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施晶晶

編輯|閏然

福建莆田突發疫情後，球鞋圈出了點微妙變化。

有網友注意到，自稱“提供專業鑒定、保證全新正品”的潮流網購社區“得物”，潮鞋明顯漲價，懷疑與處在疫情管控中且長期“假鞋”“高仿鞋”集中的莆田有關，因為不少圈內人以“得物貨，莆田供”概括莆田和得物的關係。

得物工作人員回應時，自稱“得物”是鑒別平臺，賣家分佈全國，商家發貨之前，都需要經過得物的正品鑒別，通過之後才能發貨。“如果賣家所在的區域是疫情管控區域，可能現時確實無法發貨。”對此，有網友不買帳：“別解釋，都懂。”

圍繞莆田鞋的傳言，不同版本之間，只有數量上的區別：像是“國內市場上10雙假鞋中就有9雙從這裡發貨”，或者“全球每三雙耐克鞋中便有一雙是來自這裡的仿品”，和“莆田系醫院”一樣，聽起來並不光彩。

另一邊，莆田疫情初期，累計報告了28例感染者的莆田協勝鞋廠成為焦點；同時，疫情突襲，以制鞋為支柱產業之一的莆田，鞋業受創，訂單流失嚴重，從業者遭受打擊。

據央視，莆田鞋業企業超4200家，從業人員達50多萬人，年產值超千億元人民幣，年產量12.6億雙，占全國產量的9.3%。

一場疫情，兩起事件，勾勒出了莆田鞋經濟、仿制鞋產業的兩道輪廓，構成了莆田鞋的兩面形象。

一個問題同時顯現：打假、疫情、產業轉移的夾擊下，莆田鞋，還香嗎？

安能辨我是真假

在莆田，有座商城被稱為“鬼市”——安福電商城。

原因有二：一是這塊區域曾經是火葬場，經過改造，制鞋的商販集中到了這裡；更重要的是第二個，獨特的交易方式。

這裡白天冷清，可一到晚上就燈火通明，仿鞋生意趁夜悄悄進行，人頭攢動，到處是來拿貨的假鞋從業青年，被稱為“阿冒”的一群人。

在安福電商城，有一條完整且成熟的仿鞋產業鏈：快遞可以更改為异地發貨，上海香港、美國指哪打哪，和假鞋相關的物料一應俱全。正品球鞋的包裝袋、正規發票、POS機的簽購單、還有能刮開塗層的防偽標誌，不在話下。

從店鋪招牌上，你可以看到撞臉“New Balance”的“Nev Buylane”；又或者白天顯示“帕耐克絲”的店招牌，一到晚上，LED燈只亮起中間“耐克”的字樣；Supreme、Vans、爱迪达椰子鞋是看板上密集打擦邊球的字眼。

2019年，有記者在當地探訪發現，一些店鋪擺在櫥窗上的運動鞋，儘管款式、顏色與正品球鞋幾乎一致，但鞋上卻沒有品牌標誌。店家熱情且自信地推銷著：“這是我們自家工廠產的，質量絕對不輸給其他品牌。”當問及是否有“更高版本”的鞋時，店家警惕起來。

在鬼市，“更高版本”指的是印有品牌LOGO的仿鞋，為了躲避工商局檢查，店家不會明面擺上架，而是悄悄藏在裡屋，只對熟人和老客戶展示。不過互聯網提供了便利，微商看圖、網購平臺都是新的選品交易通路。

在安福電商城，即便是仿鞋也有不同的品級和價位，區別多在於用料，高仿鞋可以做到和正品鞋一致，是真是假，只有店家和內行人才能從細節裏看出其中門道。

社交媒體上眾多鑒別球鞋真偽的視頻裏，真品面對高仿鞋，從顏色深淺到做工再到質感，細緻到鞋內標籤、防偽扣、鞋盒紙，差距僅在分毫之間，要不是提前鎖定了真假，就連專門做鑒定的海外博主，也未必能辨真假，只能連連驚訝地稱“我見過的最好的假鞋”。

除了高仿，莆田對新品也有超强的快速仿製響應。

曾有莆田的高仿鞋商Chan透露，只要有大牌新品發佈，幾周後，莆田市面上就可以買到一雙高仿鞋。

他們的做法，通常是買來正品鞋，把他們切割開來，逆向分析資料做工，進行仿製，通常仿製商會買兩雙，一雙用來切割分析，一雙用來成品比對、調整細節。有趣的是，網上諸多鑒別真假的圖文視頻，也方便了製造商糾正和改進。

這類高仿鞋價格誘人。

Chan透露，一雙白色正品匡威查克·泰勒全明星（chuck Taylor all-star hi off-white），官方零售價是1500美元（約合人民幣9750元），而他的高仿鞋批發價是80美元（約合520元），零售價是140美元（約合910元）。

人們用“倡狂”形容遊走在道德和法律邊緣的莆田假鞋，也驚訝於其高仿能力、為性價比心動，讓“仿製鞋”這一產業蒙上灰色陰影。

高仿鞋的灰

倡狂制假的表像背後，是龐大的消費需求。

近年來，球鞋文化在國內興起，從國際大牌到國產品牌炒鞋不斷，莆田高仿鞋在國內也有了龐大的市場。在此之前，很長一段時間，莆田仿鞋的市場集中在海外，並持續至今。

整個市場有多大？

2019年，經合組織一份報告顯示，2013～2016年，查獲的假冒和盜版商品中，鞋類是假冒數量最多的品類。

2019年10月，美國海關和邊境保護局查獲了一批14806雙、估值220萬美元的假耐克鞋，這批貨物裝在一個集裝箱，以“餐巾紙”的名義走私進入美國。

此外，2018年美國檢察院在一起訴訟中透露，案件的被告團夥在2016年1月至2018年3月，將38.5萬雙耐克鞋走私到了美國。

走私是一個複雜的欺詐網絡，2019年，美國的一項假鞋走私訴訟揭開了灰色操作鏈條。

假鞋裝在集裝箱裏，故意錯貼與實際不符的商品標籤，走私進入美國後，卻沒有被送到清單上列出的企業，而是送到其他地址。

它們先儲存在倉庫中，然後送到商店，即便被發現，但因為報關檔案是虛假的，很難找到對非法生產、分銷直接負責的人——因為登記的電話號碼是“燒錄機”電話（注：一種便宜的預付費手機，可避免將電話號碼連結到個人的任何紙質記錄），電子郵件帳戶用虛假身份創建。

老練的進口商會運送與正品幾乎一模一樣的鞋子，只是沒有商標，鞋子在美國準備上架時，他們將其作為“非品牌”商品出售，或貼上品牌商標出售。

除了大批量進口銷售假鞋，還有不少散客。

在推特、臉書、Reddit等海外社交媒體上，不難找到賣仿鞋的商家打的廣告。

9月，在Reddit上，“Repsneakers（銷售運動鞋）”頁面擁有超過46.8萬名成員，顯示出人們對買賣大牌高仿潮鞋的濃厚興趣。

借助海淘、國際物流，這些假鞋以更小的包裹單獨郵寄，更不會引起海關注意。美國海關與邊境局知識產權政策部門負責人Robert Copyak曾指出，2018年，有超過6億個包裹從180個國家/地區運送至美國，這意味著監管的高難度。

在中國，2020年11月，上海突擊檢查倉庫，查獲了價值1.2億元的莆田造假球鞋。這一案件同時揭露出，單雙仿鞋的生產成本在50～80元之間，制假售假的灰色利潤空間很大。

對造假鞋，“被侵權”的爱迪达和耐克都曾表示過不滿。

爱迪达稱“玷污了我們的品牌和合作者、以及參與技術創新和設計的員工的聲譽”，耐克發言人表示：“積極與執法機构和海關合作，保護消費者免於購買質量低劣、卻沒有消費者期望的效能優勢的假冒產品。”

高仿鞋生來“原罪”？

侵犯智慧財產權和走私揭露出莆田鞋的黑色面，但高仿鞋消費者也稱有自己的“正當”理由，認為高仿鞋“原罪論”是基於價格歧視的污名。

作為消費者，Aleks在部落格替自己正名，他寫道：“污名化那些穿著假冒名牌服飾的人，是一種階級歧視。”

在他看來，即便假冒偽劣產品做工拙劣，但這更多是審美評論而非道德評估。當仿冒品的品質越來越有說服力，“為了擁有品牌的官方認可印章而支付過高的價格，這真的合理嗎？”他質問。

“一副仿製的Celine太陽鏡，我懷疑它們的質量，我用了兩年半，磨損得更糟了，但我只支付了原價零售價的三分之一，我並沒有特別煩惱。”他分享著對仿品的使用體驗。

Aleks承認假貨與正品之間可能存在質量差异，但他進一步質疑：“如果二者都是工業流水線批量生產，那麼真的假的，有什麼區別？”

Aleks的不滿並非沒有道理。

耐克、爱迪达的品牌加工廠大量集中在中國和東南亞國家，充分佔據著這裡的廉價勞動力、借助於原材料的就近配套，極大降低了成本，在分配利潤時，產業工人在價值鏈當中處於底端，只能拿到最低廉的薪酬。

據國際消費者聯盟早年的一項調查，工廠的毛利僅占2%，人工費用更是只有零售價的0.4%。這意味著，一雙標價600的耐克，莆田的正品代工鞋廠只能賺到12元，工人只能賺到2.4元。

單論生產製造這一點，使用了同樣資料、同樣由流水線工人加工而成的高仿鞋，其實和正品鞋並沒有不同。

此外，近年來，品牌炒鞋大熱，慣以聯名限量版製造惜售哄搶的氛圍，又借廣告刺激欲望，品牌樂見將正品束之高閣，標明上萬的高價，放在大多數人無法觸及的地方。

從這一點來看，品牌自己造就的排他性、價格篩選，也助推了高仿鞋的繁盛，這也讓一些福斯消費者難以對被侵犯智慧財產權、但使用廉價勞動力做到利潤最大化的品牌公司產生同情。

綜合比較，高仿鞋勝在價格便宜，而正品贏在創新設計，但設計提供的溢價是否有所值，在法律和大眾消費各自的判斷裏，有不同的衡量尺度。

“在消費資本主義中，我們被教導說，我們購買的東西直接反映了我們在生活中贏（或輸）了多少……但這是一個由無知教唆的行銷騙局，只會新增品牌銀行帳戶裏的錢。”Aleks寫道。

莆田的仿鞋商Chan曾在英國留學，回國後做起了高仿鞋的生意，並無介懷。

雖然會面臨監管的突擊檢查和潜在的訴訟，但他仍然能够維持生計。他說，支撐他的生活、讓他的業務放緩的主要因素，是那群挑剔的鞋迷。“他們當中，一些是高中生，一些是大學生，這些是我們的主要人群。”Chan回答道。

在莆田還有這樣一句口號：“讓全世界都穿得起名牌”。

莆田的“鞋路”

美版GQ有過這樣一個評估，如果按照對經濟價值和知識產權侵權來算，假冒運動鞋是一個價值4500億美元的市場，這是極大的誘惑，莆田也從中分到了蛋糕。

但今天來看，莆田走的“鞋路”並非明智之選，從法律到監管、再到福斯消費者，更多人有了“打假”的智慧財產權保護意識，走“高仿”路線已經不合時宜，且涉違法。

莆田之所以誤入“造假仿製”的歧途，源於危機下，莆田人目光並不長遠的選擇。

改革開放後，莆田接棒臺灣，成為製造業產業轉移的接受地，制鞋業便是其中之一，憑藉人口紅利帶來的低廉勞動力成本，加上原材料優勢、當地原制鞋傳統，莆田積累了科技和熟練工人，制鞋業飛速發展，鞋革企業集中，相互配套建立起完整的產業鏈，每年產鞋超億雙，銷往30個國家和地區。

但到了90年代中期，卻出現了轉捩點，亞洲金融危機爆發，莆田代工廠的訂單量急劇收縮，本就低廉的利潤再度縮水。

為了獲取更大利潤和生存空間，通過代工廠的便利，當地鞋廠拿到了品牌設計圖紙，同樣利用低廉的原料和人工成本生產仿冒品，莆田由此走上了“仿冒”之路。

品牌高附加值帶來的更高利潤，讓他們嘗到了甜頭，之後借著電商、微商風口再度起飛，又因為缺乏智慧財產權保護意識，莆田制鞋產業，沒有顧忌地偏向了仿製假鞋。

前莆田市市長在接受媒體採訪時曾表示，其實一直以來莆田鞋質量都很好，但總有個別不法分子在做假冒鞋子，莆田一直在嚴厲打擊。並且，莆田國際知名品牌代工業務增多，致力於推動聯合創牌。

但相比之下，距離莆田100公里、同樣承接了臺灣制鞋業轉移的晋江市，品牌創新的路走得更快。在相同的危機面前，雖然晋江也走過“仿冒”的路子，最終它把資源集中到“自主研發生產”的大路上，時運相濟，晋江成功了。

如今，在晋江，安踏、特步、鴻星爾克、361度等打響了招牌，又借國貨潮起飛，佔據國內知名品牌的大半片江山，成為當地經濟强有力的支撐；而莆田，卻陷入困境，假鞋被銷毀、制假鞋廠被關閉，監管和從業者打遊擊，且在晋江現有強勢格局面前，莆田對本土品牌的扶持和投入姍姍來遲的，未見回報。

晋江向陽，莆田向暗，時移勢易，顯出高下。對莆田來說，形勢尤其雪上加霜，因為新的風險已經成型。

新一輪產業轉移已經開始，東南亞國家正成為强有力的競爭替代者，莆田的用工成本上升，勞動力優勢衰退，轉型困難；疊加知識產權規範，打假重拳之下，制假售假空間進一步壓縮，缺乏成熟亮眼的本土品牌；更有眼下，疫情突襲，訂單减少、退單新增、出貨困難的意外風險。

莆田鞋，難上加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