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兩天趁著閑了下來，便去了一趟岳陽，感受了一下八百裏洞庭（其實早已經沒有八百裏了）的烟波浩渺。說句慚愧的話，作為一個湖南人，白活了三十餘年，居然連洞庭湖畔的這一座千古名城都還沒去過。好在的是，該來的總歸還是會來，該去的一定會去。

古巴陵城，我來了！

洞庭天下水，岳陽天下樓。

一、千古第一雄文——《嶽陽樓記》

赴岳陽旅遊，有一個地方是必須要去的，否則就等同於沒來，這個地方就是中國“四大名樓”之一的岳陽樓。相傳岳陽樓始建於三國時期，最初為東吳大將軍魯肅所建之“閱兵樓”，不過這都是傳說，岳陽樓能鼎立於後世千年，其實還是得益於“千古第一完人”范仲淹的那一篇千古雄文《嶽陽樓記》。

《嶽陽樓記》這一篇文章有多雄奇就不用我贅述了，一是因為我水准不够格局太低；二是以我的才華還不足以承擔點評這篇文章的重任。但還是得說幾句，這篇文章以景寓情、托物言志，文采絕美，立意高遠，充分表現了古代知識份子壯美的終極追求，“不以物喜，不以己悲”表達了如海空般廣闊的聖哲襟懷，“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則表現了萬千儒家士子為國為民的淩雲壯志。

千古第一雄文，《嶽陽樓記》，你會背嗎？

可以這麼說吧，如果單論文采，可能範文正公這一篇文章還不足以成為經典被傳誦千年，但是要加上意境的話，縱使是王勃那個少年天才的《滕王閣序》也不能與其相提並論了，我如果說《岳陽樓記》是千古雄文第一，持反對意見的人估計也不會太多吧。

二、滕子京貶官和《嶽陽樓記》

北宋建立於西元960年的“陳橋兵變”，滅亡於西元1127年的“靖康之耻”，有國一共167年。縱觀北宋一朝，文風昌明、經濟發達、貿易興盛、國家富庶且科技發達，文風就不用說了，唐詩宋詞足可燭照萬年；經濟貿易規模之大前後世均少有匹敵的王朝，據傳，有人統計過，北宋的GDP占了當時世界上的百分之六十以上，雖然吹了牛，但也說明了一種巨大的自信；而活字印刷術、神臂弓、造船技術等等，都足够說明當時的科技也是走在世界前列的。

但這樣一個璀璨的王朝，居然就在靖康二年的金兵鐵蹄下灰飛煙滅，致使二帝北狩、神州陸沉，成為了上一個千年歷史之中的“千年未有之大變局”，讓萬千華夏子民黯然神傷，悲從中來。

“靖康耻，猶未雪；臣子恨，何時滅？”嶽飛的《滿江紅》你記得嗎？

那它到底是怎麼滅亡的呢？其他的我不說，畢竟一件事情的發生都是綜合性的因素導致的，但《嶽陽樓記》中卻實實在在藏著北宋滅亡的密碼。這個話題其實有人也說過，但我要說點不那麼一樣的。密碼在哪裡呢？其實就在第一句的這13個字裡面，即：慶曆四年春，滕子京謫守巴陵郡。

慶曆四年是千古第一仁義皇帝宋仁宗的一個年號，巴陵郡就是岳陽城，而密碼的覈心焦點就在“滕子京謫守”這五個字上。說起來這還是一段歷史懸案：

這《宋史》記載，滕子京被貶到岳陽做官是因為涉嫌貪腐。他原本是在大宋邊疆的涇州對抗西夏的地方領導，結果因為涉嫌貪污和私分巨額國家公款（大約有16萬貫之多，約等於現在的人民幣4800萬元的樣子）而被宋朝的紀檢委查處，由於他位高權重、朋友更多，自覺處置不了的紀檢委於是把他的事兒捅到了宋仁宗那裡。

宋仁宗再仁義，聽到這事情也受不了啊。他立即派出專項工作組前往涇州調查此事，誰知道滕子京這傢伙居然故意將所有會計帳本全部一把火燒掉了。這一舉動幾乎就是“此地無銀三百兩”的真實寫照了，可證據被銷毀了，這下就“死無對證”了，工作組也無法再調查下去了，就只好回京覆命，如實向宋仁宗禀告一切。當時，滕子京的好友范仲淹很得仁宗信賴，范仲淹也是護友心切，忙不迭地替好友求情，仁宗一看這陣勢，又沒有確切證據證實滕子京的貪腐，扭捏了一陣後就把他貶官到了岳陽。

王凱飾演的宋仁宗，這個“仁”字，你認為趙禎當得起嗎？

到了岳陽的滕子京並沒有消停，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要大興土木，重修岳陽樓。可當時湖南地方財政很窮啊，沒錢讓他搞。怎麼辦呢？他就開始加征賦稅，實行攤派，最終硬生生地讓他建起了一座氣勢恢宏的岳陽樓。為此，范仲淹在人都沒來的情况下，依舊支持好朋友的工作，洋洋灑灑地寫下了流傳千古的文學經典——《嶽陽樓記》，說滕子京在一年時間內就讓岳陽城“政通人和，百廢俱興”，實在是有些匪夷所思，滕子京這也太厲害了。

當然，關於這件事也是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范仲淹就說滕子京是用公款辦公事，並沒有放進自己的腰包；而後來的宰相司馬光則說，滕子京雖然用公款辦了公事，但也為自己留下了不少，大概意思就是滕子京還是個貪污腐敗分子。那這件事我們信誰的呢？這兩個大佬可都是名人，說的話都具有一定的分量。

可我要說的是，我誰都不信。一個國家是要有法度的，即便是冤假錯案，那也必須依照國家法律進行相應的處分，至於處分錯了，那由國家賠償就是了，法治是不能玷污的，就算是封建王朝，“王子犯法”也應當“與庶民同罪”。滕子京在自己涇州任上用掉了4800萬人民幣而沒有任何說法，當中央派出調查組時，居然膽大妄為銷毀所有證據資料，這是在公然對抗中央權威和國家法度啊，單憑這一點就足够讓他死去活來的了。至於他貪污沒有，都可以暫且不論了。

范仲淹被稱為千古第一完人，個人是覺得很有瑕疵的。

三、北宋滅亡的密碼和《嶽陽樓記》

北宋王朝是皇帝“與士大夫共治天下”的典型時代，縱觀上下五千年，對文人士子像宋朝這般寬容的，絕無僅有。這個建立在唐末五代灰燼之上的小一統王朝（疆域太小，實際上並沒有大一統），給予了文人至高無上的尊崇。到了仁宗朝，這種寵愛士大夫的趨勢到達了頂峰：當時的宋朝官員（主要是文官）待遇獨步歷史，一個個不要灰色收入都能活得相當的滋潤，基本上只要不去謀反，哪怕你貪污受賄浪費國家巨額資源，皇帝也不會拿你怎麼樣。以至於到了後來有一種讓人心酸的說法，武將開疆拓土三千里，抵不上家裡考上一個進士榮耀。

宋仁宗的永昭陵。如果他知道與士大夫共治天下會發生靖康之耻，他還會稿共治嗎？

滕子京就是在這樣優渥的環境之下當官的，所以他敢堂而皇之的貪污私分巨額公款，還敢膽大包天的銷毀所有不利證據，原因就在於他知道皇帝是“優待文官集團”的，出了再大的錯，稍微活動活動就不會有大問題，更何况自己朝中有人啊，還是范仲淹這種“深得朕心”的高官。他確實是生的年代太好了，假如一下哈，要是落在後世明太祖朱元璋手裡，他滕子京這樣整一個試試？！

宋朝建立之初，武將出身的趙匡胤還能嚴厲點對待貪污腐敗分子，還有些人會因為貪污腐敗被判處死刑。可到了宋太宗之後，就很少有判處死刑的文官了。及至仁宗時期，這種“文人優待”的原則幾乎到達巔峰，文官貪腐最重的刑罰就是杖脊（打板子）、黥刺（臉上刺青）和遠配（流放老少邊窮地區）。比如宋仁宗天聖元年（1023年），都官員外郎、知漣水軍鄧餘慶，合門袛侯、三陽債主、監倉荊信，殿直、監興平縣酒稅何承勳、監進賢鎮酒稅易著明等都犯了該判死刑的貪腐罪，但最終僅僅是罰了些錢，打了頓板子發配廣南牢城營就了事了。

范仲淹和滕子京的雕像，真正的好朋友果然能保持千年。

北宋王朝的這種對文官集團的寬容，使得富庶的宋朝社會日漸到了民不聊生的地步。封建社會的監管能力本來就弱，文官集團在如此的優待之下，幾乎是毫無顧忌對社會底層進行壓榨，社會也正式進入了“學而優則仕”的頂峰，人人皆以當官和獲得權力為榮，從此冗官冗吏大增，進而導致機构無限膨脹，吏治日益腐敗，統治階層日益腐朽，北宋王朝開始步入積貧積弱的局面。

到了宋神宗時期，王安石變法一度想改變這種狀況，但當時的頑固勢力十分厲害，導致王安石變法在宋神宗死後就無疾而終了，成了中國歷史上有名的一次失敗改革。改革的失敗帶來的是朝政鬆弛、吏治腐敗、社會動亂的報復性增長，到了宋徽宗時期，皇帝本身的昏庸無道則更加加劇了這種摧毀式的墮落，最終才導致了1127年的“靖康之耻”。

而范仲淹在《嶽陽樓記》裏言之鑿鑿的那種“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的美好理想，當時的文官集團之中，又有幾人做到了半分呢？

先憂後樂，說得容易做起來卻難，包括范仲淹在內，有幾個人做到了？

四、結語

個人始終認為，宋朝是我國歷史上一個被高估了的朝代，它的所有美好只存在於文人士子的筆下，而對廣大百姓來說，始終還是離不開張養浩的那一句對封建王朝的結語：興，百姓苦；亡，百姓苦。

文人之所以美化宋朝，是因為宋朝給了文人足够的尊重和寵愛，像滕子京這種將4800萬國家財產揮霍而說不清楚去向的，都只是官降一級了事，遑論其他？而對老百姓來說，不說水深火熱，生活也是十分艱難的，別的不說，我們就說被文人們稱為千古第一仁君的宋仁宗，他在位42年的時間裏就發生過三四十次農民起義，幾乎是年均一次的規模了，仁君如此，百姓何存？

如此腐化墮落的北宋王朝，又怎麼能夠在北有遼金野蠻生長的情况下安然生存？在宋徽宗和蔡京遍求天下“花石綱”以修建“艮嶽”（北宋徽宗時期的圓明園）時，“靖康之耻”顯然是不可避免的了，上一個千年華夏民族的哀傷由此已然註定。

如此的北宋，只有士大夫而無其他階層，靖康之耻怎能避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