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在朝廷機制上有一個非常特殊的設定，那就是在北京和南京兩地都設定六部，同設六部尚書進行辦公。這就也導致了一個朝廷出現兩個“禮部尚書”的怪像。

包括在土木堡之變和李自成逼近北京時，明朝的大臣們都曾建議當時的皇室遷往南京，因為那裡有現成的，並且十分健全的一套領導班子。這也足以證明，兩個“六部”的設定在一定程度成為了明朝保證國家運轉的一張“底牌”。

早在1368年，明太祖朱元璋除了定都南京之外，還將古都開封設定為“北京”，這也是明朝“兩京制”最初的雛形。但是朱元璋設定兩京後，卻發現開封並沒有起到任何作用，反而成為了一個制度上的漏洞，便撤銷了這一決定。

靖難之役後，朱棣在南京登基。但因為朱棣在南京並無根基，原來的那幫建文舊臣更是對他有所圖謀，所以朱棣只好再次搬出了朱元璋曾經的那套“兩京制”，將北京和南京同時設為明朝的都城，以北京為主，而南京作為“留都”。

朱棣不僅保留了南京的那套管理機構，而且也賦予他們一定的權力，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就是“六部制度”。南京的六部輻射範圍不僅包括這一城，而是囊括了整個江南各省。比如吏部負責周邊各省的官吏考察，而戶部、工部則負責這一片的稅收和工程建設。

兵部和刑部的功能則稍有弱化，兵部只負責地區設備，沒有涉及國家總戰畧製定的職權。而刑部也只能負責地區的治安管理。唯一閒置的是南京的禮部，基本上沒有任何作用。

按理說，在南京當官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事情。明朝北境並不太平，戰事不斷，而南邊相對而言則更加穩定。再加上擁有同樣的品銜，所以明朝南京的六部尚書可以說真正做到“錢多事少待遇高”。

但其實這個在外人眼中最清閒又有油水的工作，在明朝官員眼中卻意味著“恐懼”。南京在明朝就是一個官方設定的“養老院”，一些觸怒了皇帝的官員和能力已經“難堪大用”的老吏，都會被調任南京。

對於那些年輕的官員來說，前往南京做官就意味著從此遠離權力的中心，在天高皇帝的地方虛度光陰，政治生命徹底結束。而對於那些官場老人來說，不能榮耀離休，而是被人嫌弃地趕到外地做官，也意味著晚節不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