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度宗,鹹淳九年(1273年)二月,襄陽保衛戰進入最後的關鍵階段。蒙古軍的“大殺器”回回炮,擊中了襄陽城的譙樓,聲若驚雷的炮擊聲,響徹整個襄陽城,城中汹汹,軍心動搖。
襄陽守將呂文煥在勢窮援絕的困境下,與蒙古軍將領阿裡海牙折箭為誓,約定不得大肆屠城,隨後舉城投降。歷時五年的襄樊保衛戰,以襄陽的失陷,宣告結束。而此時的蒙宋戰爭,已經進行了38年了。
攻佔襄陽後,蒙古軍以荊襄為節點,沿漢江而下,進入長江,僅用了不到三年的時間,在德佑二年(1276年)正月,兵臨臨安府(今浙江杭州),迫使南宋中央投降。至此,持續近半個世紀的蒙宋戰爭,最終以蒙古人徹底覆滅南宋政權,而宣告結束。
襄陽作為蒙宋戰爭中的重要戰畧都市,它的失守,讓蒙古人成功掌握了通向長江中下游的鑰匙。
那麼,如此重要的襄陽,蒙古人為何不在戰爭的初期,直接攻佔?而要等到戰爭持續了三十多年後,才開始重視這座城市?
事實上,從蒙宋戰爭開始的初期,蒙古人的戰畧重心一直都在四川,而不是湖北。
南宋端平元年(1234年),七月。就在南宋方面在河南發動“端平入洛”戰役的同時,窩闊台召開蒙古諸王大會,在這場重要的會議上,窩闊台確定了兩件事。其一:是確定了南伐宋朝的戰略構想;其二:是確定了伐宋過程中的軍事進攻方向。
蒙古族內部,包括歸附的漢人和契丹人,一致認定“先謀犯蜀,下窺江南”的戰畧方向。即先拿下四川,而後沿長江而下,直抵江南。事實上,這一戰略,雖然在後來的忽必烈看來,有著明顯缺陷。但就當時而言,這無疑是最適合,也是最正確的戰畧安排。
蒙宋之間早期的軍事接觸,就是發生在四川地區。寶慶二年(1226年),成吉思汗在征討西夏的同時,派一支偏師,以取金、夏為名,向南抄掠,入南宋四川境。並在次年年初,與宋軍發生正面衝突,南宋四川制置使鄭損畏敵不前,輕率地作出放弃關外五州、退宋三關的决定,致使蜀地門戶大開。
紹定四年(1231年),蒙古滅金進入最後的關鍵階段。拖雷武力借道宋境,四川制置使桂如淵不思抵抗,托雷乘勢率軍闖入大散關,攻破鳳州城,屠洋州,圍攻川陝重鎮興元府(今陝西漢中),沿漢江南下,抵達鄧州(今河南鄧縣)。
兩次規模不大的試探性進攻,讓蒙古人看清了南宋軍隊的羸弱,和四川地區不堪一擊的軍事防線。加之,金國滅亡以後,黃河、淮河之間屢次遭到戰爭的破壞,形成了大片的無人區,不適合蒙古軍作為南下的重心。所以,當窩闊台决定伐宋時,他選擇將軍隊的進攻重點放在四川,打算以川蜀地區作為覆滅南宋的突破口。
端平二年(1235年)春,窩闊台派大將阿術魯率東路軍進攻兩淮,三皇子闊出率中路軍南下荊襄;二皇子闊端率西路軍攻打四川。都元帥塔海率領的先頭部隊,非常迅猛,相繼攻克沔州(今陝西勉縣)、興元府(今陝西漢中)、陽平關。
駐守蜀邊的宋軍,在四川制置使趙彥呐的帶領下,向四川內郡潰逃,沿路州郡,無人守城。川北門戶大開,蒙古軍不斷向四川內郡挺進,十一月,攻克成都府,並以成都為中心,四面出擊,不斷攻擊四川各路州縣。史載“是四川府州蜀十,殘其七八”、“五十四州俱陷破,獨夔州一路,及瀘、合數州僅存”。
與四川蒙古軍的不斷深入相比,南下荊湖的蒙古軍就顯得積極性不高。闊出率軍,取道金州(今陝西安康)、光化(今湖北老河口),沿漢水南下,一路上也沒有遇到强烈的抵抗。南宋京湖制副使全子才連夜逃遁,給蒙古軍留下了大量的攻城器械。九月,蒙古軍正式進入荊湖地區,鄧州守將趙詳舉城投降。十月,蒙古軍包圍棗陽,宋將樊文彬率部堅守,終因外援已絕,城破身亡。
棗陽失陷,蒙古軍遂集中力量轉攻襄陽,這是襄陽第一次正面面對蒙古軍隊的進攻。但有意思的是,此時的蒙古人顯然對襄陽並不感興趣。史載“史天澤挾二舟載死士,直前搗之,覆溺者萬計”。這是蒙古人對襄陽的唯一一次大規模軍事行動,在遇到宋軍的頑強抵抗後,便鎩羽而歸,放弃襄陽,轉攻隨州、郢州(今湖北鐘祥)。
但蒙古人想不到的是,他們雖然放弃了襄陽,但最後還是以另一種管道,佔領了襄陽……
這一年的冬天,蒙古軍再次發重兵突襲襄陽城西門,襄陽城告急。實際上,蒙古人的進攻,更像是為了進攻而進攻,他們似乎對襄陽實在提不起什麼興趣,這種情況不僅出現在襄陽,在進攻襄陽以南的江陵(今湖北江陵縣)時,也遠沒有“征蜀”的蒙古軍那麼賣力氣。對襄陽的進攻,也只是不時的小規模行動,始終沒有發動持續的大規模進攻(另一層的原因是蒙古人的軍隊人手不够。)。
當時,坐鎮襄陽的是京湖制置使趙範。趙範“朝夕酣狎,民訟邊防,一切廢弛”,和北軍主將王旻、李伯淵厮混在一起。而且在襄陽城內部,北軍與南軍互有衝突,趙範對此視而不見,不作協調。
次年春,受朝廷委派,支援襄陽的李虎率領南軍進入襄陽。入城後,李虎便揚言要剿除王旻北軍。南北兩軍發生衝突,先是王旻被殺,而後趙範又下令誅殺北軍,襄陽城的局面開始失控。趙範遂逃出襄陽,勾奔荊門而去。
北軍主將李伯淵率剩餘的北軍,焚毀襄陽城郭後、舉城投降蒙古。襄陽城官民四萬七千餘人、三十萬擔糧食、弓矢器械二十四庫、以及金、銀、鹽、鈔等,皆為蒙古所有。自嶽飛收復襄陽130年以來,由宋軍苦心經營的這座軍事重鎮,毀之一旦,化為灰燼,禍至慘也!
蒙古人雖然接受了李伯淵的投降,但在查抄襄陽城的物資,和遷徙城中百姓至洛陽後,並未實際派兵駐守。直到這一年的十月,方才派遣遊顯領襄陽、樊城事,表示象徵性的佔領。而遊顯也並未對襄陽城有任何戰畧上的規劃,連最起碼的城防設施,也懶得歸置。只是“在城內起屋造酒,以待偽酋即韃賊大隊前來度夏”。
這些情况都說明,蒙古人在最初的伐宋戰爭中,並未將襄陽城作為南下進攻的重要都市,或者說,此時的襄陽城還沒有被列入到蒙古人的戰略規劃中。這一時期,南下的蒙古軍對大多數都市,還是沿用攻而不占的方略,意在不斷地消磨南宋的有生力量,這一點在蒙古滅金的過程中也尤為明顯。
蒙古人第一次佔領襄陽,來得快,去得更快。嘉熙三年(1239年),蒙古軍的軍事中心逐漸東移至兩淮地區。荊湖地區的宋軍,趁機開始大面積的收復失地。郢州(今湖北鐘祥)、荊門、信陽軍(今河南信陽)相繼被收復。
曾經投降蒙古,駐守襄樊的劉廷美,有意歸附南宋,以內應引宋軍進入樊城。四月,宋軍都統江海攻克襄陽外城,別將劉義執遊顯降宋,宋軍成功收復襄陽。
與荊湖地區停滯不前的蒙古軍隊相比,“征蜀”的蒙古軍顯得异常的“積極”。蒙古人在川北的興元府和石門建立控制四川的戰畧基地,以此作為南征四川的橋頭堡。
從端平三年(1236年)開始,蒙古人在四川的進攻幾乎沒有停止。嘉熙元年(1237年),蒙古軍突襲武信軍(今四川遂寧),將南宋貯存在城裡的府庫錢糧擄掠一空;
嘉熙二年(1238年),蒙古都元帥塔海指揮蒙古軍對川東地區發動進攻,攻陷隆慶府(今四川劍閣)。次年,又攻重慶,繼而東下攻萬州(今重慶萬州區)、夔州(今重慶奉節)。宋將孟珙分兵守衛峽州(今湖北宜昌)、歸州(今湖北秭歸)、施州(今湖北恩施)一線,擊敗東侵的蒙古軍,迫使其退兵。
淳佑元年(1241年)蒙古軍又進攻川西地區,連破“二十餘城”,進圍成都,宋將田顯開北門投降,成都再度失陷,南宋四川制置使陳隆之被俘遇害。
蒙古軍在四川的戰事非常順利,除夔州路以外的利川路、潼川路和成都府路都遭到蒙古軍隊不同程度的襲擾和擄掠。但就在蒙古軍一路高歌猛進時,淳佑元年十一月,窩闊台突然病逝。蒙古政權隨即陷入權力紛爭,無暇再對南宋進行全面戰爭,宋蒙之間的大規模戰事暫告中止。
由窩闊台病逝所引發的一系列蒙古族內部的動盪,基本上暫停了蒙古軍在四川的軍事行動,蜀地得以喘息。事實上,窩闊台攻佔四川,沿江而下的戰畧,在戰爭過程中被證明是可行的。但他自己的突然病逝,卻阻礙了這一戰畧計畫的推進。使南宋朝廷在喘息之餘的同時,能够騰出手來重新配寘和重建四川地區的軍力。
幾乎就在窩闊台病逝的同時,南宋派遣餘玠以四川安撫制置使的身份來到四川,主持四川防務的重建。餘玠主蜀期間,修建大型山城二十餘座,山城以山築就,山體峭絕千仞,山頂寬平,有田土可耕,有林木可用,有泉水可飲,可供百姓居住或軍事防禦,由此形成了具有四川地理特色的—山城防禦體系。
同時,餘玠重建四川的指揮中樞,以重慶設為帥府,作為南宋在四川的軍政大本營,並採納播州冉氏兄弟建議,圍繞合州釣魚城來佈置防線。以重慶府、合州釣魚城為覈心的川東沿江防禦體系,成為此後,南宋在四川抵禦蒙古軍的重要防線。後來證明,直到蒙古軍兵臨臨安城,這條防線也未被突破。
淳佑十一年(1251年)六月,拖雷長子蒙哥在斡難河即位,成為蒙古族大汗。蒙哥伐宋的戰畧同樣也是從四川入手,但與窩闊台時期不同的是,他選擇先借道吐蕃國,攻滅雲南的大理國,而後與陝西和四川的蒙古軍聯合,南北夾擊,一舉拿下四川。寶佑二年(1254年),兀良合台俘虜了大理國王段興智,大理滅亡。
寶佑四年(1256年),蒙哥命令兀良合台率兵由雲南進軍四川,企圖“通道於嘉定、重慶,抵合州,濟蜀江”,與四川的蒙古軍配合作戰,一舉蕩平四川全境。但實際上,蒙古人攻佔四川的最好時機,隨著窩闊台的病逝,徹底錯過。這一次,蒙古人在四川打地很艱難。宋軍憑藉有利地形頑強抵抗,蒙古軍南北會合的戰役意圖,終究未能實現。
寶佑六年(1258年),蒙哥分三路大軍,從川蜀、荊湖、兩淮地區,再次發動大規模的滅宋戰爭。四月,蒙哥率領四萬人馬,號稱十萬,進至六盤山。
十月,蒙哥率部渡過嘉陵江,進駐劍門關(在今四川劍閣北)。但如此大規模的戰役,蒙哥卻沒有讓兄弟忽必烈參加。而是以“患脚疾”為由,罷了他的兵權,把他强行安置在後方。
有人的地方就有鬥爭,這一點同樣適用於如日中天的蒙古族同胞。忽必烈生怕蒙哥猜忌自己,遣人懇求蒙哥,讓自己帶兵從征。好巧不巧,南下荊湖的塔察兒停滯不前。於是,蒙哥决定分兵與忽必烈,命他代替塔察兒,南征荊湖。
事實上,忽必烈是蒙古政權高層裏,為數不多的明白人。他早已看出蒙哥親率大軍,遠征川蜀的錯誤戰畧。他手下的謀士就曾對他直言道:“蜀道險遠,瘴癘時作,難必有功,萬乘豈宜輕動”。並且建議他儘快拿下襄樊,則大業可定。
開慶元年(1259年),七月,忽必烈行至蔡州(今河南汝南縣)。從被俘的宋軍前哨口中,得到了蒙哥病逝四川的消息,但忽必烈認為這是宋軍散佈的謠言。遂殺掉前哨,繼續南下。
但實際上,蒙哥在七月二十一日,就已經病逝溫湯峽(今重慶北碚的北溫泉)。
八月,忽必烈率軍渡過淮河,二十日,攻破大勝關,隨後兵圍黃陂(今湖北武漢黃陂區),在黃陂取道陽邏堡渡江。九月一日,從攻四川的宗王穆哥,從釣魚城遣使來告知蒙哥死訊,並請忽必烈北撤,繼承汗比特。
蒙哥的死訊得到證實,但忽必烈認為既已南下,不能無功而返,於是决定繼續進兵。他指揮十萬蒙古軍三道並進,突破南宋長江防線,渡過長江,包圍了鄂州城(今湖北武昌)。
但鄂州城遠比忽必烈想像的要難啃的多,連續三個月的猛攻,只是攻破了鄂州的東南角。就在前線的戰事陷入胶著時,十一月十七日,忽必烈的妻子派遣使者來到鄂州,帶來了一則重要的情報:忽必烈的幼弟阿裡不哥已遣人調兵於大漠南北,圖謀稱帝!
鄂州城現在拿不下,將來可以再打,可汗比特一旦丟了,就徹底沒有機會了。閏十一月初,留下大將拔突兒等人指揮部分蒙古軍繼續圍困鄂州,忽必烈率主力北返。六天后,蒙古大將拔突兒等人也根據忽必烈事先的安排,迅速從鄂州解圍撤軍。
蒙宋戰爭,又一次因蒙古族可汗的去世,而宣告暫停。但這一次,蒙古人並沒有給南宋太多的時間來整飭軍備。景定元年(1260年),忽必烈和阿裡不哥,分別召開忽裡台(大朝會),宣佈自己繼承大汗比特。由此,蒙古陷入了長達四年的汗比特之爭。
但事實上,與阿裡不哥的汗比特之爭,並沒有讓忽必烈忘記或者放弃滅宋。就在忽必烈繼位的同年,謀士郭侃向忽必烈獻上《平宋策》,建議說:“宋據東南,以吳越為家,其要地,則荊襄而已。今日之計,當先取襄陽,既克襄陽,彼揚、廬諸城,彈丸地耳,置之勿顧,而直趨臨安,疾雷不及掩耳,江淮、巴蜀不攻自平。”
這是蒙古方面,第一次有人正式提出改變滅宋的戰畧方向,將戰畧重心從川蜀轉移至荊湖。但忽必烈對這個早就心有所屬的方案,不置可否。直到另一個人的出現,才徹底改變了蒙宋戰爭的僵局。
開慶元年,就在忽必烈從鄂州撤兵後不久,賈似道入朝,被拜為右相,權相之路就此開始。賈似道崇尚鐵腕政治,上臺之後,針對當時官員貪墨、結黨營私等弊病,進行了大規模的整肅,各路安撫制置司,更是這次“嚴打”的主要對象。
劉整時任瀘州知府兼潼川路安撫使,正是核查對象之一。作為四川制置司下四大主力之一,劉整尤善敎練戰士,但因恃才桀傲,與四川安撫制置使俞興素來不和。俞興派人清查劉整帳目,劉整向俞興行賄,但俞興拒不接受;劉整又派人到江陵請求俞興之母代為說情,也遭到俞興拒絕。另一方面,劉整得知俞興與四川制置副使呂文德,互相勾結,欲圖謀加害於己。由此,反叛之心已定。
景定二年(1261年)夏,劉整秘密聯絡蒙成都路經略使劉黑馬,舉城投降,瀘州失陷。忽必烈隨即任命他為行夔府路中書省兼安撫使,配合四川地區的蒙軍,與宋軍進行作戰。
劉整的投降,雖然在短時間內造成四川局部的防禦空缺。但並沒有撼動整個川東的沿江防禦體系。此後的幾年,蒙宋雙方在四川開始了持續的拉鋸戰,雙方你來我往,攻守殺伐,互有勝敗,四川的戰事陷於胶著狀態。
鹹淳三年(1267年)冬,劉整在大都(今北京)覲見忽必烈時上奏,提出了新的攻宋方略,建議“攻宋方略,宜先從事襄陽”,不要與宋軍在四川糾纏,改將進攻重點放在襄陽方向。“先攻襄陽,撤其捍蔽”,而後順漢江而下,攻取鄂州,從鄂州撕破南宋長江防禦體系!
劉整的建議遭到了許多蒙古官員的反對,但卻得到了忽必烈的堅決支持,忽必烈當即表示“朕意决矣!”
鹹淳四年(1268年)春,忽必烈任命阿術為都元帥,指揮蒙古軍進攻襄樊。阿術因有過攻擊襄陽的經驗,知道進攻襄樊單靠蒙古騎兵是不行的,便向忽必烈請求“漢軍協力征進”。忽必烈同意了阿術的請求,並且指派劉整為都元帥,赴襄樊與都元帥阿術同議軍事。
九月,蒙古軍在完成作戰準備後,開始在襄樊週邊大規模地築城,對襄樊進行合圍。南宋方面在加强襄陽和樊城的城防的同時,不斷集結重兵,從週邊開始突破蒙古軍的包圍,蒙宋雙方的焦點都集中在了原來被忽視的襄樊地區。襄樊保衛戰正式打響……
參考資料:《宋史》、《宋蒙(元)戰爭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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