀到了極點,回到長沙後不肯更衣,蓬頭垢面,不飲不食。更有甚者,他寫好了遺囑,密令他的八弟曾國葆替他把棺材買好,隨時準備再次自殺。

值此窮蹙困窘之時,曾氏幕僚多半散去,結義至交如郭嵩燾、劉蓉亦不能免,獨李元度始終追隨左右,不離不棄。由此曾李感情進一步加深,成為患難交契的摯友,忠篤於師友之情。

李元度畫像

就在這時,自湘潭傳來了塔齊布與彭玉麟擊敗石達開部將林紹璋的捷報,湘軍終於可以揚眉吐氣了。事實證明,曾國藩編練湘軍的心血沒有白費,長江南北總算有了一支可用之兵。但咸豐皇帝對曾國藩的印象實在太壞,不但臭駡了他一通,還革去了他的禮部侍郎職,“責成其戴罪剿賊”,原來的部下塔齊布反倒成了曾國藩的上級。但這還不是對曾國藩最大的打擊。按照清朝的制度,革職的官員不得有專折上奏權。臣情無法上達,皇帝自然很難瞭解下邊人的苦衷。李元度深知失去專折奏事權將意味著什麼。他為曾國藩的前途憂慮,也為自己的命運擔憂。一日夜晚,李元度將一份《革職待罪臣曾國藩乞請專奏以速戎機事》的奏疏呈給了心緒紛亂的曾國藩。曾見後卻大為不悅,因為革職後專折奏請本屬“犯法”之事,加之咸豐皇帝此時猜忌頗多,上奏的結果肯定會凶多吉少。但李元度始終堅持己見,曾國藩只好同意。李元度又將原折一改再改,並以軍情變化萬端、隨時奏報聖上為主旨。寫完後,密封上達。幾日後,朝廷即下諭特許曾國藩單銜專奏。李元度為曾國藩爭取到專奏權後,曾國藩對他更加信任。兩人臥同室、遊同舟、飯同食,形影不離。而似奏摺信緘之類,也大多出自李元度之手。

咸豐四年(1854年),曾國藩率湘軍水師入鄱陽湖,在湖口為太平軍所阻。太平軍見湘軍大船勢孤,便派出小船迅速包圍了曾國藩的坐營,同時放火燒船,船借風勢,直入曾國藩營壘。湘軍水師無法抵抗,幾十艘船頃刻化為灰燼。次日,太平軍又將所獲船隻改裝成官軍模樣,據湖口上游誘使湘軍跟進,至湖口又斷其歸路。在太平軍的猛攻下,湘軍水師不支,死傷甚多。曾國藩的坐船也被團團圍住,無望中他再次投水自殺。李元度見狀捨身相救,拼死力終將曾國藩抱過了江,使曾再一次倖免於難。

這次兵敗,曾、李二人都感到切膚之痛,只不過雙方的反應卻大相徑庭。曾國藩自此遇事講求一個“退”字,即不做絕人之路的事,凡事多留幾招。而李元度則從這次戰事失利中,感受到獨立統兵的重要性,開始謀求從“筆桿子”向“槍桿子”轉變。

咸豐五年(1855年)正月,在李元度的執意要求下,曾國藩終於同意他回鄉募勇,並自行管帶操練。

客觀而言,這是當時戰事發展的必然要求——九江湖口慘敗,曾國藩甚至喪失了座船,主要就是因為湘軍水師孤懸,與陸師相隔甚遠,不能互相配合的緣故。囙此,曾國藩迫切需要一支既能平日裏貼身護衛、關鍵時刻又可以串聯起水陸兩師的機動部隊。這才有了李元度“銳意經營平江勇”的機會。但主觀上,李元度能够由幕僚而昇為統將,歸根結底還是因為曾李之間極其深厚的私人感情。實際上,有“識人之明”的曾國藩並不看好李元度去帶兵打仗,認為“實非其所長”,幾次欲“封锁之”。不過,平江勇創立之初,與湘軍水師同紮南康,咫尺相依,互為拱衛,並用以護衛曾國藩之近身,在軍事上的效果還是非常明顯的。

然而心存大志的李元度並不滿足於作為一支“親兵衛隊”,幾個月後,便率平江勇移師湖口。曾國藩再三勸止未果,從此二人分離,各居一方。這期間,曾國藩與李元度雖然聚少離多,但畢竟相去不遠,情誼依舊。所以咸豐七年(1857年)二月,曾國藩因父喪,堅意丁憂,未及清廷準予,便與曾國華離開湘軍大營回籍守制時,最放心不下的還是李元度。故於行前,再三致書李元度,殷殷道其委屈,申其繫念愧疚之情。及返故里,懸念如故,並屢屢告知諸弟,讓他們親近李元度,可見二人關係之深厚。

咸豐七年(1857年)六月,曾國藩因向清廷索要地方實權未果,弄巧成拙,被咸豐皇帝削除兵權,准其在籍終制。曾國藩啞巴吃黃連,有苦難言。他閒居家鄉,感懷故舊,念念不忘的還是與自己患難與共、情誼深厚的李元度。他在給李元度的書信中重申“三不忘”誓言,甚至想結下兒女親家,“以明不敢負義之心”。

在曾國藩的極力促請下,李元度終於由胡林翼奏保入浙江參戰。李元度在浙西防守廣豐、玉山,連日力戰卻敵,解浙境之危,得到了當地官民稱頌,聲名大震。浙江巡撫向清廷保奏其為道員,李元度終於依靠自己的努力,建立勳望,打出一片天地來。

咸豐八年(1858年)五月,在胡林翼、駱秉章等人聯合奏請之下,清廷重新啟用曾國藩。曾國藩複出後,馬上要求李元度再回湘軍大營,而將平江勇轉屬沈葆楨統帶。至此,曾李二人得以分而複合。為彌補歉疚,曾國藩即奏保元度按察使銜並加給勇號。

曾國藩讓李元度重新回到自己身邊,本是出於好意。於公而言,他深知帶兵打仗並不適合元度,這樣做也是用其所長;於私而言,運籌帷幄之中遠離戰場危境,對李元度及其高堂老母,未嘗不是一種照顧。但曾經沙場、躊躇滿志的李元度顯然並不領曾大帥的情,不久即以請假返鄉探母為由,負氣回家休息去了,甚至曾國藩屢次催他返營,也一推再推。李元度在家賦閑了近一年時間,直到新任浙江巡撫羅遵殿有意重召他率平江勇援浙,這才準備重新出山。此時,曾李之間的關係已經開始出現了裂痕。

李元度書法

當然,這時的他並沒有忘記徵求曾國藩的意見。李元度未及成行,浙江戰局驟變。咸豐十年(1860年)二月,太平軍攻陷杭州,羅遵殿以身殉職,李元度複出帶兵之事遂告擱淺。這時,新任浙江巡撫王有齡又利用李元度的不滿情緒,和他拉上了關係,對他屢加保舉,任命其為浙江溫處道道員。曾國藩對此大為不滿,他明確告訴李元度,王有齡此舉旨在分化湘軍,而李元度投靠王的門下,也有背叛師門之嫌。李元度意識到問題的嚴重性,又見曾國藩此時已實授兩江總督,自己也沒有必要改換門庭,便答應不去浙江。於是,曾國藩向清廷奏請,改授李元度為安徽徽寧池太廣道,從空有其名的浙江溫處道,一躍成為皖南地方主官。但初擔重任、春風得意的李元度不曾想到,等待他的是一場刻骨銘心的慘敗。

咸豐十年(1860年)春,太平軍發起新一輪的攻擊,江蘇、浙江、安徽等地告急,曾國藩率軍入駐祁門。此時江忠源、羅澤南、李續賓、曾國華等能獨當一面的湘軍將領均已相繼戰死,曾國藩在用人上難免捉襟見肘。八月初七,李元度率領新招募的3000平江勇剛到祁門大營,曾國藩便命其據守徽州。他當然知道帶兵打仗並非李元度所長,但也實在找不出更合適的人選,故於其行前反復叮嚀,誰知李元度並不在意。李元度哪裡曉得,此時的皖南軍務已陷逆境,危機重重。平江勇八月十四日開進徽州城,十六日,太平軍將領羅大綱就率領4萬人馬直逼徽州城下。李元度畢竟是文人帶兵,軍事上還比較外行,可是接連打了幾場勝仗,不免有些飄飄然。此時的他早已忘記了曾國藩的“約法五章”和“只可固守,不可出城決戰”的告誡,也忽視了湘軍最為重視的紮營、築壘戰法,貿然率軍出城,與進攻徽州城的太平軍對陣,想趁其立足未穩,速戰速决。誰知平江新勇未經戰陣,一戰即潰,只得退守孤城,期待後援。

屋漏偏逢連夜雨。就在李元度四處佈防、疲於招架之際,城內那些原本因為欠餉心存不滿的綠營軍突然聚眾嘩變。他們裡應外合,反戈一擊,打開城門讓太平軍蜂擁進城。初臨大戰的平江勇頓時驚慌失措,倉皇四散。兵敗如山倒,李元度雖竭力抵擋,卻有心無力,回天乏術了。最後,只好在少數親隨的護衛下,奮力突圍,逃出城外。八月二十五日,徽州城遂告失守。

徽州失守的嚴重性,堪比三國時的馬謖失街亭,不僅使祁門變成了前線,更要命的是曾國藩的精心部署全被打亂,皖南戰局急轉直下。處於驚濤駭浪中的曾國藩遠沒有諸葛亮上演“空城計”時的從容與鎮定,他私下裏已現絕望之情,並偷偷地寫了遺囑,寄給家中的兩個兒子,交代了自己的後事。

就是在“連日憂灼之至,竟夕不能成寐”的情况下,曾國藩也並未有過多責怪李元度的失職,只是認為其“矜誇虛浮,不堪重用”,反而為其生死擔憂。儒家崇尚殺身成仁,捨生取義,清廷對於陣亡、殉職的文武官員,無不優予撫恤。所以當曾國藩接到李元度的報敗之信後,方知他並未陣亡,亦未殉職,且語“多怙過飾非之詞”,十分震怒。及至見李元度回來後毫無悔過與歉疚之意,更是怒不可遏。於是,治軍嚴明的曾大帥也不顧往日的情分,决心揮淚斬馬謖,向朝廷嚴劾李元度,請旨將其“革職拿問”。但曾國藩畢竟念及二人私誼,並沒有做進一步的追責,只是讓其停職返鄉,閉門思過。

徽州之敗,雖然使得曾李關係再生裂痕,但確由李元度的過失而起,曾國藩作為首長領導,上奏彈劾,於情於理,都不為過。囙此,這一事件對於兩人的師生情誼並沒有造成太大的傷害。及至後來李元度急於擺脫不利處境,期盼東山再起,竟然不聽胡林翼等人的勸阻,不惜背叛師門,投靠王有齡,方使二人關係惡化。曾國藩再次上奏彈劾李元度,清廷將李元度革職,“發往軍臺效力”。此時,曾國藩、李元度已經走到了完全决裂、形同陌路的邊緣。後來經過左宗棠、沈葆楨、李鴻章等聯名奏保,皇帝才收回成命,李元度得以免遣戍邊,放歸鄉里。

賦閑鄉里的李元度並沒有就此意志消沉,他繼承了中國知識份子“不戚戚於貧賤,不汲汲于富貴”的人文品格,在家鄉發起並編纂了《平江縣志》,參與《湖南省志》的編寫,在家鄉創辦爽溪書院。他還完成了《國朝先正事略》《天嶽山館文抄》《天嶽山館詩抄》等30多種著述,自成一家之言,具有相當學術價值。

兩年之後,湘軍攻克天京。李元度聞訊後,為湘軍的勝利而歡欣鼓舞。“平生報國心猶在”,他忘了自己是一名已被削職為民的白丁,再次奮筆疾書,給曾國藩寫了封洋洋灑灑數千言長書。

李元度的一片赤誠,也觸動了曾國藩。加上李鴻章、彭玉麟等人多次進言。於是曾國藩於同治三年(1864年)八月十三日,上奏清廷,為李元度請功。

李元度雖然屢遭老友曾國藩的彈劾,心有怨念,然而畢竟看到了曾國藩真誠的悔歉,所有恩怨一笑泯之。這之後兩人長期保持通信聯系,每逢年節互致問候。李元度所著《國朝先正事略》一書寫成後,李寫信並將書稿寄給曾國藩,向他索序。此書受到曾國藩的高度推崇。

同治十一年(1872年)元旦後的第二天,曾國藩的生命畫上了句號,終年62歲。曾國藩病逝後,李元度寫了12首詩以寄悼念,詩中對曾國藩給予了高度評價。其中一首是這麼寫的:

記入元戎幕,吳西又皖東。

追隨憂患日,生死笑談中。

末路時多故,前期我負公。

雷霆與雨露,一例是春風。

好個“前期我負公”,表明李元度後來終於意識到自己身上的毛病,對以前的問題有了清醒的認識與反省,並表達了歉意。

好個“一例是春風”,則將彼此的嫌隙輕輕吹去。

在歷經宦海浮沉之後,特別是當曾國藩改變態度之後,李元度仍然不免於他人的彈劾,彼時彼刻他或許才真正認識到自己的根本問題,於是,才有“前期我負公”的反省。

光緒十年(1884年),中法戰爭爆發。國難思良將,次年春,慈禧太后召見李元度。65歲的李元度被授貴州布政使兼按察使,負責全省的政務和刑獄。老驥伏櫪,志在千里。李元度果然不負眾望,在任3年多,政績斐然。但超負荷的工作,終於使他病倒了。光緒十三年(1887年)九月二十七日,李元度在貴州布政使公署辭世,堪稱以身殉職。

李元度曾在《哭師》詩最後一首中飽含深情地寫道:“程門今已矣,立雪再生來。”用“程門立雪”的典故,表達願來世再為師生的心願,情深意篤,感人肺腑。

李元度病故後,時人將他附祀於長沙曾文正公祠,不用等到“來生”,曾國藩與李元度又相伴在一起,從此再也不分開了……

來源:各界雜誌2021年第9期

作者:葉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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