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4年6月，在廣州的黃埔島上，孫中山先生為了建立一支反帝、反封建的軍隊，在中國共產黨和蘇聯的幫助下創建了一所陸軍軍官學校——黃埔軍校。

黃埔軍校成立於風起雲湧的大革命時代。這所學校在中國的革命史上有著十分特殊的地位：孫中山、蔣介石、周恩來等人，都和黃埔軍校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國共兩黨的不少高級將領，也是黃埔軍校培養出來的；影響中國抗日戰爭、解放戰爭的一大批將帥，更是從黃埔走出來的。

我們所看到的黃埔軍人是威武的，是智慧的，是不怕犧牲的，但他們都有一個十分顯著的特性，那就是都是男同胞。然而，或許絕大多數讀者朋友都不知道的是，就在1926年，黃埔軍校招收了一届女兵，共213人。她們也同在校的男同胞一樣，被分派到了各個地方戰鬥，她們不怕困難，不怕犧牲，是名副其實的巾幗英雄。

本文，筆者便為大家簡單介紹三比特從黃埔軍校走出來的巾幗英雄。

趙一曼：白山黑水紅似花

在這唯一的一批女兵裏，後來最出名的是抗日英雄趙一曼。

趙一曼，原名李泰坤，曾用名李淑寧、李一超，1905年出生於四川宜賓的一戶富裕人家。家中有5個姐妹3個兄弟，她排行老七。因為家境也算富裕，所以她很小就進入了私塾，進行啟蒙教育。

趙一曼13歲時，父親因病去世了。父親死後，家事開始由大哥打理，在那個三從四德、長兄如父的時代，她的命運也開始由大哥主宰。

趙一曼從小就是個剛烈的女孩。10歲的時候，母親按照習俗給她纏足，可是好說歹說，她卻怎麼也不願意。如果僅是不願纏足也就罷了，她甚至還拿起了剪刀，把長長的裹腳布剪了個粉碎。

腳沒纏成，趙一曼第一次與家庭的對抗取得了勝利。儘管長著一雙天足，可趙一曼容貌秀美，所以在其剛滿15歲的時候，便有人來上門提親了。

在趙一曼的哥哥看來，他的這個妹妹什麼都好，就是有些不安分，所以當媒人來提親的時候，他想也沒想，就答應了人家。但趙一曼卻死活不同意，甚至拿起了一種長著倒刺的植物——蕁麻，來驅趕那些前來提親的人。

這一出出的鬧劇，最後惹惱了趙一曼的哥哥，他明確表示，非要讓趙一曼嫁出去不可。趙一曼一看躲不過了，乾脆直接離開家門，隻身一人跑到了重慶。

趙一曼到了重慶之後，進入了女師學習。她在學校裏活動積極，並於1924年經她的大姐夫——人稱“川南農王”的共產黨員、四川首届省委委員鄭佑之介紹，加入了共產主義青年團。1926年夏，她加入了中國共產黨，同年11月，她和同學遊曦等人看到黃埔軍校招收女兵的通知，便相約投考。

在黃埔軍校中，趙一曼以“李淑寧”為名，開始了其近一年的學習生涯。而後1927年大革命失敗，黃埔軍校女生隊解散之後，趙一曼便被派去了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在這裡，她化名李一超，認識了同學陳達邦，並與其結了婚。

在莫斯科的這一年，是趙一曼一生中最為恬靜幸福的日子。1928年冬，因為懷孕，回到祖國的趙一曼開始在上海、江西等地開展地下工作。“九一八事變”爆發後，她被黨組織派往東北，為了抗日工作的需要，她又化名趙一曼。

趙一曼抵達東北後，她曾先後在瀋陽、哈爾濱領導工人運動。1934年春，她開始擔任中共珠河中心縣委委員和鐵北區區委書記，並開始組織遊擊隊，率部活動於哈爾濱以東地區，開展抗日活動。

1935年11月，趙一曼在對敵作戰中不幸被俘。被俘時，趙一曼已身受重傷，被俘後又遭受到了煙熏逼供，導致生命垂危。而敵人為了得到重要情報，後將其送到了醫院接受治療。也是在住院期間，趙一曼爭取到了看守她的警詧董憲勳和女護士韓勇義的幫助，他們二人也决定帶趙一曼逃走。

1936年6月28日，董憲勳和韓勇義將趙一曼背出醫院送上了事先雇來的小汽車，並將她送到了阿城縣某村董憲勳的叔叔家中。兩天后，趙一曼準備奔往哈爾濱抗日遊擊區的途中被日軍追上逮捕，並於1936年8月將其殘忍殺害。趙一曼遇害時，年僅31歲。

在日軍眼中，趙一曼是“超人”，遭受刑訊逼供，卻什麼也不說。但趙一曼也是一個普通人，犧牲之前她最牽掛的就是自己的兒子，並給他寫了一封信。被組織派往東北時，她的丈夫尚未回國，名字還是李一超的她把年幼的兒子寄養在了丈夫的五哥家裡。李一超這一走，就再也沒有了消息。1942年，她的丈夫陳達邦回國，並且與兒子生活在了一起。

新中國成立後，陳達邦與兒子知道李一超有可能已經成為烈士，但卻不知道她是什麼時候犧牲的，在哪兒犧牲的。他們也曾給周恩來寫信，詢問李一超的下落，但周恩來也不清楚。與此同時，趙一曼的事蹟被拍成電影，紅遍大江南北。

1955年，經過趙一曼的戰友和趙一曼紀念館的確認，認定趙一曼就是李一超。趙一曼的兒子這才知道原來自己的母親是個偉大的抗日英雄。他也終於看到了母親臨終前寫給他的那封信：

寧兒：

母親因為堅決地做了反滿抗日鬥爭，今天已經到了犧牲的前夕了。母親和你在生前是永久沒有再見的機會了。希望你，寧兒啊！趕快成人，來安慰你地下的母親！我最親愛的孩子啊…在你長大之後，希望不要忘記你的母親是為國犧牲的。

這位黃埔女兵、抗日女英雄，正如她遺詩中所寫：“一世忠貞新故國，滿腔熱血沃中華。白山黑水除敵寇，笑看旌旗紅似花。”請讓我們永遠地記住她，記住這位在白山黑水間馳騁的女英雄。

遊曦：巾幗英雄

當年與趙一曼結伴投靠黃埔軍校的同學遊曦，也是一比特巾幗英雄。

遊曦，原名遊傳玉，1908年出生於四川巴縣的一個手工業家庭。她15歲時考入重慶女二師學習，並加入了共產主義青年團。17歲時，她考入了重慶中法大學學習，入學後轉為中共黨員，並擔任黨支部委員和共青團中法大學支部書記。

彼時，遊曦的年齡雖不大，但她卻很能幹，她負責重慶市婦聯的籌備工作並擔任了重慶市婦聯宣傳部主任，另外她還在絲廠給女工們辦夜校、成立工會。直到1926年黃埔軍校武漢分校成立時，她才離開中法大學，毅然弃筆投戎。

剛入學時，因為遊曦已經是共產黨員了，再加上她表現積極，所以她一入校便成為了一個班的班代。而關於遊曦，她其實還有一個被傳得神乎其神的活捉“閻王”的故事。

西征中，女兵們在咸寧城駐紮時，有農民來報信說，離縣城20多裏的何家灣村的土豪何顏旺偷偷跑回家打探消息了。這個何顏旺作惡多端，百姓們稱他是“活閻王”。

女兵隊得知這個情况後，當即派了趙一曼、胡蘭畦等人去抓他，但最後卻都撲了個空。沒抓到人的趙一曼她們，在把何顏旺家中掛著的臘肉分給百姓們後，垂頭喪氣地回到了部隊。然而令她們沒想到的是，何顏旺此時竟已經被抓到了部隊，而抓住他的人正是遊曦。

那麼，遊曦是怎麼把何顏旺抓住的呢？

原來，這個活閻王偷偷溜回家之後，沒打探到什麼消息，便决定到城裡打探一下。也就是趙一曼她們去抓他的那天一早，他急匆匆地往城裡趕。但他剛一進城，便被一個挑水的小媳婦看到並認出來了。

等女生隊來到咸寧城之後，這個小媳婦參加工作很積極，她也知道女生隊要抓“活閻王”的事，於是她便悄悄聯絡幾個小姐妹跟著何顏旺，自己則去隊裡報告。後來，隊裡就派了遊曦這個分隊去抓，一下子就把他抓住了。年齡不大的遊曦，也囙此事立了一個大功。

後來武漢分校解散後，遊曦開始跟著葉劍英等領導的教導團南下，並參加了中國共產黨發動的廣州起義，任第四軍軍官教導團女兵班班代。

1927年12月11日淩晨3時，中共廣東省委决定發動廣州起義。當天，起義軍佔領了市內絕大部分地區。敵人於次日展開反撲。遊曦奉命帶領女兵班在廣州珠江北岸長堤阻擊敵人。戰鬥到下午時，情况持續惡化，起義總指揮張太雷犧牲。

當天夜裡，隨著局勢的變化，指揮部下達了從廣州撤退的命令。但遊曦等女兵此時已經和指揮部失去了聯系，所以並不知道撤退的命令。她們堅守在天字碼頭，與數倍於己的敵人展開了殊死搏鬥。

戰至13日淩晨，女兵班除1人奉命回指揮部報告外，其他人全部壯烈犧牲。這些女孩子犧牲時，都正是花兒一般的年紀，遊曦當時也只有19歲。

請讓我們記住並懷念她們——這些用生命捍衛自己信仰的年輕姑娘。

胡蘭畦：傳奇美女

在黃埔女生隊中，有這樣一比特美女，她的一生十分傳奇。

她非常漂亮，上過《良友》畫報的封面，四川軍閥楊森想娶她做老婆；她一心革命，參加黃埔軍校女生隊，在德國加入了中國共產黨；她因為從事革命，坐過納粹德國的監獄；她是一比特作家，她的《在德國女牢中》被譯成英、俄、德、西等多種文字；她組織戰地服務團，獲封國民政府女少將，並且利用這個身份為共產黨做了很多事…

這個人，便是胡蘭畦。

胡蘭畦，1901年出生於四川成都。她從小便受到良好教育，1920年畢業於成都毓秀女子師範學校。畢業之後，父親將她許配給了她的表哥，她的表哥是個商人，兩人結婚後，志趣相差很遠，1923年，他們在親友見證下離了婚。

胡蘭畦驚豔四方，四川的軍閥楊森想娶她做小老婆，於是便讓他的四家後替他求婚，因為他的四家後和胡蘭畦是同學。但胡蘭畦一口回絕了她。作家茅盾聽說此事之後，寫出了他的第一部長篇小說《虹》。書中的女主人公梅行素，原型就是胡蘭畦。

不久之後，胡蘭畦進入南師範學校讀書。在這裡，她因受到教務長惲代英的影響，加入了馬克思主義研究會，並且發起組織了四川婦女聯合會。也是在這一段時間中，從法國歸來的陳毅擔任了《新蜀報》的主筆，他的文章才氣逼人，在學生中很有影響，胡蘭畦跑到報館中去找陳毅，他們成了知己。

1925年，胡蘭畦奔赴革命中心廣州。在廣州，胡蘭畦結識了她一生的引路人何香凝。不久後，黃埔軍校武漢分校招收女生，胡蘭畦前去投考並成功考中，進入了黃埔軍校。

1930年，在何香凝的幫助下，胡蘭畦去往德國考察。在德國期間，她經成仿吾的介紹加入了中國共產黨。不久之後，宋慶齡到德國，她又通過何香凝認識了宋慶齡。次年，宋慶齡母親去世，她陪宋慶齡回國奔喪，隨即又在宋慶齡的幫助下回德國學習。

在德國，深受革命影響的胡蘭畦開始登臺演講、印發傳單，積極從事反法西斯活動。但也囙此，胡蘭畦引起了納粹政府的注意。1933年，胡蘭畦被捕。宋慶齡和魯迅等人展開營救。三個月後，她獲得保釋。然而就在不久之後，她再次遭到了德國政府的驅逐，不得已之下，只好遠走法國。

1936年7月，胡蘭畦回國來到上海。全面抗戰爆發之後，她在上海基督教女青年會開辦的女工補習學校中招收10人組成了“上海勞動婦女戰地服務團”，開始開戰戰地救護和戰區文宣的教育工作。

上海淪陷之後，胡蘭畦所在服務團也隨之撤離上海，開始轉戰全國各地進行戰地服務，並發展成為了中國最大的戰地服務團。

1938年初，胡蘭畦率戰地服務團到達南昌。此時，項英、陳毅等人在南昌組建新四軍。從1927年與陳毅一別之後，兩人已經整整十年沒有見面了。這次意外見面，兩人徹夜長談，傾訴思念，並訂下了白首之盟。

隨後，陳毅把兩人要結婚的事情告訴了父母。然而，考慮到胡蘭畦身份的特殊，不僅父母沒有同意，組織上也否决了他們的婚事。後來，陳毅到了皖南之後，曾給胡蘭畦寫信說：

我們為革命犧牲個人的幸福，是最偉大的犧牲。為了革命，我們就吃這杯苦酒。假如我們三年不能結合，就各人自由，互不干涉。

而這一別，也成了永別。

1949年上海解放，當陳毅當了市長之後，胡蘭畦曾去了一趟上海，然而接見她的卻是副市長潘漢年，此時的陳毅，已經兒女成群了。

縱觀胡蘭畦的一生，其實是非常坎坷的，正如她晚年時候在回憶錄裏所說：“這輩子只知道趕著時代大潮走，在浪尖上奔呀、跑呀。有時被礁石碰得頭破血流，也只能獨自舔著流血的傷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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