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個世紀前,一套價值700萬瑞士法郎的進口設備被秘密運到秦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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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提起世界名表,大家可能都會不約而同地想到“瑞士”兩個字。眾所周知,這個國家製造的各款式手錶享譽五洲四海。本文所要敘述的就是上個世紀六十年代發生在西安的一套從瑞士引進的精密齒輪加工設備的真實故事。當時一共購入了兩套,每套價值700餘萬瑞士法郎,一套分配至三機部的航空儀錶製造企業,一套分配至西安儀錶廠。

引言

提起世界名表,大家可能都會不約而同地想到“瑞士”兩個字。眾所周知,這個國家製造的各款式手錶享譽五洲四海。

機械手錶最關鍵的品質當然是走時的精度,取决其精度的决定性因素在於由各級齒輪組成的傳動系統,要加工出高精度的齒輪,則要有比被加工齒輪本身更高精度的加工設備,包括工裝、夾具、刃具及量具等一整套的機械設備。囙此,瑞士生產的精密齒輪加工設備其精度和品質也堪稱世界一流。

本文所要敘述的就是上個世紀六十年代發生在西安的一套從瑞士引進的精密齒輪加工設備的真實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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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備引進之始末

六十年代初,西安儀錶廠是當時國內最大,最先進的綜合性自動化儀錶生產廠。也是建國後第一個五年計劃156項重點工程後續項目中由民主德國援建的中國第一個大型儀錶工廠,當時號稱亞洲第一,建成後於1960年正式投產。

由於彼時國家正處於三年自然灾害的困難時期,工業生產科技水准進步遲緩,長期處於較低水準狀態。之後,隨著中央提出的“調整、充實、鞏固、提高”八字方針,經濟形勢迅速復蘇,呈現出一派欣欣向榮的新氣象。

■圖源:公眾號「西儀股份有限公司」

為了儘快向工業自動化的宏偉目標邁進,除了加快基礎設施的建設之外,國務院專門組建了國家儀器儀錶總局,以優先發展自動化儀器儀錶產品的品種、規模和製造水准,因為儀器儀錶是自動化生產線上的“眼睛”。根據基層組織的申請和現實情况的需要,國家準予適度引進國外的先進科技和相關設備。

隨後,以西安儀錶廠為覈心組織相關專業人員成立調研考察小組開展引進設備的前期準備工作,鑒於當時國際國內形勢,引進設備工作被列為“機密”級別工程項目,以確保安全和不受干擾。

經過蒐集情報資料,篩選、比較、調研、考察等大量前期工作,最終選定引進瑞士“米克朗”(Mikron)公司生產的整套精密齒輪加工設備,包括滾齒、插齒、剃齒以及這些機床配套的夾具、工裝、刃具、檢具等約三十餘臺件。

同樣出於安全需要,以及其它一些因素,沒有採取直接的貿易方式,而是通過轉口貿易,以香港的“南洋商行”作為中間環節,囙此我們是從香港南洋商行購入這套瑞士設備的。當時一共購入了兩套,每套價值700餘萬瑞士法郎,一套分配至三機部的航空儀錶製造企業,一套分配至西安儀錶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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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衷被變更及一個新工廠的誕生

瑞士的整套精密機械設備歷經漂洋過海,經由香港更換商業標籤,轉由陸路運至西安,終於在1969年年中安全抵達西安儀錶廠。

正當進行開箱驗收之際,突然接收到上級下達的一項指令,要求將這套設備暫且封存,等候處置。

當時,全國上下都在貫徹“深挖洞,廣積糧,備戰備荒為人民”的最高指示,西安所有工廠企業都在不分晝夜輪班挖掘防空洞,突然間傳來了中央軍委的“一號戰備令”,一時間形勢變得徒然緊張起來。

■原西儀生產車間|圖源公眾號「儀錶圈」

按照要求,凡涉及國家機密的所有物質和重要的、高價值的設備設施均需妥善安置,確保安全。這套進口設備放在西安儀錶廠顯然目標太大,容易遭到“階級敵人”的破壞。

囙此,省市有關部門立即研究,最終出臺了一個在當時認為較為穩妥且是唯一方便可行的方案:原來,西安市在灃峪口設有一處秘密檔案館,文革初期因被洩密已廢棄不用了,這裡的位置在秦嶺脚下,灃河北岸,靠山隱蔽,且有現成的獨立空間和八棟平房,正是安置這套設備絕佳的理想之地。

此外,為避免設備閒置造成的損失,方案中建議在原檔案館的基礎上進行擴建,再投入少量資金和配套的設備設施,索性以這套設備為基礎,再建一個新廠。此方案如若可行,則交由西安市儀錶工業局負責實施。

文革前,西安市在儀器儀錶工業領域幾乎是空白,僅有一個公私合營性質的“天祥儀錶廠”,生產水準儀、格網尺及三脚架等測繪儀器。國家儀器儀錶總局成立後,西安市也成立了與之對應的儀器儀錶工業局,將原天祥儀器廠擴建為西安光學量測儀器廠、新建壓力錶廠、儀錶專用設備廠(後改為儀錶機床廠)、儀錶模具廠、電磁閥廠等。由於都是剛建立不久,基礎還比較薄弱,突然有如此珍貴的一批設備從天而降,自是驚喜交加,求之不得的大好事。

然而這套方案卻遭到西安儀錶廠方面的拒絕,應該說這是意料之中,也是可以理解的。畢竟這是西安儀錶廠付出了極大的努力才得以實現的果實。

西安儀錶廠在生產、科技等業務方面直屬國家儀器儀錶總局領導,而黨政關係,行政事務方面則受陝西地方領導,即所謂“條塊結合”的雙重領導。

西安儀錶廠遂以“此套設備引進的初衷是為了提高我國自動化儀錶製造技術水准,而只有西安儀錶廠是唯一有資格、有能力擔此重任的工廠”為理由向國家儀錶總局彙報並獲得認可。如此,雙方一時間難以達成一致,最終解決的方案是:在這套設備的不同品種、型號中,各選一臺留在西安儀錶廠,其餘部分交由西安市儀錶工業局負責安置。

此後,西安儀錶工業局立即全力以赴,由副局長雲峰衕誌親自掛帥指揮,克服重重困難,建立了新廠,新建成的工廠被命名為西安儀錶精密零件廠(以下簡稱精零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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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工廠的生存環境

新廠的基建完成,設備安裝就緒,人員招聘到位後不久,時任西安儀錶機床廠革委會副主任的本人於1972年接受組織安排,被調入西安儀錶精密零件廠,職務是革命委員會副主任兼生產組組長。當時所有工廠的領導班子均稱革委會,下設政工組、生產組、後勤組三大班子。生產組負責工廠的生產、調度、科技、檢驗、供應、銷售及設備管理、基建管理等職責。

新廠是在原檔案館的地址上擴建起來的,地址在秦嶺脚下,灃河北岸。

廠區南圍牆外就是河灘,北邊和西邊是稻田,東邊則是湙村公社生產隊的農民宅院,再往東約300米左右就是西灃公路,路邊豎立著一塊石碑,上面刻著醒目的“31”兩個數位,顯示此地與西安的距離是31公里。

公路兩旁,東邊是孤零零的交通檢查站,西邊是當地唯一的一間商鋪——長安縣郭杜鎮——湙村公社的供銷合作社,只售毛巾肥皂類日用百貨,工廠職工買菜需騎自行車到十公里之外的五星公社所在地的集市上去買,若購糧和購煤,則必需回到西安市內持購糧本和購物本在指定的糧店、煤店按月購買,廠裡每星期發一趟專為職工購糧煤的卡車,這一天可以算做“視同因公出差”。

按照原國務院第一機械工業部軍事管制委員會(69)軍基字第865號檔案的精神,西安儀錶廠不僅應將這套瑞士精密加工設備全數移交外,還應將該廠原有的“精密零件車間”的全部設備和科技人員、操作工人全數移交給西安儀錶精密零件廠。可是最終由於種種原因,該檔案始終沒有得到全面貫徹落實,特別是科技人員和工人沒有調動。

由於地處偏僻,生活不便,較難招聘到所需科技人才,何况工廠也沒有自行招聘人員的自主權,所有的幹部和工人均由儀錶局的人事和勞資部門安排。

當時,全廠職工約八十餘人。政工後勤部門包括黨辦、門房、食堂、衛生所、托兒所、司機等約二十人,生產組這邊行政幹部五人,科技幹部四人,工人隊伍中具有十年以上工齡的老工人只有二人,年青技工十多名,其餘則是當年的轉業軍人和按政策允許不用下鄉的初中畢業生。還有五、六名附近的413部隊隨軍家屬被照顧入廠參加工作。

由此可見,工廠的技術力量十分薄弱,在當時的情况下,想在短期內解决這一問題幾乎沒有可能,囙此只能一方面在廠內展開師傅帶徒弟式的强化培訓,另一方面分期分批送出去到各對口兄弟廠實習鍛煉。特別是選送十名基礎較好的青年到西安儀錶廠培養成能够操作精密機床的技工,做為工廠的科技骨幹。

■原西儀實驗車間|圖源公眾號「儀錶圈」

唯一值得自豪的就是廠裡的加工設備和設施。除引進的齒輪加工設備外(該套設備被安裝在專門修建的恒溫,恒濕的特殊廠房中),還有新購置的車床、銑床、磨床、刨床、立鑽等十多臺通用機械加工設備,此外還有兩臺大轎車,兩臺解放牌大卡車和一臺半新的嘎斯69吉普車。

可惜的是,這些好設備一時間卻難以展現其“英雄用武之地”。因為,一個突然之間憑空冒出來的新廠,哪有什麼現成的產品讓你去生產?就算有,你能拿得下來嗎?

再說,當時工廠也沒有選擇產品或自行開發新產品的自主權。一切遵循上級安排。這就是計劃經濟,儀錶局每個月末之前下達各工廠下一月需完成的產品的品種、數量、產值等各項經濟指標。

國家工業管理部門每年定期召開一兩次產、需、供等各方代表的見面會,在現場供需各方直接簽定經濟合同(按上級分配的各名額及廠家)。幾百人的大會,擠在有限的幾個飯店、飯店內,要找到分配給自己的簽約對象的確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大家背地裡將這種會議稱之為每年一兩次的“騾馬大會”。

新建的精零廠,近百號人做什麼呢?孩子既已出生,總得有口飯吃吧,鑒於當時的狀況,儀錶局可行的也是唯一能做到的辦法就是說服所屬的壓力錶廠和儀錶機床廠將他們的產品或零部件挑結構簡單、容易生產的割讓一部分給精零廠。於是,我們派人經過短期對口培訓之後,開始生產“壓力錶機芯”和“三通電磁閥”兩種產品,儘管這些產品對我們的設備來說並不十分適應,但也不失為解决當時吃飯問題的權宜之計。

■西安儀錶精密零件廠生產的“電磁三通閥”產品。

說實話,上述的一切都是屬於日常的工作範疇,而真正令我頭痛、甚至有些寢食難安的還是這套引進的設備,若長期在這裡“睡大覺”,沒有發揮應有的作用和價值,即使無人追責,我自己內心也深感不安,想起同行的朋友們時不時會挖苦我說“你捧著金飯碗要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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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經展現出的美好前景

功夫不負有心人,終於有一天得到一個令人驚喜的資訊,那是我一個很“鐵”的老鄉加朋友,他當時在機械工業部西安設計研究院任職,第二天要去北京,前來與我告別,也想順便參觀一下我們廠那套瑞士設備,內行人一看便知這套設備的潜在價值。

他告訴我,當下就有一個千載難逢的機遇,能够充分發揮這套設備的作用,就看我們能不能抓得住,原來他這次不僅是出差,而是“借調”到北京部裡參與“照像機、電影機大會戰”項目的規劃和設計工作,要在全國範圍內選擇若干條件合適的工廠組成“提升國產照像機、電影機製造水准”的骨幹企業。國家會有一筆可觀的資金投入。

我明白他知道照像機的心臟——“快門”中齒輪的精度比手錶還要高,我們廠參與這場“大會戰”,具有得天獨厚的優越條件。我自是驚喜交加,馬不停蹄趕往北京。

我是以彙報這套瑞土設備的現狀為由申請進入國家儀器儀錶總局的,沒想到的是竟然受到一比特總局副局長的親自接見,我如實地彙報了這套設備現時在我廠無法發揮作用的現實狀況,同時也表達了希望參與“照像機會戰的願望”。

彙報完,副局長沉默了許久,然後深深地歎了口氣,最後只簡短地說了一句話,然後就告辭了。她說的是:“知道了,你先回去吧,把設備要保護好。”我反復推敲,感覺還是有一線希望的。

一個多月之後,西安市儀錶工業局收到了關於“西安儀錶精密零件廠《照像機快門》科技改造項目的正式批文,並附有該項目的詳細、具體的設計方案,一期投資500萬元,新建一座總建築面積2400平方米分三層的生產車間,新添置26臺設備(附有設備清單)。

我們立即召開了全廠的動員大會,進行了具體的安排佈署:選派精幹隊伍前往對口的天津照相機廠培訓學習;組織廠房設計施工;考察訂購設備設施及輔助材料、工具、檢測儀器等工作。

萬沒想到的是,僅僅過了不到一個月,情况就發生了變化,經儀錶工業局領導研究,决定要借此東風大幹一場,不只是要發展精零廠,還要帶動其它二個廠共同發展,具體計畫是安排光學測量儀器廠發展生產照相機鏡頭,壓力錶廠生產機殼、附件及承擔整機組裝,並改廠名為“西安照相機廠”,要加入全國的大會戰之中。

然而國家的規劃設計已成定局,幾乎沒有改變的可能,儀錶局决定自己幹,沒有條件就創造條件,這下可就苦了精零廠,把原本投給精零廠的500萬資金一分為三,劃撥一部分給了其它兄弟廠。結果可想而知,我們的基建任務完成了,三層的“快門樓”立起來了,五個“快門”樣機也試製成功了,而配套的設備只購回6臺自動車床用來生產軸類零件,製造工裝、模具及异形零件所需的設備因缺乏資金暫時無力購置,整個技改項目被迫推遲。

時事變化,“四人幫”被打倒了,“照相機電影機大會戰”項目也悄然落幕。冷靜下來仔細想想,讓其“下馬”也確實在情理之中。本來經濟就不發達,又經過十年文革,正值百業待興之際,將有限的資金投向文娛行業,難道不是本末倒置嗎?新的領導班子“撥亂反正”,令經濟發展逐步走上正軌,這才是正確的經濟發展的道路。

至此,展現在精零廠上空的“美好前景”就如同肥皂泡一樣徹底幻滅了。平心而論,如果當初已經下達的500萬元資金能按原規劃設計方案全數調撥至精零廠,按時完成技改計畫。形成快門產品的生產能力,可以給當時現成的照相廠配套供應,精零廠也就“長大成人”了,不至於成了一個始終長不大的孩子,落得最終被大廠“收留”的悲慘命運。

講到這裡,也許會有人認為當年的決策有失誤,釀成了本可避免發生的不良後果,但我覺得今天我們反思某一事件時,不應只是單純地就事論事,而應結合當時的歷史背景綜合分析考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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尾聲

照像機快門技改項目被叫停之後,經市場調研和反復研究,我們選擇了電度錶中的“計度器”做為主導產品。

■西安儀錶精密零件廠生產的“計度器產品”

當時,國內外都意識到了“能源危機”,為節約能源,國家宣導電錶、水錶“入戶”,實現分戶計量收費,可以預見不久的將來,家用電度錶、水錶的需求必將大增,我們必須爭分奪秒,儘快開發生產,搶佔市場。

於是,廠裡立即掀起了研製開發計度器的高潮。該產品結構簡單,關鍵部件除支架外就是齒輪,正是我們的拿手好戲,囙此很快就研製成功,投入了生產。

計度器中的齒輪精度不高,用精密機床加工顯然“大材小用”,如同用可以加工汽車輪殼的設備去加工馬車的輪殼。但是,鑒於當時的諸多因素,我們別無選擇,總不能永遠放著現成的設備不用,再花錢去買新設備。我們生產的計度器,以其高品質著稱,自然贏得市場的青睞,一時間呈現出產銷兩旺的大好局面。

然而,“好花不常開,好景不長在”,不知從什麼時候開始,南方江浙一帶的“鄉鎮企業”有如雨後春筍一般一批又一批地冒出來,其間不乏有生產計度器的企業,他們生產的計度器,用的是塑料齒輪,塑膠齒輪是直接用注塑機壓注出來的。只要壓注模的精度過關,注出來的齒輪就不必再加工而直接使用。

它的生成效率和加工成本,我們是望塵莫及的,因為我們是黃銅資料,而且是用機械加工的工藝一個齒一個齒地加工出來的,再加上勞動力成本、管理費用、設備折舊費等等,我們的生產成本比他們高出許多,在市場競爭中,我們敗下陣來是必然的結果。

大約是1981年前後,我親自參加了一次部裡在青島召開的當年秋季“騾馬大會”,手持上級安排好的“計畫單”,找到對應廠家——甘肅的一個電度錶廠的與會代表,欲簽銷售合同,他不緊不慢地說他已與別的廠簽過了,我說上邊安排的是我們兩家簽啊。他說他知道,檔案他也有,但是“你們的計度器二塊五一只,人家是一塊七毛六,我還會和你簽嗎?”

我是1982年秋天調離精零廠的,聽說廠裡不久就陷入半停產狀態,再後來聽說商洛一個生產電子元器件的工廠欲回遷到西安,看上了灃峪口這塊“寶地”,要和精零廠“合併”,然而畢竟“隔行如隔山”,終究沒有談成。又過了一段時間,根據西安市冶金機電工業局正式决定,西安儀錶精密零件連人帶設備“一鍋端”,併入了西安紅旗手錶廠。

至此,精零廠消失在漫漫歷史的長河之中,那一年,精零廠建廠還不到16年。

作者|楊景行|陝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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