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度宗，鹹淳九年（1273年）二月，襄陽保衛戰進入最後的關鍵階段。蒙古軍的“大殺器”回回炮，擊中了襄陽城的譙樓，聲若驚雷的炮擊聲，響徹整個襄陽城，城中汹汹，軍心動搖。

襄陽守將呂文煥在勢窮援絕的困境下，與蒙古軍將領阿裡海牙折箭為誓，約定不得大肆屠城，隨後舉城投降。歷時五年的襄樊保衛戰，以襄陽的失陷，宣告結束。而此時的蒙宋戰爭，已經進行了38年了。

攻佔襄陽後，蒙古軍以荊襄為節點，沿漢江而下，進入長江，僅用了不到三年的時間，在德佑二年（1276年）正月，兵臨臨安府（今浙江杭州），迫使南宋中央投降。至此，持續近半個世紀的蒙宋戰爭，最終以蒙古人徹底覆滅南宋政權，而宣告結束。

襄陽作為蒙宋戰爭中的重要戰畧都市，它的失守，讓蒙古人成功掌握了通向長江中下游的鑰匙。

那麼，如此重要的襄陽，蒙古人為何不在戰爭的初期，直接攻佔？而要等到戰爭持續了三十多年後，才開始重視這座城市？

事實上，從蒙宋戰爭開始的初期，蒙古人的戰畧重心一直都在四川，而不是湖北。

南宋端平元年（1234年），七月。就在南宋方面在河南發動“端平入洛”戰役的同時，窩闊台召開蒙古諸王大會，在這場重要的會議上，窩闊台確定了兩件事。其一：是確定了南伐宋朝的戰略構想；其二：是確定了伐宋過程中的軍事進攻方向。

蒙古族內部，包括歸附的漢人和契丹人，一致認定“先謀犯蜀，下窺江南”的戰畧方向。即先拿下四川，而後沿長江而下，直抵江南。事實上，這一戰略，雖然在後來的忽必烈看來，有著明顯缺陷。但就當時而言，這無疑是最適合，也是最正確的戰畧安排。

蒙宋之間早期的軍事接觸，就是發生在四川地區。寶慶二年（1226年），成吉思汗在征討西夏的同時，派一支偏師，以取金、夏為名，向南抄掠，入南宋四川境。並在次年年初，與宋軍發生正面衝突，南宋四川制置使鄭損畏敵不前，輕率地作出放弃關外五州、退宋三關的决定，致使蜀地門戶大開。

紹定四年（1231年），蒙古滅金進入最後的關鍵階段。拖雷武力借道宋境，四川制置使桂如淵不思抵抗，托雷乘勢率軍闖入大散關，攻破鳳州城，屠洋州，圍攻川陝重鎮興元府（今陝西漢中），沿漢江南下，抵達鄧州（今河南鄧縣）。

兩次規模不大的試探性進攻，讓蒙古人看清了南宋軍隊的羸弱，和四川地區不堪一擊的軍事防線。加之，金國滅亡以後，黃河、淮河之間屢次遭到戰爭的破壞，形成了大片的無人區，不適合蒙古軍作為南下的重心。所以，當窩闊台决定伐宋時，他選擇將軍隊的進攻重點放在四川，打算以川蜀地區作為覆滅南宋的突破口。

端平二年（1235年）春，窩闊台派大將阿術魯率東路軍進攻兩淮，三皇子闊出率中路軍南下荊襄；二皇子闊端率西路軍攻打四川。都元帥塔海率領的先頭部隊，非常迅猛，相繼攻克沔州（今陝西勉縣）、興元府（今陝西漢中）、陽平關。

駐守蜀邊的宋軍，在四川制置使趙彥呐的帶領下，向四川內郡潰逃，沿路州郡，無人守城。川北門戶大開，蒙古軍不斷向四川內郡挺進，十一月，攻克成都府，並以成都為中心，四面出擊，不斷攻擊四川各路州縣。史載“是四川府州蜀十，殘其七八”、“五十四州俱陷破，獨夔州一路，及瀘、合數州僅存”。

與四川蒙古軍的不斷深入相比，南下荊湖的蒙古軍就顯得積極性不高。闊出率軍，取道金州（今陝西安康）、光化（今湖北老河口），沿漢水南下，一路上也沒有遇到强烈的抵抗。南宋京湖制副使全子才連夜逃遁，給蒙古軍留下了大量的攻城器械。九月，蒙古軍正式進入荊湖地區，鄧州守將趙詳舉城投降。十月，蒙古軍包圍棗陽，宋將樊文彬率部堅守，終因外援已絕，城破身亡。

棗陽失陷，蒙古軍遂集中力量轉攻襄陽，這是襄陽第一次正面面對蒙古軍隊的進攻。但有意思的是，此時的蒙古人顯然對襄陽並不感興趣。史載“史天澤挾二舟載死士，直前搗之，覆溺者萬計”。這是蒙古人對襄陽的唯一一次大規模軍事行動，在遇到宋軍的頑強抵抗後，便鎩羽而歸，放弃襄陽，轉攻隨州、郢州（今湖北鐘祥）。

但蒙古人想不到的是，他們雖然放弃了襄陽，但最後還是以另一種管道，佔領了襄陽……

這一年的冬天，蒙古軍再次發重兵突襲襄陽城西門，襄陽城告急。實際上，蒙古人的進攻，更像是為了進攻而進攻，他們似乎對襄陽實在提不起什麼興趣，這種情況不僅出現在襄陽，在進攻襄陽以南的江陵（今湖北江陵縣）時，也遠沒有“征蜀”的蒙古軍那麼賣力氣。對襄陽的進攻，也只是不時的小規模行動，始終沒有發動持續的大規模進攻（另一層的原因是蒙古人的軍隊人手不够。）。

當時，坐鎮襄陽的是京湖制置使趙範。趙範“朝夕酣狎，民訟邊防，一切廢弛”，和北軍主將王旻、李伯淵厮混在一起。而且在襄陽城內部，北軍與南軍互有衝突，趙範對此視而不見，不作協調。

次年春，受朝廷委派，支援襄陽的李虎率領南軍進入襄陽。入城後，李虎便揚言要剿除王旻北軍。南北兩軍發生衝突，先是王旻被殺，而後趙範又下令誅殺北軍，襄陽城的局面開始失控。趙範遂逃出襄陽，勾奔荊門而去。

北軍主將李伯淵率剩餘的北軍，焚毀襄陽城郭後、舉城投降蒙古。襄陽城官民四萬七千餘人、三十萬擔糧食、弓矢器械二十四庫、以及金、銀、鹽、鈔等，皆為蒙古所有。自嶽飛收復襄陽130年以來，由宋軍苦心經營的這座軍事重鎮，毀之一旦，化為灰燼，禍至慘也！

蒙古人雖然接受了李伯淵的投降，但在查抄襄陽城的物資，和遷徙城中百姓至洛陽後，並未實際派兵駐守。直到這一年的十月，方才派遣遊顯領襄陽、樊城事，表示象徵性的佔領。而遊顯也並未對襄陽城有任何戰畧上的規劃，連最起碼的城防設施，也懶得歸置。只是“在城內起屋造酒，以待偽酋即韃賊大隊前來度夏”。

這些情况都說明，蒙古人在最初的伐宋戰爭中，並未將襄陽城作為南下進攻的重要都市，或者說，此時的襄陽城還沒有被列入到蒙古人的戰略規劃中。這一時期，南下的蒙古軍對大多數都市，還是沿用攻而不占的方略，意在不斷地消磨南宋的有生力量，這一點在蒙古滅金的過程中也尤為明顯。

蒙古人第一次佔領襄陽，來得快，去得更快。嘉熙三年（1239年），蒙古軍的軍事中心逐漸東移至兩淮地區。荊湖地區的宋軍，趁機開始大面積的收復失地。郢州（今湖北鐘祥）、荊門、信陽軍（今河南信陽）相繼被收復。

曾經投降蒙古，駐守襄樊的劉廷美，有意歸附南宋，以內應引宋軍進入樊城。四月，宋軍都統江海攻克襄陽外城，別將劉義執遊顯降宋，宋軍成功收復襄陽。

與荊湖地區停滯不前的蒙古軍隊相比，“征蜀”的蒙古軍顯得异常的“積極”。蒙古人在川北的興元府和石門建立控制四川的戰畧基地，以此作為南征四川的橋頭堡。

從端平三年（1236年）開始，蒙古人在四川的進攻幾乎沒有停止。嘉熙元年（1237年），蒙古軍突襲武信軍（今四川遂寧），將南宋貯存在城裡的府庫錢糧擄掠一空；

嘉熙二年（1238年），蒙古都元帥塔海指揮蒙古軍對川東地區發動進攻，攻陷隆慶府（今四川劍閣）。次年，又攻重慶，繼而東下攻萬州（今重慶萬州區）、夔州（今重慶奉節）。宋將孟珙分兵守衛峽州（今湖北宜昌）、歸州（今湖北秭歸）、施州（今湖北恩施）一線，擊敗東侵的蒙古軍，迫使其退兵。

淳佑元年（1241年）蒙古軍又進攻川西地區，連破“二十餘城”，進圍成都，宋將田顯開北門投降，成都再度失陷，南宋四川制置使陳隆之被俘遇害。

蒙古軍在四川的戰事非常順利，除夔州路以外的利川路、潼川路和成都府路都遭到蒙古軍隊不同程度的襲擾和擄掠。但就在蒙古軍一路高歌猛進時，淳佑元年十一月，窩闊台突然病逝。蒙古政權隨即陷入權力紛爭，無暇再對南宋進行全面戰爭，宋蒙之間的大規模戰事暫告中止。

由窩闊台病逝所引發的一系列蒙古族內部的動盪，基本上暫停了蒙古軍在四川的軍事行動，蜀地得以喘息。事實上，窩闊台攻佔四川，沿江而下的戰畧，在戰爭過程中被證明是可行的。但他自己的突然病逝，卻阻礙了這一戰畧計畫的推進。使南宋朝廷在喘息之餘的同時，能够騰出手來重新配寘和重建四川地區的軍力。

幾乎就在窩闊台病逝的同時，南宋派遣餘玠以四川安撫制置使的身份來到四川，主持四川防務的重建。餘玠主蜀期間，修建大型山城二十餘座，山城以山築就，山體峭絕千仞，山頂寬平，有田土可耕，有林木可用，有泉水可飲，可供百姓居住或軍事防禦，由此形成了具有四川地理特色的—山城防禦體系。

同時，餘玠重建四川的指揮中樞，以重慶設為帥府，作為南宋在四川的軍政大本營，並採納播州冉氏兄弟建議，圍繞合州釣魚城來佈置防線。以重慶府、合州釣魚城為覈心的川東沿江防禦體系，成為此後，南宋在四川抵禦蒙古軍的重要防線。後來證明，直到蒙古軍兵臨臨安城，這條防線也未被突破。

淳佑十一年（1251年）六月，拖雷長子蒙哥在斡難河即位，成為蒙古族大汗。蒙哥伐宋的戰畧同樣也是從四川入手，但與窩闊台時期不同的是，他選擇先借道吐蕃國，攻滅雲南的大理國，而後與陝西和四川的蒙古軍聯合，南北夾擊，一舉拿下四川。寶佑二年（1254年），兀良合台俘虜了大理國王段興智，大理滅亡。

寶佑四年（1256年），蒙哥命令兀良合台率兵由雲南進軍四川，企圖“通道於嘉定、重慶，抵合州，濟蜀江”，與四川的蒙古軍配合作戰，一舉蕩平四川全境。但實際上，蒙古人攻佔四川的最好時機，隨著窩闊台的病逝，徹底錯過。這一次，蒙古人在四川打地很艱難。宋軍憑藉有利地形頑強抵抗，蒙古軍南北會合的戰役意圖，終究未能實現。

寶佑六年（1258年），蒙哥分三路大軍，從川蜀、荊湖、兩淮地區，再次發動大規模的滅宋戰爭。四月，蒙哥率領四萬人馬，號稱十萬，進至六盤山。

十月，蒙哥率部渡過嘉陵江，進駐劍門關（在今四川劍閣北）。但如此大規模的戰役，蒙哥卻沒有讓兄弟忽必烈參加。而是以“患脚疾”為由，罷了他的兵權，把他强行安置在後方。

有人的地方就有鬥爭，這一點同樣適用於如日中天的蒙古族同胞。忽必烈生怕蒙哥猜忌自己，遣人懇求蒙哥，讓自己帶兵從征。好巧不巧，南下荊湖的塔察兒停滯不前。於是，蒙哥决定分兵與忽必烈，命他代替塔察兒，南征荊湖。

事實上，忽必烈是蒙古政權高層裏，為數不多的明白人。他早已看出蒙哥親率大軍，遠征川蜀的錯誤戰畧。他手下的謀士就曾對他直言道：“蜀道險遠，瘴癘時作，難必有功，萬乘豈宜輕動”。並且建議他儘快拿下襄樊，則大業可定。

開慶元年（1259年），七月，忽必烈行至蔡州（今河南汝南縣）。從被俘的宋軍前哨口中，得到了蒙哥病逝四川的消息，但忽必烈認為這是宋軍散佈的謠言。遂殺掉前哨，繼續南下。

但實際上，蒙哥在七月二十一日，就已經病逝溫湯峽（今重慶北碚的北溫泉）。

八月，忽必烈率軍渡過淮河，二十日，攻破大勝關，隨後兵圍黃陂（今湖北武漢黃陂區），在黃陂取道陽邏堡渡江。九月一日，從攻四川的宗王穆哥，從釣魚城遣使來告知蒙哥死訊，並請忽必烈北撤，繼承汗比特。

蒙哥的死訊得到證實，但忽必烈認為既已南下，不能無功而返，於是决定繼續進兵。他指揮十萬蒙古軍三道並進，突破南宋長江防線，渡過長江，包圍了鄂州城（今湖北武昌）。

但鄂州城遠比忽必烈想像的要難啃的多，連續三個月的猛攻，只是攻破了鄂州的東南角。就在前線的戰事陷入胶著時，十一月十七日，忽必烈的妻子派遣使者來到鄂州，帶來了一則重要的情報：忽必烈的幼弟阿裡不哥已遣人調兵於大漠南北，圖謀稱帝！

鄂州城現在拿不下，將來可以再打，可汗比特一旦丟了，就徹底沒有機會了。閏十一月初，留下大將拔突兒等人指揮部分蒙古軍繼續圍困鄂州，忽必烈率主力北返。六天后，蒙古大將拔突兒等人也根據忽必烈事先的安排，迅速從鄂州解圍撤軍。

蒙宋戰爭，又一次因蒙古族可汗的去世，而宣告暫停。但這一次，蒙古人並沒有給南宋太多的時間來整飭軍備。景定元年（1260年），忽必烈和阿裡不哥，分別召開忽裡台（大朝會），宣佈自己繼承大汗比特。由此，蒙古陷入了長達四年的汗比特之爭。

但事實上，與阿裡不哥的汗比特之爭，並沒有讓忽必烈忘記或者放弃滅宋。就在忽必烈繼位的同年，謀士郭侃向忽必烈獻上《平宋策》，建議說：“宋據東南，以吳越為家，其要地，則荊襄而已。今日之計，當先取襄陽，既克襄陽，彼揚、廬諸城，彈丸地耳，置之勿顧，而直趨臨安，疾雷不及掩耳，江淮、巴蜀不攻自平。”

這是蒙古方面，第一次有人正式提出改變滅宋的戰畧方向，將戰畧重心從川蜀轉移至荊湖。但忽必烈對這個早就心有所屬的方案，不置可否。直到另一個人的出現，才徹底改變了蒙宋戰爭的僵局。

開慶元年，就在忽必烈從鄂州撤兵後不久，賈似道入朝，被拜為右相，權相之路就此開始。賈似道崇尚鐵腕政治，上臺之後，針對當時官員貪墨、結黨營私等弊病，進行了大規模的整肅，各路安撫制置司，更是這次“嚴打”的主要對象。

劉整時任瀘州知府兼潼川路安撫使，正是核查對象之一。作為四川制置司下四大主力之一，劉整尤善敎練戰士，但因恃才桀傲，與四川安撫制置使俞興素來不和。俞興派人清查劉整帳目，劉整向俞興行賄，但俞興拒不接受；劉整又派人到江陵請求俞興之母代為說情，也遭到俞興拒絕。另一方面，劉整得知俞興與四川制置副使呂文德，互相勾結，欲圖謀加害於己。由此，反叛之心已定。

景定二年（1261年）夏，劉整秘密聯絡蒙成都路經略使劉黑馬，舉城投降，瀘州失陷。忽必烈隨即任命他為行夔府路中書省兼安撫使，配合四川地區的蒙軍，與宋軍進行作戰。

劉整的投降，雖然在短時間內造成四川局部的防禦空缺。但並沒有撼動整個川東的沿江防禦體系。此後的幾年，蒙宋雙方在四川開始了持續的拉鋸戰，雙方你來我往，攻守殺伐，互有勝敗，四川的戰事陷於胶著狀態。

鹹淳三年（1267年）冬，劉整在大都（今北京）覲見忽必烈時上奏，提出了新的攻宋方略，建議“攻宋方略，宜先從事襄陽”，不要與宋軍在四川糾纏，改將進攻重點放在襄陽方向。“先攻襄陽，撤其捍蔽”，而後順漢江而下，攻取鄂州，從鄂州撕破南宋長江防禦體系！

劉整的建議遭到了許多蒙古官員的反對，但卻得到了忽必烈的堅決支持，忽必烈當即表示“朕意决矣！”

鹹淳四年（1268年）春，忽必烈任命阿術為都元帥，指揮蒙古軍進攻襄樊。阿術因有過攻擊襄陽的經驗，知道進攻襄樊單靠蒙古騎兵是不行的，便向忽必烈請求“漢軍協力征進”。忽必烈同意了阿術的請求，並且指派劉整為都元帥，赴襄樊與都元帥阿術同議軍事。

九月，蒙古軍在完成作戰準備後，開始在襄樊週邊大規模地築城，對襄樊進行合圍。南宋方面在加强襄陽和樊城的城防的同時，不斷集結重兵，從週邊開始突破蒙古軍的包圍，蒙宋雙方的焦點都集中在了原來被忽視的襄樊地區。襄樊保衛戰正式打響……

參考資料：《宋史》、《宋蒙（元）戰爭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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