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與江蘇是一對很有意思的比較。從地理上來看，兩個省相鄰而存，面積差不多，江蘇10.7萬平方公里，浙江10.5萬平方公里，幾無差別。

江蘇13座地級市，號稱“十三太保”，浙江11座地級市。兩省經濟圍繞上海，緊密相連，自古便有“蘇湖熟，天下足”之說（“蘇”是指江蘇蘇州，“湖”是指浙江湖州）。

2020年，江蘇省人均GDP12.2萬人民幣，浙江11萬人民幣。

浙江真的是自古繁華？

自南宋把臨時首都設在杭州起，浙江便成了文人墨客筆下的繁華之地。柳永有詞雲：“東南形勝，三吳都會，錢塘自古繁華……參差十萬人家。”

林昇有詩雲：“暖風吹得遊人醉，只把杭州作汴州。”

在錦繡詩詞中，浙江給人留下了“自古繁華”的印象。潛臺詞是，浙江富裕靠的是自然條件，換成印度人來浙江，也能搞得繁花似錦。

其實，這是誤解。文人筆下的“繁華浙江”是“文化浙江”包括杭州、嘉興、湖州、紹興、寧波的一部分，這部分屬於平原，緊鄰長江與太湖，自然條件優越，天生富裕。

但行政概念上的浙江省還要包括金華、台州、溫州、麗水和衢州，這些區域全是山地。山區交通不便，農業、工業用地不足，往往會與“貧窮”相連。

浙江整體地勢被概括為“七山二水一分田”，“二水一分田”給了杭州、紹興、嘉興、寧波，“七山”給了剩下的地級市。浙江山區居民偏偏在一片山區中戰勝了貧窮。

比如大名鼎鼎的溫州。溫州開局條件有多差？

財經作家吳曉波說他1992年第一次去溫州時，“從杭州坐大客車顛簸11小時，其間要翻越一座黃泥嶺”才抵達溫州的五馬街，當時五馬街是中國時尚服飾業的中心。

而這個時尚業的中心五馬街，名字聽上去很氣派，其實跑不了五匹馬，窄小的街道連“兩匹馬並行都困難”，只有四五米寬，一到雨季，泥濘難行。

就這樣一條不起眼的小街，聚集了幾百家服裝店，日夜不休地踩著縫紉機。後來風行全國的“前店後廠”模式發源於此。

電視劇《溫州一家人》中，由於種田養不活一家四口人，周萬順把農村的祖屋賣了，集全家之力把女兒送到了歐洲謀生，自己帶著老婆和兒子去溫州市區討生活。

周萬順從基層皮鞋推銷員做起，一步步擁有了自己的皮鞋廠，老婆幾經波折盤下了一家服裝廠，兒子在東北開眼鏡店。隨後又幾經波折，一家人最終都擺脫了貧困，過上了富裕的生活。

金華市的義烏，位於山區中一塊狹小的平原，四周都是山。改革開放之前，義烏全縣28萬人，多餘的勞動力有15萬！

這麼多無業勞動力，放在全世界任何地方，都是個“定時炸彈”，而義烏人靠著“雞毛換糖”的傳奇，把一座名不見經傳的小城變成了全世界著名的小商品集散地。

“雞毛換糖”是指義烏人用他們生產的紅糖，敲著撥浪鼓去城裡換雞毛。

換回的雞毛用於給自家田地施肥，提高產量。換雞毛的過程，無意間點亮了義烏人經商的“種族天賦”，開了改革開放風氣之先，全國最早一批個體工商戶誕生於此，並迅速形成了若干個小商品市場。

1983年，義烏市場有個體戶1050個，日均進場交易的人數達6000人，其中3600多人來自附近同樣是山區的台州、溫州，他們從義烏拿江蘇、廣東生產的小商品，遠賣到北方和西南地區，甚至海外。

這便是浙江人的奮鬥精神，改革開放的時代精神。一群山區的浙江人靠一雙手改變了貧窮的命運。這種不靠天、不靠地，靠勤勞雙手致富的案例，顯然更符合“共同富裕”的脉络。

關鍵是可支配收入

江蘇天生是塊寶地，用“物華天寶”來形容，絲毫不過分。

首先看地理優勢，江蘇10.7萬平方公里，有8.9萬是平原，除了與安徽、山東接壤的一些地方，比如南京是丘陵外，其他土地一馬平川。

省內水利發達得“令人髮指”，承載了全國內河航運量80%的長江，穿蘇南而過，經上海入海，蘇北有南北分界線淮河，長江和淮河把江蘇從西向東切成了三份，即蘇南、蘇北、蘇中，富裕程度也從南到中再到北依次遞減。

省內還有一條自南向北的京杭大運河，大運河是中國從地理上完成南北統一的標誌。

隋朝到清朝，大運河都是全天下最重要的經濟大動脈，江南的財富源源不斷利用大運河被送至北方。揚州原本是一座默默無聞的小城，靠著大運河迅速崛起，富甲天下。

正所謂“天下三分明月夜，二分無奈是揚州”。

中國四大淡水湖中的洪澤湖和太湖也在江蘇境內，世世代代養育著湖周圍的百姓，吃穿不愁。難怪網文大V盧克文會把江蘇稱為“全國最好的一塊地”。

換句話說，江蘇占著全國最好的一塊地，不富裕“天理難容”。與浙江相比，江蘇的富裕是天生的。

從GDP看上，無論人均還是總量，江蘇均要壓浙江一頭。但GDP不是老百姓掙的錢，只是全身生產商品的價值，體現的是生產力發展水准。

老百姓的生活和GDP關係不是正相關，和老百姓生活息息相關的是可支配收入。

2020年，江蘇全省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43390元，浙江全省居民可支配收入52397元！

江蘇雖然富有，但在藏富於民上，不如浙江，人均少了9000元/年。換算成千萬級的省內居民，浙江省老百姓每年能從GDP中多分上千億的錢。

什麼叫共同富裕？看的是GDP嗎？非也，是藏富於民，讓老百姓過上更好的生活，脫離人均可支配收入談GDP就是耍流氓。不能以GDP論英雄。

金陵帝王州

為什麼浙江人均可支配收入比江蘇高這麼多？

或許我們可以從一段對義烏崛起點評中看到一些端倪：市場大多坐落於水陸交通不怎麼便利的地方，唯一合理解釋是，那些地方，傳統思潮相對薄弱，束縛少。

對舊體制的突破，往往發生於這些地方。

簡單說就是，改革開放之前，浙江比江蘇窮，窮則生變，浙江利用發展民營經濟的機會，突破了舊體制的束縛，獲得了更多的改革紅利。

江蘇的民營經濟並非不發達，而是跟浙江比，顯得弱了點。

以顯赫一時的華西村為例，江蘇華西村的崛起是建立在舊體制集體經濟的藩籬之中，在集體經濟中加入了民營經濟的成分，不是另起爐灶。

為什麼華西村不願意另起爐灶呢？原因可能是身在江蘇的華西村本來底子就好，加上碰到了個腦子活的吳仁寶，天時地利人和，出了這麼一個“天下第一村”。

天生的優勢，讓江蘇人在改革時，保守色彩稍微濃了一些。

南京作為江蘇，乃至全國的政治高地，地位毋庸置疑。

明清年代，南京成了眾多退休官員的養老之地，江蘇人入朝為官的人數也冠絕全國，這或許是江蘇人保守性的來源之一。

保守性出於江蘇人對自我的保護，畢竟在波譎雲詭的朝堂上，謹言慎行關係到身家性命。反正江蘇天生富裕，何必爭個第一？

除了南宋短暫做過臨時首都，浙江與政治關聯度不如江蘇高，思潮更為活躍，敢為天下先。當代民營經濟的活躍，讓浙江做到了藏富於民。

作者：江左佑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