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8年，工人運動出身的向忠發成為總負責人，當時上海是組織活動的中心都市，囙此向忠發平時在上海的時候居多。不過，1931年，特科的負責人顧順章叛變，他叛變後出賣了向忠發，而向忠發雖然得到撤離的消息，卻目無紀律，6月22日上午，向忠發被國民黨逮捕。

向忠發被捕後，也與顧順章一樣選擇叛變，並且出賣了多名革命衕誌，比如當時在秘書處工作的張紀恩就是被向忠發出賣的。向忠發是6月22日被捕，6月23日淩晨，張紀恩的住處就遭到上海租界巡捕的搜查，張紀恩與夫人張越霞都被租界的巡捕帶走。

被捕後，租界巡捕在張紀恩住處的樓上搜出了一份共產國際的檔案，這也成為巡捕逮捕張紀恩的“罪證”。值得一提的是，沒有經過任何審問，張紀恩就被租界的巡捕房移交給國民黨在上海的法院，不久後又被移交到國民黨在上海的拘留所。

在拘留所中，張紀恩才明白原來是向忠發被捕後叛變，出賣了自己。不過，被審問時，張紀恩堅持稱自己只是房東，樓上的房子是租給別人用的，至於租客幹什麼自己並不知情。因為向忠發的緣故，國民黨沒有輕易相信張紀恩，半個月後，張紀恩被移交到淞滬警備司令部，並被判刑五年，直到1934年10月，經過减刑後才出獄。

另一方面，向忠發也在1931年6月24日被國民黨槍決。然而，建國後，在徵集向忠發相關的歷史時，張紀恩卻為向忠發辯白，並且不相信向忠發叛變。為此張紀恩還專門回憶了我黨早期在上海的活動片段，並整理出一篇文章。文章中，張紀恩列舉了四個證據，證明向忠發沒有叛變：

第一，自己被捕前已經預感到機關出了問題，感覺自己被捕與向忠發是否叛變無關；第二，當時還在獄中的關向應並沒有被出賣，以向忠發的地位，肯定認識關向應，並且知道他的重要性；第三，向忠發的供述證詞可能是國民黨偽造的；第四，自己被捕後，無人再因向忠發入獄。

張紀恩擔任過機要主任，而且也算是事件的親歷者，他的話還是比較有權威的。張紀恩的文章發表後，針對向忠發是否叛變形成了很大的爭議，也導致這起案件成為一樁懸案，一直懸而未決。

1989年，向忠發叛變的親歷者鄧大姐向組織寫了一封報告，這封報告就是《關於向忠發叛變問題》。這封報告中，鄧大姐作為事件親歷者講述了向忠發叛變的全部經過，並且還附加了任弼時妻子的證言，她也是向忠發叛變的見證者，在龍華監獄親眼見證了向忠發向敵人卑躬屈膝。鄧大姐的這封報告對解决向忠發懸案起到决定性作用，向忠發叛變也由此成為歷史定論。

說回張紀恩，張紀恩提到的四個證據，其實並不能成為向忠發是否叛變的證據，理由如下：第一，張紀恩被捕的時間與向忠發叛變的時間極度吻合，張紀恩的個人感覺並不能成為直接證據。第二，關向應沒有暴露的更大可能是向忠發沒有時間向國民黨反映情况，畢竟他被捕後兩天就被槍決，而且國民黨也查出他被架空，對他口中的情報興趣不大；第三，確實有可能偽造，但不能成為沒有叛變的證據；第四，向忠發被捕後兩天就被槍決，國民黨從他口中獲取的資訊肯定不會很多，沒有更多人被捕也在情理之中。

參考資料：

《向忠發的人生沉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