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1931年日本帝國主義悍然發動“九一八事變”，到1945年8月15日日本正式宣佈無條件投降，中國人民歷經了艱苦卓絕又輝煌正義的十四年抗日戰爭。在此期間，南京國民政府曾經兩次遷都，以避開日本侵略軍的鋒芒和保存積蓄實力。

然而，1932年國民政府選擇了遷都洛陽，而1937年，國民政府卻最終選擇了重慶作為國民政府的戰時首都（陪都）。

那麼，是什麼原因導致國民政府兩次遷都各不相同呢？

上圖_九一八事件

首先，面對的日本侵略形勢存在不同

1931年“九一八事件”之後，日本主要精力在於霸佔我國東北地區，扶持清廢帝溥儀擔任傀儡頭目的“偽滿洲國”，此舉自然遭到了國際國內社會的一片譴責和反對，而日本於1932年發動入侵上海的“一二八事變”，在某種程度上也是出於混淆視聽，轉移國際視線的目的。

就當時的情况來看，日本暫時並沒有發動全面侵華的的計畫，其當時在東北的關東軍人數在5萬人左右，投入上海的軍隊兵力後來一度達到近10萬人左右，這樣的兵力顯然不足以支撐發動一場大規模的全面侵華戰爭。

但是由於國民政府首都南京距離上海僅300公里路程，且位於長江南岸，極容易遭到日本水陸並進的威脅（而實際上當時日本海軍確實也派出數艘艦艇順長江開赴南京下關江面進行威懾）。囙此國民政府此時的遷都帶有相當程度的應急、避其鋒芒的色彩。

而位於中原腹地的洛陽，無論是離正在發生戰事的上海地區，還是日本正在擴張的東北地區都較為遙遠，且交通較為便利（有鐵路和機場），囙此是一個理想的暫時應急之地。

上圖_七七事變：盧溝橋中國軍隊機槍陣地

在1937年7月7日之後，日本則投入重兵開始全面侵華戰爭，接連挑起“盧溝橋事變”和“八一三事變”，從南北兩個方向同時對華進行全面入侵，1937年底日本在華投入兵力已達100萬人左右，而國民政府正節節敗退，可以說已經是生死存亡關頭。

在這種情況下，進行遷都就不能僅僅只是臨時應急，而是應該為長期抗戰做好充足準備，而深處大後方，有著戰畧縱深優勢的重慶地區，就成為了理想的遷都之地。

上圖_中原大戰

其次，當時的國內局勢也存在不同

1927年，以蔣介石為首的南京國民政府建立後，就面臨著地方軍閥强有力的威脅和挑戰，儘管歷經蔣馮戰爭、蔣桂戰爭特別是1930年中原大戰，像馮玉祥、閻錫山、李宗仁這些有能力和老蔣扳手腕的軍閥大佬元氣大傷，暫時偃旗息鼓，但是1932年之時，老蔣實際上能真正控制的省份和區域也並不多，主要也就是今天的華東六省一市，以及河南、湖北等省份。

華北地區主要由閻錫山以及西北軍宋哲元等掌握、山東則是由韓複渠把持、廣東有陳濟棠、廣西則是桂系的根據地，而大西南地區的四川地區則更是軍閥派系林立，楊森、劉文輝、鄧錫侯、劉湘、王陵基等所謂“川系五虎”各據一方、此消彼長。

這些軍閥雖然沒有能力和意願與蔣介石爭奪天下，但卻都稱霸一方，實際上並不受老蔣管控。所以除去這些軍閥控制區域，在當時老蔣即使遷都，手中的“備選都市”也是寥寥無幾。

武漢雖然各方面條件也不錯，但畢竟也是長江沿岸，也容易受到日本海軍的威脅，而且臨近當時我黨領導的三大蘇區之一的湘鄂西革命根據地，對於老蔣來說安全方面也得不到保障，所以相比之下洛陽就成了相對較好的遷都之選。

上圖_國民政府暫遷洛陽相關報導

而在此之後，隨著老蔣的地位逐漸鞏固和强化，也注意到了西南地區的戰畧價值，老蔣開始對四川等西南地區進行經營，尤其是老蔣以圍剿紅軍為名，出動中央軍部隊進入四川，其實也是向四川擴展勢力範圍，同時又以作戰為名在四川大搞基建，修建了一批公路（比如1936年通車的川陝公路）、要塞等，從某種意義上打破了四川的割據局面。

經過數年經營，老蔣的勢力已經在四川大幅度擴展，而四川當地軍閥勢力得到削弱。而隨著日本帝國主義的步步緊逼，特別是1936年“西安事變”在我黨的推動下得以和平解决，從而開始了第二次國共合作，國民黨地方軍閥包括四川軍閥在內也大都能以民族大義為重，拋弃前嫌，願意一致擁護蔣介石領導全面抗戰。這也為老蔣最終遷都重慶奠定了堅實的內在基礎。

上圖_“西安事變”發生後的相關新聞報導

最後，洛陽和重慶截然不同的都市定位和差异也對國民政府的兩次遷都產生了重要影響

洛陽在民國北洋軍閥時期就是交通和軍事重鎮，有鐵路（隴海線）、有機場（洛陽飛機場）、有軍事要塞（西工兵營），附近還有當時首屈一指的鞏縣兵工廠（大名鼎鼎的中正式步槍就是其傑作之一），這在當時都是首屈一指的。此外，洛陽更是中國歷史“四大古都”之一，極具文化底蘊，這也符合眾多自謂國學功底深厚的國府要員的胃口。以上都是當時洛陽的優勢所在。

然而洛陽的“短板”也比較突出，在宋朝以後其地位就不斷下降，到了民國時期，也僅僅只是一座普通的內陸都市，無論是城市建設和經濟生活水準都比較落後，這讓在南京過慣了享樂日子，還能動輒去上海灘十裡洋場厮混的國民政府顯貴們苦不堪言。

老蔣就乾脆把自己的加班車當成了指揮部加住所，而其他大小官員顯然就沒有這樣的資格和條件，級別高的可以去寺院或者吳佩孚、張敬堯等以前北洋軍閥留下的舊宅子將就借住，級別不够的就只好“屈居”民房，於是一個二個叫苦連天，所以這也是《淞滬停戰協定》之後南京面臨的威脅消失，大家紛紛要求遷回南京的重要因素。對於這些國府要員來說，與其說是一次遷都，更不如說是去逃荒逃難，實在是“不堪回首”。

上圖_重慶國民政府舊址

而相比史上金碧輝煌的洛陽，西南重鎮重慶則是後起之秀。到了民國時期，重慶已經相當繁榮，更是號稱“長江五虎”（另四座都市是上海、南京、武漢、安慶）之一，水陸交通發達，商貿經濟興盛，城建水准基礎也較好，從都市經濟生活角度來說更適合作為首都。

而從地形上看，重慶周邊群山環繞更有三峽天險可以依託，都市安全也比較有保障。抗戰期間，日軍曾多次試圖進攻重慶，都被依託天險防守的中國軍隊所擊敗，特別是1943年石牌保衛戰，英勇頑強的中國守軍依託三峽西陵峽石牌要塞，給予日軍重大殺傷，從而粉碎了日軍進攻重慶的企圖。重慶的這些優勢因素也促成了國民政府最終將其選做戰時首都。

作者：楊上柳下校正/編輯：莉莉絲

參考資料：《蔣介石傳》布賴恩•克羅澤著封長虹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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