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12月12日晚上，一封電報突然出現在德國科隆休養的汪精衛下榻處的桌子上。電報是汪精衛的妻子陳璧君發來的，上面寫道：“西安的張學良發兵變，真相不明。有無線通訊都已停止，蔣介石去向不明。根據彭學沛傳來的消息，蔣介石現在還在西安市內，還沒有發生重大事件。”

次日，陳璧君的第二封電報接踵而至。電文中提到了以張學良的名義發表的8項要求，即對南京政府的改造和對各黨派的救國活動的自由性的保障；停止所有內戰；釋放所有政治犯；允許所有政治活動等。電文同時還報告了對張學良軍職的解除，由何應欽接管軍權等國民政府的决定。在同日的電報裏，陳璧君還通告了陳誠、邵力子等隨行人員也被拘禁的消息，還有國民政府內傳出兩周後西安可以平靜的消息等內容。另外還提到根據飛機偵察，西安掛出共產黨的紅旗，14日將下達了討伐張學良的命令等消息。

收到此消息的汪精衛立刻表示“不管中央是否來電都要歸國”。要知道在此之前蔣介石和國民政府領導人曾多次邀請汪精衛早日回國。就在1936年8月中旬，蔣介石再次通過外交部部長張群，轉達了邀請汪精衛早日歸國的立場，但是汪精衛對於這些要求絲毫沒有認真考慮。這大概是因為汪精衛認為這些邀請沒有經過國民黨或國民政府的正式程式，而且雖然說是蔣介石的意圖，但實際上與其說是反映蔣介石的本意，不如說是禮節性的姿態。從汪精衛的立場來看，自己被扣上“親日派”的帽子，勢力受到牽制的情况下，如果貿貿然回國，會被看成是對蔣介石的屈膝，對回國後自己勢力的發展並沒有任何好處。不過，歸國是一定要的，只是選擇的時機很重要。此時發生的“西安事變”在他眼裡，簡直就是上天給他的一個不可多得的歸國機會。

14號，汪精衛給中央執行委員會發電，表示對事態感到心痛，同時表達要立即登上歸程。他同時要求顧孟餘和陳公博去新加坡迎接他，並要求陳璧君也盡可能一同來新加坡。然後，汪精衛發表了時局安定並非容易的見解，表達了歸國後可能參與政務，也可能“只有見危投命”。

12月18日，汪精衛登上了歸程，從科隆動身去了義大利的熱那亞。在離開科隆之前，汪精衛邀請中國駐德國大使程天放、駐英國大使郭泰祺、駐法國大使顧維鈞等來熱那亞，於12月20日與他們一起進行了會談。很顯然，汪精衛的這個舉動已經表明了自己回國後必定會參與政務，而非沖著“見危投命”而來。

汪精衛在與他們的談話中主要議論了西安事變引起的國內政局的對策和對外政策的基調。汪精衛認為西安事變使蔣介石的立場變得十分困難，即使蔣介石很快得到釋放，其權力也會受到很大的打擊；如果蔣介石得不到釋放的話，中國將會發生內戰。不論是那種情况，自己必將取代蔣介石，獲得其在國民政府中旁落的權力。

以會談結果為基礎，汪精衛於12月22日發表了宣言，強調要求保障蔣介石的安全，早日恢復其自由，為了解决當前的難局打算儘早歸國的兩點內容。

汪精衛於12月21日在熱那亞登上歸國的輪船。與此同時，在西安經過幾番談判，蔣介石於12月25日被釋放回到南京。張學良也與蔣介石一起飛到南京自請處分，從而結束了事變。

汪精衛在所乘船只經過蘇伊士運河期間收到顧維鈞的電報，得知蔣介石已經被釋回到南京的消息。12月29日和30日，他的親信褚民誼發來電報轉告了其會見蔣介石一事，並報告了蔣介石的健康狀態，同時還告訴蔣介石詢問汪精衛何時到達國內等內容。

汪精衛接到蔣介石被釋放的消息，所懷心情已不可考。可是船已經調不了頭，他只能硬著頭皮接受自己的命運。從事後政局發展的狀況來看，忽視了共產黨人力量的汪精衛預測即使蔣介石被釋放，其權力也會受創的想法可以說不過是一種無實據推測而已。

囙此，打算以西安事變為契機而歸國發展自己勢力的汪精衛，正如自己所言，落得個“見危投命”的結果。而他也因為跟不上急劇發展的形勢，在政府和黨內得不到大多數人的支持，最後淪為以“曲線救國”為幌子的“對日和平論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