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古今中外的帝王們中間，大明王朝開國皇帝的出生大概是最草率的了。

元帝國的糟糕統治使貧農朱五四對生育已經不感興趣。四十七歲的他已經被生活折磨得完全像個老頭了。他和四十二歲的陳二娘此時已經有了三男二女，在這個年歲，再懷孩子，會被人笑話，然而一不小心，還是懷上了。

朱五四夫婦已經習慣了聽天由命。既然懷上了，那就揣著，就好比兜裡揣個南瓜。問題是朱家的房子對這個即將問世的新生兒來說太局促了點。一家七口，擠在濠州鐘離東鄉三間低矮的茅草房裏。一家人一年辛苦到頭，糧食還總是不够吃，每年總有一兩個月靠野菜度日，吃得全家大小面孔發青。

蒙古人征服中國後的第四十九年，元文宗天曆元年九月十八日，陽曆1328年10月21日的中午，朱元璋降臨人世。沒有任何人注意到這個新出生的生命。這孩子在世上就像野地裏的一棵草，多他一根不多，少他一顆也不少。連名字都不用費心，這孩子屬“重”字輩，排行第四。不過傳統社會習慣大排行，親兄弟加堂兄弟按順序排下來，正好第八，就叫“重八”。

二十五歲以前，朱元璋對生活最深刻的感受就是：饑餓。

朱元璋一生中經常做的一個夢是一桌大魚大肉擺在面前，可是當他伸手去抓時，卻被各種各樣的意外打斷：飯桌突然消失，大魚大肉忽然變成一堆土坷垃，或者是，他突然被一隻大人的手拎起來扔到屋外。從夢中驚醒，他會聽到自己肚子裏不斷的腸鳴，饑餓感像一把刀子一遍遍地刮著他的腸胃。

未來的太祖皇帝早年最大的人生理想是能痛痛快快地吃一頓飽飯。

一年到頭，朱五四一家都是以世界上最粗糙的糧食來填充胃腸。而且，即使是這最粗糙的糧食也總是不够。那口破鐵鍋，只在過年過節時才能見點腥。

這不是貧農朱五四一家一戶的狀況。這是大元帝國裏多數農民的景况。不止大元如此，幾千年的王朝時期，這片土地一直是一隻巨大的空蕩蕩的胃。

西元前三百年，孟軻奔走各國，大聲呼籲他的政治主張。而他自視為完美的政治目標不過是“樂歲終身飽，凶年免於死亡”，也就是說，風調雨順的年景，大家都能吃飽；饑荒年份，也不至於餓死人。他用形象化的語言來誇飾他的政治理想：“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雞豚狗彘之畜，無失其時，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畝之田，勿奪其時，數口之家可以無饑矣。”

這沾沾自喜的誇飾帶給我們的卻是一種酸楚的感覺，然而，這個可憐的理想很少在這片土地上實現過。饑餓和赤貧始終追隨著我們的祖先，連同戰亂和災禍，從孟子的時代穿越漢、唐、宋、明。兩千年間，豐衣足食的盛世遠少於爨骨為炊的悲慘歲月。

02

戰國後期，中國人就已經懂得精耕細作，漢代的畝產量，據學者寧可計算，就已達到一百四十至一百五十斤左右。這個在現在看來不起眼的產量卻讓世界上其他地區追了一千多年也沒追上，以英國為例，直到十二三世紀時，他們的畝產才達到九十七斤。按理說，我們的祖先在這片土地上應該能生活得很舒適。

但是，有三個因素剝奪了他們舒適生活的權利。

第一個因素是人口壓力。前工業時代中國人口的增長速度快於絕大多數國家和地區。西歐在從西元2年到工業革命前的一千七百年間平均年人口增長率為百分之零點零六五，而中國在西元2年至鴉片戰爭爆發的1840年期間平均年人口增長率約為百分之零點一一，高出西歐近一倍。中國古代人口增减迴圈週期之頻，增長梯級之多之高，在前工業時代的世界歷史上都是絕無僅有的。

囙此中國土地雖然遼闊，但人口密度一直遠遠大於歐洲。根據趙岡和陳鐘毅的研究，中國封建社會中人均佔有耕地面積，在北宋以前大體上維持在十畝左右。北宋後，人均耕地面積下降到十畝以下，到十九世紀下半葉，人均耕地面積更劇減到不足三畝。而到十三世紀，英國農民平均耕地較少的時期，一個農民的可耕地還有十八畝以上。

幾千年來，中國這片廣袤的土地上，只要有了一畝閑田，馬上會生出一個孩子來佔據。填滿這張嘴，同時再生出盡可能多的嘴，這個簡單的目標吸引了中國人的過多注意力，使他們無力顧及到人的其他需求。所以，雖然農業技術在不斷地進步，雖然中國農民一直是那樣堅忍勤勞，可是最廣大的中國底層社會一直在半饑半飽中掙扎。

朱元璋一家就是典型代表。朱家世代平民，祖上沒出過一個半個有點身份地位的人。元至正十六年（1356），二十九歲的朱元璋攻下集慶（也就是今天的南京），身名已顯，霸業初定，第一次有了追根溯源的念頭。他隱約記得父親說過，自己祖上住在南京附近的朱家巷。派人找了幾天，才發現朱家巷是離南京城四十裏的一個小村。此時村中還生活著幾家窮困潦倒的朱姓後代，聽說攻佔此地的紅巾軍大元帥居然是他們的遠支本家，大喜過望，一起來到南京城內拜見。朱元璋十分興奮，與他們親親熱熱地“敘長幼之禮，行親睦之道”，大家坐在一處，一起回憶老朱家的歷史。據老人們說，朱家最早好像是江蘇沛縣人，算來還是漢高祖劉邦的老鄉。不知何時，流落到了南京附近。

正是人口壓力，導致朱元璋的祖先世代逃難，不停搬家。

朱元璋小時候聽父親講過，他們這一支離開南京城外朱家巷，是在祖父那一代。因為南京附近的幾畝薄田養不活日漸長大的幾個兒女，祖父朱初一逃亡到江蘇盱眙，其時元滅宋戰爭過去不久，盱眙人口稀少，荒田頗多。祖父在此“開墾兵後荒田”，艱苦成家，一家人起早貪黑拼命幹活，逐漸有了點家產，一個銅板一個銅板地積攢，給兩個兒子都娶上了媳婦。

就像祖父所希望的那樣，家族人丁興旺，兩個兒子加在一起，很快給他生了五個孫子孫女。辛苦置下的幾畝地養不活迅速繁衍的人口，俟祖父一去世，兩個兒子就不得不變賣家業，各自尋找地多人少的所在謀生。

朱五四八歲就隨父親從南京逃到江蘇盱眙，娶妻生子後又搬到安徽五河，隨即搬到靈壁，不幾年遷到安徽虹縣，五十歲上又搬到鐘離東鄉。這一次他住的時候最長，在那整整生活了十年，並在這裡生下了朱元璋。朱元璋十一歲那年，再遷到西鄉，過了一年，又遷至太平鄉孤莊村（今安徽鳳陽縣治西南約十裏處的二十營）。總計他六十四歲的一生，凡七次遷移。在每一地，最長不過十年。

並不是這個老實巴交的農民喜歡浪蕩，實在是以江淮大地之遼闊，卻難以找到能養活他這至卑至賤一戶草民的幾畝田地。當然，汗水絕對不是白流的。朱五四一輩子當牛做馬，換來的是六個兒女一個個長大成人，成家立業。元璋的大哥娶上了媳婦，給五四生了兩個孫子。二哥、三哥雖然入贅，好歹也算成了家。兩個女兒也都出嫁了。雖然兒女們個個都是文盲，註定一生都要在半饑餓中度過，但朱氏一門的血脈，在中國大地上，終於又進一步發展壯大，在這片絕大多數人都艱難求食的土地上，頑強地擠出了自己的一塊生存空間。這不能不說是生物學意義上生存競爭的重大勝利。

可惜朱家列祖列宗不及親見他們的孝子賢孫朱元璋在生育競賽中後來又取得了何等驚人的成就。朱元璋稱帝後，把朱氏家族所有潜在的生育能力發揮到了極限。他本人生了二十六個兒子，十六個女兒。他又鼓勵自己的後代多生子女，不必承擔任何工作，只需按人頭領俸祿。於是，明弘治五年（1492），我們在史書中見到山西巡撫楊澄籌上報的一個令人吃驚的消息：晋府的慶城王朱鐘鎰又一次重繪了老朱家的生育記錄，到這一年的八月即生有子女九十四人，孫一百六十三人。

慶成王一府的人口增長，僅僅是明代皇族人口爆炸的一個縮影。據王世貞估算，每十幾年，明宗室人數增加百分之五十。另據徐光啟推算，明宗室人數三十年左右即新增一倍。朱元璋建國之初，分封子孫於各地，“初封親郡王、將軍才四十九比特”。宗室人數總共五十八人，永樂年間增至一百二十七人，嘉靖三十二年（1553）增至一萬九千六百一十一人，萬曆三十二年（1604）又增至八萬多人（陳梧桐《洪武皇帝大傳》）。而據安介生等人口史專家推算，到明朝末年，朱元璋的子孫已經繁衍到近一百萬人之多。如果大明王朝能“再活五百年”，那麼朱姓子孫遲早會壓塌半個地球。

03

為什麼傳統時代的中國農民有這麼强烈的生育衝動？

舊時代的人生活離不開家族。人多勢大的家族往往恃强為勝，占盡上風，人丁孤單的弱族則往往處於受淩虐地位。在這種情況下，人口自然多多益善。生存競爭的需要使舊家族產生一種無限擴張人口的內在衝動。傳統時代的中國人，是被鎖定為傳宗接代鏈條上的一個環節，篆刻為祠堂牌位上的幾個漢字。傳統家庭中，家長是絕對的權威。囙此，多生養子孫，是實現和擴張這一權威的最重要管道。至於孩子生下來，能不能受到教育，未來的生活能不能幸福，似乎不是他們認真思考過的問題。所以，儘管一生都是顛沛流離當中，朱五四還是不遺餘力地像倭瓜甩蔓一樣，東一個西一個地生。

在世界上其他國家，很少發現中國這樣的生育激情。在歐洲幾千年歷史中，墮胎和弑嬰一直是常用的控制人口手段。歐洲人老了之後不依靠兒女贍養自己，也根本不知道原來人死後在陰間得靠紙錢作為經濟來源，他們死後或者魂飛烟滅，或者直接昇了天堂花天酒地吃喝不愁。囙此從文明源頭開始，歐洲人對生育就抱著一種警惕的態度。古希臘思想家一直強調控制生育。亞里斯多德認為，人口增殖與城邦的經濟政治狀況有密切的聯系：“繁殖如無限制，勢必導致貧窮……跟著貧窮，又導致內亂和盜賊。”他說：“凡以政治修明著稱於世的城邦，無不對人口有所限制。”他主張，國家應該根據諸如地產多少等經濟條件控制人口。在一個財富資源相對固定的城邦中，人口也應該保持相對穩定。“各家繁殖的子嗣應有一定的限數，倘使新娠的胎兒已經超過這個限數，正當的解決方法應在胚胎尚無感覺和生命之前，施行人工流產（墮胎）”。

古希臘的年輕人比幾千年後的中國人觀念更為新潮，他們注重個人成就，不願過早地為婚姻所困而影響其追求。希臘社會流行晚婚，一般男子結婚都在三十歲左右。古羅馬帝國政府雖然大力提倡生育，但收效甚微。那時上流社會的人為了不受婚姻的束縛，逃避家庭責任，許多人選擇終生獨身。據古代羅馬史學家斯維托紐斯記載，奧古斯都發現很多男子為逃避禁止獨身法令的懲治，想方設法製造欺詐性婚姻。有不少男子特意與遠小於最低婚齡的女子訂婚（訂婚視同結婚，可不受禁止獨身法令的制裁）。等未婚妻達到成婚年齡後再放弃婚約，轉而追求與年齡更小的少女訂婚，以此堅持獨身。

雖然蠻族入侵衝擊了希臘－羅馬文明，但節制生育卻被文明化的蠻族繼承下來。中世紀時的英國貴族同樣自覺地進行生育控制。由於英國實行長子繼承制，等待繼承的長子一般在繼承家產之後才結婚，而那些沒有財產的幼子們要麼去追求女繼承人，要麼乾脆獨身。那時候英國上層社會男子結婚的平均年齡接近四十歲。這就是為什麼英國古典小說裏戀愛的雙方通常是四十多歲的中年男子和十多歲的花季少女。只有這樣，在上一代人去世或者年邁失去勞動能力時，下代人剛好建立家庭，繼承地產，接替前代。

所以，在經濟騰飛前，西方的人口密度一直低於中國。這使得歐洲人均佔有的自然資源大大高於中國，為歐洲人的思想啟蒙奠定了良好的物質基礎。

04

除了生育衝動外，導致傳統時代中國人生活痛苦的另一大原因是自然灾害。眾所周知的是，朱元璋之所以出家為僧，是因為大元至正四年（1344）的一場大旱灾。

其實，即使逃過此次灾荒，朱家也註定會在另一次灾荒中家破人亡。因為朱元璋的老家鳳陽是一個灾害頻發之地。淮河是一條有名的害河。竺可禎教授曾根據大量史料，整理出上自成湯，下迄光緒，各朝代、各地區的水旱灾害年數，發現淮河流域是我國旱澇灾害發生最多的地區之一。據河南省歷代旱澇等水文氣候史料統計，自西元620年至1949年的一千三百三十年間，豫東一地發生旱灾的年數為四百五十三次，澇災年數為四百四十八次。俗話說的“十年倒有九年荒”的鳳陽縣，平均每四年就要發生一次較為嚴重的旱澇灾害。

朱五四搬來搬去，最終搬到一個“十年倒有九年荒”的地方。這當然不能怪他沒有眼光。原因很簡單，灾害較少的地方，人口密度往往較大，無法容納新來人口。只有在灾害頻繁的地方，人口週期性减少，才讓朱五四有了見縫插針的機會。朱五四搬到孤莊村時，這裡還沒有完全從戰爭中恢復過來，村落間甚至有老虎橫行。《鳳陽新書》載當時“虎聚為患，村落震恐，行旅戒嚴於其途。後元命將軍應宜兒赤捕殺殆盡，其患始熄”。可見當地人烟之稀少。

由此，我們看到了造成中國貧困化的另一個重要原因：灾荒。

中國的季風性氣候是一種極不穩定的氣候。正像我們今天在新聞裏總是不斷聽到各地的水旱灾害消息一樣，在歷史上，廣袤的中國大地上很少有大部風調雨順的時候，局部灾害無年不有。翻開中國災荒史，從西元前206年到西元1949年共二千一百五十五年間，就有一千零五十六次旱灾和一千零二十九次水灾的記載，水旱灾害加起來幾乎平均每年一次。其他的自然灾害，如蝗灾、雹灾、風災、疫灾、地震等，則舉不勝舉。如此頻繁的天灾，在某種程度上其實也是人禍：三千年前的黃河流域，到處是森林與沼澤，水草肥美，風調雨順。然而，由於幾千年的過度開發，森林被砍光了，沼澤被排幹了，黃河成了懸河，土壤蓄水能力嚴重下降，小旱每每變成大旱。幾千年來，北方農民的生活越來越艱辛，與自然環境的惡化不無關係。

據《元史》記載，有元一代近百年間，全國遭遇大水灾九十四次，大旱灾六十二次，大蝗灾四十九次，大饑饉七十二次。也就是說，平均每年都有兩三次大灾。最嚴重的時候，人相食的記錄達十餘次之多。這就是環境惡化的直接惡果。即以朱元璋家鄉的淮河為例，它之所以頻頻為害，主要是因為人類活動改變了它的自然生態和流向。

而歐洲的氣候比較穩定，由於海洋性氣候的調節，西歐的氣候要比同緯度的中國北方暖和得多，它的降水雖然不及中國南方，但遠勝北方，足够農業灌溉使用。囙此歐洲歷史上從未出現過中國北方那種赤地千里的現象。兩相對比，誠如鄧拓所說：“我國灾荒之多，世罕其匹。”有的西方學者甚至直呼中國為“饑荒的中國”。

05

中國貧困化的第三個因素是中國龐大的官僚體系。

專制制度的發達使中國官僚體系的早熟和完整舉世無匹。官僚體系的龐大，使它在一定程度上脫離皇權，成為一個獨立的利益集團，具有無法抑制的瘋狂擴張的衝動。每個王朝建立後，官僚隊伍的人數都直線上升，與此同時，農民的負擔也自然直線上升。生之者寡，食之者眾。在每代王朝建立之初的三五十年“清明之治”時，農民的負擔會暫時減輕，會積累一些財力來改善生活狀況。而過了頭一兩代皇帝，則負擔就迅速加重，普通百姓生活難以為繼。

在歷代大一統王朝中，蒙古人建立的大元屬於統治科技較為粗糙的一類。蒙古人本不懂農業，當初南下之際，曾想將漢地“悉空其人以為牧地”，也就是說，把農民消滅乾淨，把良田改造成牧場，還是在耶律楚材的勸說下才改變了主意。耶律楚材打動蒙古統治者的主要理由是改為牧場，收益不如剝削漢地農民大。

基於這種思維方式，蒙古人的剝削比史上其他任何大一統王朝要更赤祼祼。元朝將全國人分為蒙古、色目、漢人、南人四等，公開實行民族歧視政策。為了防止漢人反抗，蒙古人規定，不許漢人學習武藝，不許漢人上山打獵，甚至夜間禁止漢人通行。《元史·刑法志》載：“諸夜禁，一更三點，鐘聲絕，禁人行。五更三點，鐘聲動，聽人行。違者笞二十七，有官者聽贖。其公務急速，及疾病死喪產育之類不禁。”也就是說，每天晚上八點到第二天早上六點，老百姓不許上街行走。和這一條相配合的是在以上時段，不許百姓點燈。漢人百姓，生活如同奴隸。

經濟上的剝削比政治上的歧視更令底層百姓難以承受。蒙古皇室手筆粗豪，揮霍闊大，日常生活奢侈無比，宮廷的花銷大得驚人，據天曆二年（1329）中政院的報告，“皇后日用所需，鈔十萬錠，幣帛五萬匹，綿五千斤”。他們做起佛事來更是漫無節制，最多時一年做佛事五百多次。據延禧四年（1317）統計，每年內廷做佛事，要用面四十三萬九千五百斤、油七萬九千斤、酥油二萬一千八百七十斤、蜜二萬七千三百斤。

這些費用最終是由底層社會來承擔。還是以朱元璋家為例：元朝實行職業世襲制，將一部分人戶另立戶籍，承擔某種專業性的徭役，如站戶（承擔驛站的徭役）、礦冶戶（開採鐵、銀等礦）、獵戶（從事打捕）、水手戶（充當河運與海運的水手）、灶戶（煮鹽）、窑戶（燒造瓷器）等。朱家巷的朱家先祖們本來是淘金戶，按規定，每年需向官府交納金子。但南京附近並不產金，於是只好靠賣糧換錢，再到遠處買金子充數。這樣折騰幾年，把僅有的一點家產賠光，才不得不北渡長江。然而到哪裡都逃不脫官府的搜括。朱五四逃到淮北之後，還沒有過上幾天安穩日子，官府就開始來收稅。按照元朝規定，淮河南北的農民要繳納人頭稅、農業稅和科差。人頭稅每人二石穀，約合今天的三百六十斤。朱五四家三個成丁，就要繳一千零八十斤穀。稅糧要由稅戶自己輸納進倉，按國家規定，每石稅再納鼠耗三昇，分例四昇，而實際徵收的要遠遠大於這個規定。元代前期官員胡祗遹說：“鼠耗、分例之外，計石二三可納一石穀。”如此算來，一千零八十乘以百分之一百二十五，就變成了一千三百五十斤。科差主要包括絲料、包銀、官吏俸鈔三項，是按戶繳納，規定每戶納絲一點四斤，包銀鈔四兩（銀鈔二兩合銀一兩），官吏俸鈔五錢至一兩。按購買力計算，元代一兩銀值四石穀，則三兩多銀值二千一百六十斤穀。所以三丁之家，一年要負擔三千五百一十斤穀的負擔。我們估算朱家那時每個勞動力可生產糧食二千斤，則總產量六千斤中的一多半要交給國家。這尚是國家正式規定的稅收，各地政府的層層加稅還不在此例。

從戰國到明清，兩千多年間，中國的農民，只有在農民大起義後建立的新王朝初期能够溫飽有餘。而其餘大多數時期裏，都處在僅能勉強維持生存的處境之下。據龐卓恒在《人的發展與曆史發展》中介紹，在正常年景下，中國農民一般狀況下每年產品的剩餘率不會大於百分之五。而中世紀一個佔有全份地的普通英國農奴戶淨餘率為百分之二十六。他們一年生產的糧食約為四千六百四十一公斤，除去租稅、種子、口糧後約可淨餘糧食一千二百二十四公斤。從這個數位看，中國農民的生活水準和歐洲農奴比起來要低很多。

由此可見，中國官僚階層對廣大農民的剝奪，遠遠嚴酷於歐洲的莊園主。中國農民被迫在簡單再生產中耗盡全部潜能，使他們無法像西歐的農奴一樣，有剩餘財力來發展自己的智力，拓展自己的活動空間，由此推動起一個又一個的促成封建制度解體的重大歷史變遷。

06

貧窮從來不是好事。貧窮遮蔽了人的眼睛，讓他看不到食物以外的東西；貧窮禁錮了人的身體，讓他像動物一樣不停地被原始欲望折磨。貧窮剝奪了人的力量、尊嚴和權利，讓他在自然、神靈和權力面前自覺軟弱，卑躬屈膝。

二十世紀五十年代，美國學者路易斯提出了“貧困文化”的概念。他總結的貧困文化的特徵包括較高的死亡率，較低的估計壽命，較低的教育水准，為生存而進行長期奮鬥，典當，過著受束縛的生活，終生忙碌而無閒暇，嚮往權力，大男子主義，只顧眼前，不信任政府，軟弱無能，對地位差异敏感而缺乏階級覺悟等等。這種貧困文化使人們有一種强烈的宿命感、無助感和自卑感。他們目光短淺沒有遠見卓識，他們視野狹窄，不能在廣泛的社會文化背景中去認識他們的困難。

我們得重新定義文明與財富的關係。財富讓人有多餘的時間和精力來關心自己的內心，關心視野以外的大千世界，思索那些與胃無關的奢侈問題。財富是文明生長的土壤。

古希臘文明就是建立在滾滾而來的金幣之上的。因為貧瘠的土地無法養活自己，希臘人不得不嘗試外出冒險。龐大的希臘船隊源源不斷地輸出葡萄酒、橄欖油、陶器，運回糧食和金錢。有比特經濟史家斷言：“西元前六至四世紀之間，希臘經濟正飛速上升……若充分估計不同時代的具體情況，雅典經濟給人的印象與十九世紀的歐洲有點相似。”

富裕起來的平民要求公權，最終導致了民主政治的生成。

而中世紀之後，歐洲之所以能衝破黑暗，迎來文藝復興，根本原因也在於隨著生產科技的改進，歐洲的農奴能够越來越富裕，並且可以和封建主討价還价，獲得市民身份。他們的教育水准不斷提高，精神力量不斷增長，最終推動了商品貨幣化的浪潮，迎來了資本主義的發展。

如前所述，中國農民的平均耕地在宋朝以後，再也沒有回到人均十畝的水准以上。囙此，宋代在中國文明史上成了最後一個輝煌的朝代。在那之後，元、明、清三代，貧困化的加劇日益消耗著中國的精神，使中國文化進入了長期的停頓和倒退。貧困對人的尊嚴和人性的墮落所造成的後果是無法衡量的。一個家族衰落貧困之後，其家族成員往往會由往日的意氣風發而變得精神萎靡，氣質鄙俗，而其家長的作風則也會日益目光短淺，專制、粗暴。中國的變化正與此類似。自宋朝滅亡之後，高貴氣質和人文氣息在中國文化中越來越淡薄，盛唐時的自信和宋代的優雅再也難以複現。

赤貧出身的朱元璋，則是中國文明劣化過程中的一個重要推手。

07

朱元璋符合苦大仇深的赤貧階層的一切條件。十多歲開始，就去給地主放牛。窮人的孩子好養活，雖然吃的是世界上最惡劣的飯食，也沒有耽誤他長成一副魁梧的身材，只不過容貌醜了點：腦袋很長，下巴寬大，整個一張驢臉。《明史》含蓄地稱他“姿貌雄傑，奇骨貫頂”。

這個未來的皇帝最愛玩的遊戲是“做皇帝”。“你看，雖然光著脚，一身藍布短衣全是窟窿補丁，破爛不堪，他卻會把棕樹葉子撕成絲絲，紮在嘴上作鬍鬚，找一塊車輻板頂在頭上算是平天冠，土堆上一坐，讓孩子一行行，一排排，畢恭畢敬，整整齊齊三跪九叩頭，同聲喊萬歲”（吳晗《朱元璋傳》）。

唯一的文化活動就是聽四鄰八鄉遊串的說書先生來講書了。什麼《隋唐》、《三國》、《楊家將》、《大宋宣和遺事》。在這些評書裏，他知道了“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知道了朝廷之上有“忠臣”、“奸臣”，知道了“宋太祖一條哨棒打下四百八十座軍州”。對於到今天為止的絕大多數中國人來說，這些評書演義，也就是傳統文化中粗糙的底層文化產品，才是他們真正的精神基石，奠定了他們一生的思維模式。

在鄉村社會裏，不僅僅有淳樸的人情和田園風光，也有愚昧、野蠻和對權力的盲目順從。就在社會最底層的摸爬滾打中，底層文化精神全方位地滲透進朱元璋的身心。而隨著命運神奇的改變，登上皇位的朱元璋不可避免地把他性格中的貧困文化因數更為廣泛深刻地傳播到整個國家和民族精神裡面。

終其一生，大明王朝的開國皇帝的一舉一動都受著農民思維方式的牢牢制約，我們在他的治國大政方針裏，可以清晰地分辨出淮河南岸那個小村莊的貧困文化的精神印記。

基於鄉村生活經驗，洪武皇帝的治國理念中表現出强烈的靜態取向。他治理國家的基本傾向就是把國家的運轉管道固定化，使整社會倒退到“小國寡民，老死不相往來”的原始狀態。當了皇帝的朱元璋保持著樸素的農民道德，對天下老年人施以特別的尊重。他頒佈《存恤高年詔》，規定“所在有司精審耆民……年八十、九十，鄰里稱善者，備其年甲、行實，具狀來聞。貧無產業，八十以上，月給米五鬥、肉五斤、酒三鬥；九十以上，歲加賜帛一匹、絮十斤；其田業僅足自贍者，所給酒、肉、絮、帛如之。”

取消宰相後，朱元璋一個人忙不過來。他異想天開，認為民間老儒起自田間，淳樸老實，富於經驗，於是從社會底層直接提拔輔政人員。他在洪武十三年九月設立四輔官制度，以“協贊政事”，從民間找了幾個普通老儒王本、杜占、龔斅等分任春官、夏官、秋官和冬官，輔佐自己施政，“眷注特隆”。不過實行了一段時間，朱元璋發現自己的想法太天真。“諸人皆老儒，起田家，惇樸無他長”，這些老人除了看孫子，別的貢獻確實難以做出，於是洪武十五年他不得不又廢除了四輔官。

對於外部世界，農民們的基本反應是排斥、恐懼和不信任。封閉的生活狀態讓他們感覺安全、輕鬆。他們不愛冒險，只想守著前輩傳下來的生活方式，一成不變地安安穩穩地生存下去。雖然取天下依靠的是武力、進取和冒險精神，然而一旦天下安定，朱元璋立刻恢復了農民的保守本性。大元帝國是一個世界性帝國，繼承者朱元璋卻對外面的世界絲毫不感興趣。他滿足於把蒙古人趕回沙漠，並沒有深入沙漠徹底殄滅之。日本人不斷製造事端，對他進行挑釁，他也是發幾道詔書，申斥一頓了事，沒動過興兵遠伐的念頭。他對曾給中國帶來巨大財富的海外貿易不感興趣，不但禁絕了海外貿易，甚至禁止漁民下海捕魚，把海島上的居民悉數內遷，“以三日為限，後者死”。在《皇明祖訓》裏，他把二十多個鄰國列為不征之國，以這些國家“得其地不足以供給，得其民不足以使令”，告誡後代，“切記不可”對它們動心思。雖然沒有多少財產需要保護，中國農民世代對護家院牆一直有著不衰的熱情。而繼秦始皇之後，朱元璋的明代又一次花費巨大人力物力來重修長城，以致我們今天所見到的長城，基本都是明代遺物。

短視的實惠觀是孤莊村生活在朱元璋身上打下另一個深刻的印記。底層文化是饑餓的產物，實用主義是它的覈心，佔有和保存那點為數不多的生存資源吸引了農民們的全部注意力。為了一點糧食，幾間草屋，人們可以毫不顧惜地運用體力腦力，把算盤打到最精，讓每一粒米都發揮最大效益。農民較少有機會鍛煉歸類、抽象、推理這些較高層次的思維能力。在他們的頭腦裏，世界是以實實在在的實物管道存在的，是山、河、土地、樹木、莊稼、猪、牛、羊、雞這些事物的總和。他們計算數位時，眼前總是要閃著這些事物的形象，或者想像著手指頭、腳指頭的樣子，才能算得過來。他們不能理解超出實物層面的道理。

朱元璋和任何一個孤莊村鄉親一樣，是堅定的重農輕商主義者。在他們眼裡，商人都是不勞而獲者。他們在土地上辛辛苦苦地用汗水換來實實在在的糧食，而商人們只是把貨物在各地交換一下罷了，貨物總量並沒有新增，但卻像變魔術一樣地變出了許多額外的利潤。這無論如何讓他們想不通。囙此朱元璋是中國歷史上最為輕商的皇帝。為了貶抑商人，他特意規定，農民可以穿綢、紗、絹、布四種衣料。而商人卻只能穿絹、布兩種料子的衣服。商人考學、當官，都會受到種種刁難和限制。

本來在宋代中國就實行了稅收全面貨幣化，而朱元璋卻使稅收制度退化到實物制階段。“衙門內的傳令、獄丁，都由各鄉村輪派，即使文具紙張，甚至桌椅板凳公廨之修理也是同樣零星雜碎地向村民征取”。黃仁宇說，朱元璋的設計“等於向中外宣佈：中國為世界上最大的農村集團，它大可以不需要商業而得意稱心”。

第三個影響是强烈的親族觀念。“打仗親兄弟，上陣父子兵”。農村社會裏，血緣關係比任何關係都可靠。成為皇帝的朱元璋對任何人都抱著强烈的猜忌之心，獨獨對予自己的血親卻無條件地倚重信任。他對任何人都刻薄寡恩，唯對自己的親人奉之唯恐不厚。

雖然有歷代藩王之亂的前車之鑒，朱元璋還是視而不見，固執地讓他的孩子們分享皇帝的權力。他的孩子都被封為親王，擁有雄厚的兵力，“帶甲八萬，革車六千”，以此防止帝國大權落入外姓之手。大臣們指出他封建諸王之策的嚴重弊端，他卻認為這是離間他的骨肉，把進言者抓來囚死獄中，這一安排身後終於釀成了靖難之亂。他規定了歷代以來最薄的官俸，同時又規定了歷代最厚的皇族俸祿。他規定他的親屬和後代們都要世世代代安享富貴，不必從事任何職業，以致皇族的供應成了明中期之後國家最沉重的財政負擔。

中國農民是世界上最能吃苦耐勞的人種。他們在計算生產成本時，從來不把自己的勞動算進去。好像體力和精力是一種最不值錢的東西，可以任意耗用。有農村生活的艱苦打底，朱元璋是中國歷史上最勤政的皇帝之一，他從來不憚給自己新增工作量。從登基到去世，他幾乎沒有休息過一天。在遺詔中他說：“三十有一年，憂危積心，日勤不怠。”據史書的記載，從洪武十八年（1385）九月十四日至二十一日，八天之內，朱元璋審批閱內外諸司奏劄共一千六百六十件，處理國事計三千三百九十一件，平均每天要批閱奏劄二百多件，處理國事四百多件。僅此一端，即可想像他是多麼勤奮。

在對自己的享受上，農民是最嚴厲的克己主義者。幾千年的貧困生活積累下來，他們的節儉欲甚至已經成了一種盲目的本能，而不是一種手段。朱元璋的節儉，在歷代皇帝中也堪稱登峰造極。當了皇帝後，他每天早飯，“只用蔬菜，外加一道豆腐”（陳梧桐《朱元璋大傳》）。他所用的床，並無金龍在上，“與中人之家臥榻無異”。他命工人給他造車子造轎子時，按規定應該用金子的地方，都用銅代替。朱元璋還在宮中命人開了一片荒來種菜吃。洪武三年（1370）正月的一天，朱元璋拿出一塊被單給大臣們傳示。大家一看，都是用小片絲綢拼接縫成的百納單。朱元璋說：“此制衣服所遺，用緝為被，猶勝遺棄也。”

像每個農民一樣，朱元璋有著强烈鄉土觀念。他手下的功臣，絕大部分都是自己的老鄉。登基之後，他覺得哪個地方也沒有老家好，越來越想念淮河南岸的那個小村。“聖心思念帝鄉，欲久居鳳陽”。鳳陽本是貧瘠之地，立國之初，他卻堅持把國都定在這裡。雖然大臣們多次勸諫，也不動搖。農民們生活中一再節省，蓋房子時卻會傾其所有。同樣，為了經營中都鳳陽，一貫堅持輕徭薄賦的朱元璋也勞民傷財，不惜人力物力，先後徵用了幾十萬軍人和工匠，花錢唯恐不多，用料唯恐不精，為求堅固，石縫裏都灌上鐵汁。不料工匠們不勝勞役，用“厭勝法”表示憤怒。氣急敗壞的朱元璋把大批工匠殺掉，衣錦還鄉的計畫也囙此而落空。要不然，淮河南岸那個“十年倒有九年荒”的貧瘠小村，就真的成了大明王朝的首都。

來源學人說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