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丨林汣琰

編輯丨吳酉仁

求問：清朝最後一個太監孫耀庭說“看到皇帝大婚，我高興的一夜沒睡，打心眼裏為清朝的昌盛自豪”，是真的嗎？

孫耀庭沒有說過這句話。

首先，溥儀大婚迎娶婉容，是在1922年的12月。當時是民國，清朝滅亡已逾十年之久，不可能有任何一個太監會在溥儀婚禮上生出“打心眼裏為清朝的昌盛自豪”的怪異念頭。

其次，據賈英華所著《末代太監孫耀庭》一書的記載，孫耀庭對溥儀婚禮的觀感其實不佳。他當時為了看熱鬧，“穿靴戴帽，拾掇整齊了”在乾清門前跪著迎候喜轎，目睹了隆重的婚禮陣容。但隨後發生了“皇上壓根兒就沒到喜房去，而在養心殿裏呆了一宵”的怪事，引起了宮內的各種私下議論，造成了一種“莫明其妙的沉悶”。孫耀庭對這場婚禮的感受是“奇怪”，而非所謂的“看到皇帝大婚，我高興的一夜沒睡”。孫耀庭晚年接受媒體採訪，也曾多次回憶溥儀大婚的情形，不但無隻字提及“看到皇帝大婚，我高興的一夜沒睡”，反而表達了諸多對溥儀的不滿，認為溥儀是一個“多疑、刻薄”之人。

孫耀庭關於“皇上壓根兒就沒到喜房去”的回憶，溥儀在《我的前半生》中也提到過。

溥儀的說法是，他去過坤甯宮那間不過十米見方的喜房，但這間暗紅色的屋子讓他覺得氣悶，“紅帳子、紅褥子、紅衣、紅裙、紅花朵、紅臉蛋……好像一攤溶化了的紅蠟燭。我感到很不自在，坐也不是，站也不是。我覺得還是養心殿好，便開開門，回來了”。溥儀還說，他回到養心殿後，既無意體會被扔在坤甯宮的婉容是何種心情，也不在乎宮內會引發何種私議，而是開始胡思亂想：“我有了一後一妃，成了人了，和以前有什麼不同呢？如果不是革命，我就開始親政了……我要恢復我的祖業！”但按孫耀庭後來耳聞的說法，溥儀此舉或另有生理方面的緣故。

其實，即便溥儀大婚沒有發生任何“奇怪”之事，遜清小朝廷裏也鮮少會有太監“高興得一夜沒睡”。這是因為晚清的太監大多出身貧苦家庭，做太監的初衷並非報效皇帝，而是走投無路來尋找生機。按在光緒、宣統時代做過首領太監的信修明的說法便是：

“當太監的初願，都是為了發財，買些驢牛和田地而來的，但能達到願望的百不挑一。”

普通太監之所以難以達成發財的願望，是因為清代太監的月食錢很少。“凡是太監，初進宮月食錢糧二兩。另加恩賞銀五錢，這就是分外的皇恩了。在各宮殿當差，熬星星熬月亮，熬到每月食錢糧二兩五，再進一步到了月食三兩，就叫挑大糧，差不多在宮中處所就有了角色。當太監養父母兄弟尚不足，家屬仍須自己湊合維持生活。”當然，如果熬上個十年二十年成了“走庫的大師傅”，有機會接觸到給皇帝、太后們籌備筆墨紙硯、裝裱字畫之類的工作，也可以變成年收入上千兩銀子，“一年或兩年，家中可置上三兩百畝土地”的闊太監。

被稱為“末代太監”的孫耀庭生於1902年。他在辛亥年前夕由父母主持淨身，目的便如信修明所說，純粹是為了發財。當時的孫家不但經濟困頓，還攤上了官司，已至窮途末路。但天意弄人，孫耀庭的傷口剛剛痊癒，“能掙扎著起身時”，便傳來消息說清帝已經遜位，時代已進入了民國。時代雖變，孫耀庭卻沒有退路，只好仍於民國五年（1916年）來到京城，找門路去到愛新覺羅·載濤的府中做了太監；後來又想辦法進了紫禁城，成為遜清小朝廷眾多“奴才”中的一員。對孫耀庭而言，做太監只是一份無可奈何的工作，他對溥儀無所謂熱愛，也不存在忠誠。

不過，做不成清廷的太監，只能在遜清小朝廷裏做事，也未必是件壞事。清廷已亡，小朝廷內部人心渙散，對太監的管制也鬆懈了許多。抱著發財夢而來的眾太監們，便有了更高的“搞錢自由度”。開賭場者有之，盜竊寶物者有之，受賄貪污者有之。溥儀對此心知肚明，只是苦於無力管制。他後來回憶說：

“到我結婚的時候，偷盜已發展到這種程度：剛行過婚禮，由珍珠玉翠裝嵌的皇后鳳冠上的全部珍寶，竟整個被換成了贗品。……今天想起來，那簡直是一場浩劫。參加打劫行徑的，可以說是從上而下，人人在內。換言之，凡是一切有機會偷的人，是無一不偷，而且盡可放膽地偷。”

遜清小朝廷時代，紫禁城內的偷盜案層出不窮。壽皇殿的秦鐘和掛燈丟了，重華宮的金海碗和金香爐也丟了，養心殿的太監也做起了盜竊夜明珠的勾當。最讓溥儀疑心的，是1923年6月發生的建福宮大火。當時，溥儀正準備清點宮中財物，結果“建福宮的清點剛開始，六月二十七日的夜裡便突然發生了火警，清點的和未清點的，全部燒個精光”。再後來，又發生了養心殿無逸齋火警事件，有人拿浸過煤油的棉花縱火未遂。如此種種，甚至讓溥儀擔憂會有太監要謀害自己——1911年1月1日，便曾發生過太監因私怨刺殺恭王的事件。

太監與遜帝如此這般離心離德互相提防，自然不會發生“看到皇帝大婚，我高興的一夜沒睡”之類的事情。太監們自我閹割，以放弃人格為代價（孫耀庭淨身後便長期遭受社會的歧視）入宮為溥儀服務，本只是為了逐利。逐利者很難對溥儀生出真愛和真認同。溥儀能給到他們期望中的利益，他們便為溥儀好好服務；溥儀給的利益低於期望，他們也可以將溥儀耍來耍去。

1923年7月，擔憂“第二次火灾就要發生了”的溥儀，决定遣散紫禁城內的全部太監（後留下了20名）。為防止太監鬧事，溥儀請了時任京畿衛戍總司令的王懷慶率軍入駐紫禁城，然後將太監們集體召集到乾清門，宣讀了遣散的决定。據溥佳回憶，因為無處投奔，也沒有別的謀生技能，“大家都非常恐慌和憤慨”“有的慘號大哭，有的高聲咒駡”。當時共計裁撤了700多名太監。首領太監每人發遣散費200元，普通太監每人發20元。在宮內搞到了錢的太監回到自家產業裏，過起了悠閒的生活；沒機會搞到錢的太監則滯留京城，過得猶如逃荒難民。

但僅僅一個月後，溥儀便“又叫回了100多名太監，並增添了十餘名外隨侍”。原因是他已過慣被太監們圍繞的生活，突然失了圍繞極不適應。這一百多名太監裏，便有被稱為“末代太監”的孫耀庭。

好景不長。1924年11月溥儀被馮玉祥的部隊驅逐出宮後，孫耀庭再次失業。1932年，溥儀前往東北做了日本人的傀儡，曾派了人來京城招募了二十餘名舊時太監前去填充宮廷。不料此舉引起日本人的反感，這批太監“往返一月，僅領得路費五十元，痛哭一場而返”。有人據此寫文章諷刺說：日本人不許溥儀設太監，自然是因為日本人將太監視為無用的“贅疣”；將來溥儀也會有被日本人視為贅疣的那一天，那時的溥儀“恐怕還不如太監可以拿到五十元的路費呢”。

不過，偽滿洲國的宮廷裏，確實是有太監的——日本人很快就懶得阻撓溥儀了。1930年代後半期，溥儀通過所謂的“清室駐津辦事處”，不斷搜羅在紫禁城做過太監的舊人。一些生計艱難者聞訊後也曾主動前往長春要求為溥儀工作。其中就有孫耀庭——1939年4月，“清室駐津辦事處”曾接到消息稱，“現在京內有李延年、劉來奇、孫春壽，該三人均住興隆寺，願前往當差”，孫春壽便是孫耀庭。

這些太監去到長春後，得到的並不是“老主子”的親切關懷，而是低劣的飲食、微薄的俸祿、嚴密的互相監視以及隨心所欲的毒打。於是，在1940年，先後發生了太監劉景祉和郭德順逃跑的事件（孫耀庭後來也借病離開了）。溥儀雷霆震怒，下命令給留在關內的載濤，要他務必在北京將逃跑者抓住，然後或送往長春，或在京對其實施懲戒。

這是很荒唐的緝捕命令。它透露出來的資訊是：清廷滅亡近三十年了，溥儀仍視昔日太監為自己的奴才和私產，仍在為連太監都不肯全身心承順皇帝而氣急敗壞。

（來源：騰訊新聞）

賈英華：《末代太監秘聞-孫耀庭傳》，知識出版社1993年版。新覺羅·溥儀：《我的前半生》，同心出版社2007年版，第115-116頁。第126-127頁。信修明著；亞倫整理：《老太監的回憶》，北京燕山出版社1987年版，第100-102頁。《恭王被刺之四說》，《時報》1911年1月29日。（英）莊士敦著；富强譯：《紫禁城的黃昏》，中國市場出版社2007年版，第357-359頁。《溥儀召太監》，《時報》1932年4月5日《日人反對太監》，《新聞報》1932年5月29日。雞晨：《日本人目中的太監》，《新聞報》1943年6月1日。王慶祥：《偽帝宮內幕》，吉林文史出版社1986年版，第110-112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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