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視國情文化的區別，盲目借鑒甚至照搬西方理論體系下的教育理論與治理思想，是造成教育上國退民進的根本原因，也是造成近年教育治理上不停糾偏的根本原因，需要系統反省。

據媒體報導，河南鄲城，105所義務教育階段的民辦學校中，101所將停招新生。這是繼公民同招之後，對義務教育階段學校打出的又一重拳，目的顯然是為了進一步遏制“國退民進”，不能讓錢成為上好學校的門檻。

在河南鄲城，義務教育階段民辦學校約占50%，而且最好的學校也是民辦。鄲城一高是當地最好的高中，每年都會有30人左右考入清華北大。2018年鄲城一高錄取中考生共1933人，其中竟有1018人都來自一所民辦學校——光明學校。

作為一個近年才脫貧的貧困縣，一些學校一學期學費超過7000多，一般人顯然是承受不了的。如果上一個好學校，不僅需要孩子學習好，還要有錢，是我們能接受的嗎？

顯然不能！義務教育階段“國退民進”問題的嚴重，是引發此次重拳治理的根本原因。遺憾的是，這種現象不僅僅出現在鄲城，其他地方也普遍存在，尤其是長三角與珠三角地區。前10名小學與國中，幾乎一邊倒的都是民辦學校。

以上海為例，一起來看一組網上的數據：

從錶中不難看出，在上海中招成績排名前7的國中，有6所是民辦校，只有1所公辦校，市北初級中學能“碩果僅存”，據說源於該校享受獨特的理科實驗班招生政策。

最好的小學與國中都成了民辦學校，這就意味著金錢成為優質教育資源選擇上的基本門檻。這顯然是我們國家性質所不能容忍的，也是一系列政策出臺的根本原因。這就如同學區房政策的糾偏一樣：不能讓金錢成為擇校的合法通路，成為教育公平的門檻。

公民同招之後，直接關停部分私立學校，幾乎可以算是對民辦教育政策的一次大回檔：從沒有太多禁忌限制，到與公辦學校一樣的管制，同時，甚至在總量上直接進行控制。有人責備說和現行的民辦教育促進法存在一定抵觸，我理解，國退民進的問題已經嚴重到不得不採取直接關停的手段。

除了關停進行總量控制之外，我們有必要深刻檢討義務教育階段“國退民進”現象產生的原因，才能找到根本的治理辦法，至少未來不再重複這種錯誤。

民辦學校的快速逆襲，很多人歸結為民辦學校有錢，投入建設了優質的硬體，引進了大量的優秀老師。

這個說法表面上有道理，但解釋不了兩個事情。第一，為什麼偏偏發生在最近10餘年？而不是以前。在上世紀80/90年代，包括本世紀初前10年，民辦學校就已經比較普遍存在的情况下，民辦學校仍然是薄弱校的代名詞，很多所謂貴族學校，只是錢多的問題少年聚集地。第二，為什麼現時主要局限於義務教育階段的私立學校，為什麼至今很多私立高中仍然難以超越公立高中？

最近這10年到底發生了什麼推動了這一現象的全面出現？

顯然，這和我們近年來對公辦學校與民辦學校的區別化管理是分不開的。這就是一度對公辦學校嚴管的同時，對民辦學校的全面放任。

基於“公辦保基本，民辦滿足個性需求”的定位，我們把重點全面放在了對公辦學校的監管上，而對民辦學校，則完全放開。

民辦學校可以自由地挑學生，自由地安排自己的教學內容、放學時間、課後輔導等。但是公辦學校卻不一樣，生源被嚴格卡住，一律就近入學，也禁止一切形式的生源挑選。在日常的教學管理上，也有很多的清規戒律，不准超綱學、超綱教、超綱考，更不允許課後與週末輔導，還有一系列的減負措施：三點半放學，低年級的取消考試，禁止佈置作業等等。

但民辦學校卻完全是另外一番場景。什麼時候招生，怎麼招生，是沒有人管的。平時的教學等，更是學校的自由。多數民辦學校，也往往是寄宿學校，學校全方位安排了課後的輔導以及其他的課程與培訓，也就不存在三點半放學的說法了。在這類學校周邊，輔導班也是寸草不生的，因為根本就沒有需求。

為什麼會有這麼大的差异？為什麼會這麼管？很多人會馬上說，因為是私立。

因為我們流行的教育理論就是這樣，通行世界的教育治理思想也是這樣，是世界的“慣例”：只要不違法，私立學校無禁忌。其實從這種治理邏輯中，我們可以深刻地看到美國、英國的影子。

在美國，對於公辦學校，完全禁止擇校，只能就近入學，無論是買的房子，還是租的房子。但對於私立學校，在招生上是沒有任何限制的，只要不違法，都是學校說了算。

此外，還涉及到公立學校與私立學校截然不同的治理邏輯：只要不違法，私立學校是完全自由的，但公辦學校卻有很多清規戒律。比如，公辦學校禁止體罰，但私立學校是除外的，美國至今有19個州在法律層面是允許學校體罰的。

很多私立學校的管理之嚴苛，是我們難以想像的，這些學校的嚴苛校規，放在中國都足以被列為極端反面典型，也是違法的：比如頂撞老師是要被開除的，違反一些校規是需要被打板子的。有一個私立學校規定晚上十點後禁止在學校河邊散步，我一直搞不明白這條規定的原因與依據。至於學習與教授的內容，只要不違法，是誰都不能過問的，一些優秀學校，學習上的要求當然也是很高的。

至於挑生源，也是必然的。雖然也是申請制下的綜合評價，但一定要看你爸媽是誰，也必然面臨測試，申請錄取比一點不比著名大學高。而學生來源，更是沒有任何限制的，全世界都可以，只要你優秀並交得起錢。

不過家長與學生在上這類學校時，往往要簽署一個聲明：讓渡自己的權利，認可學校的一切規定與决定，包括體罰以及各種稀奇古怪的嚴苛校規。

一句話，嚴格篩選的生源，嚴格的日常管理，豐富而沒有封頂的學習。於是，在這種治理邏輯下，最好的中小學多數都是私立的。但另一方面，在各種“不允許”的嚴格管控下，公立學校全面滑落。

北大學者王蓉就曾發文表示對這一教育治理思想下的擔憂：公辦教育的拉美化。

從另一個角度看，我們也可以清晰地看到，這套表面上强化公平的擇校治理政策與公、私立學校的區別化治理，最後必然導致一個結果：私立崛起，錢是包括擇校在內最大的教育自由。

比如一律就近入學，這種公平背後，更強調的是錢的公平，錢在擇校中的權利。對於公辦學校，不准擇校，但卻可以通過租、買房子實現擇校（學區房），對於私立學校，則直接就是錢。因為最好的中小學絕大多數都是私立學校，沒有錢上不了（個案除外，不必講這些學校每年都招個別窮且益堅的孩子）。

換句話說，有錢，在擇校上就是自由的，可以選擇更好的教育資源，這實際是隱藏在美國的擇校治理政策，以及公立、私立學校不同治理政策後的一個潜在邏輯。當然，這也是其國家性質决定的。

不幸的是，我們作為教育的普世理論借鑒學習了。雖然說這套治理思想已經推行了許久，但真正進行全面落實、越來越嚴格，也就是最近10年的事情。就近入學的口號喊了多久，大家可以回想一下，但真正的嚴格全面執行，是什麼時候？也主要是最近10年。而長三角與珠三角之所以率先淪陷，與這些地區率先不折不扣地全面落實這些治理政策是直接相關的。反觀一些就近入學落實的並不好，或者說不嚴格的地方，這種現象發生的就比較晚。尤其是高校附中附小林立的地方，因為不完全受這種政策限制，仍然保持了一定的公立主導地位。

這種治理政策我們是否應該學？坦率地講，作為一個社會主義國家，顯然不適合學習借鑒這種教育治理邏輯。但遺憾的是，我們學了，也才埋下了今天國退民進的“禍根”。

把公辦捆死、把民辦放開，不同的治理邏輯，為民辦學校的快速逆襲提供了有力的條件。為了遏制這一現象，兩年前政府力推“公民同招”，即民辦學校也必須參加搖號。

顯然，民辦超越公辦，首先就是在生源上。雖然我們不能否定優秀師資在一個人成長中的重要價值和作用，但顯然决定性的還是生源，是優秀的學生成就了優秀的老師與學校。打蛇打七寸，為此，相關部門不得不率先在招生上“痛下殺手”，私立學校也需要和公立學校一樣，不得提前招，也不得通過考試篩選等等，最後，還需要參加搖號。這就是所謂的公民同招。

同時，絕對化的就近入學，也導致學區房飛漲，成了事實上的拿錢擇校。於是，在遏制學區房房價的同時，相關部門大幅糾偏：改“一房一校”為“多校劃片”，即把一個房子對應三類學校，最後隨機抽取。

國退民進，民辦私立學校全面勝出，不僅源於生源上的優勢，如前文所述，還與學校日常的嚴苛管理和學習不封頂等密切相關。更主要的是，在短期內，這種不公平是難以快速解决的。於是，相關部門在先後調整擇校政策與公民同招後，不得不直接限制義務教育階段民辦學校的比例與數量，這才有了此次鄲城101所民辦學校停招的措施。

這項措施頒佈後，一比特曾經就讀於光明學校的讀者給我留言說：打擊私立學校的同時，為什麼不把公立學校的質量提高？

換句話說，絕不是公民同招，甚至限制比例，我們就能全面改變國退民進的，讓公辦學校質量全面提升，得到家長追捧才是根本。國家和教育部門也多次提到，我們的教育需要的是“有質量的公平”，我們公辦學校需要積極趕上去，而不是把私立民辦學校拉下來，禁止或不讓私立民辦學校怎麼做。甚至我們是不是也可以換一個治理思路，私立學校可以做的，在合理範圍內，也允許公立學校這麼做，而不是簡單禁止，這也是一種公平競爭。

是時候重新檢討我們對民辦學校與公辦學校的理論與定位、以及整個教育治理指導思想了。

改革開放40餘年，實際上也是我們的教育學習西方的40年，我們從中受益良多，但也照搬了一些不符合國情文化的東西，導致水土不服，比如對公辦與私立學校的定義與定位，比如擇校的治理政策等。

其中一個根本，是我們沒有把西方某個具體的教育政策放在整個社會制度、社會治理以及文化等大背景去理解，沒有放在特定歷史發展階段下理解，甚至簡單照搬，導致出現一系列錯誤的後果，如國退民進，如事實上的“以錢擇校”，這些都違背了我們的國家性質、價值理念與文化傳統等，於是不得不採取强力措施調整和扭轉。

坦率地講，以英美等已開發國家為主形成的現代主流教育理論與教育治理邏輯，是與其意識形態和國家性質直接關聯的，是我們無法全盤接受的。比如國退民進對於他們來說是必然，應該的，但對於我們來說，是不能接受的。

這點在經濟領域已經取得了部分共識，即西方的經濟學理論以及治理思想並不適合中國國情，如果按他們的理論、模型，中國經濟早已崩潰了，但事實恰恰相反。但在教育上，我們很多人還沒有意識到這一點，還在認真地呼籲推動一些“普世”的教育理論與治理思想。

四中全會提出建立現代化治理體系，我們需要認真思考這一重大議題。這其中，理論研究者首先要行動起來，把我們的定位需求與問題搞明白，把我們的發展階段搞清楚，學習借鑒別人時更要全面吃透，學習其精髓，最後結合我們的國情文化，立足中國大地，找出中國辦法與思路，才不至於不停糾偏。

最後，我前面提出的第二個問題，留給大家再想想，為什麼對民辦教育限制多的義務教育大規模出現了國退民進，但對民辦教育基本放開的高中階段卻沒有結果，或者沒有明顯地出現國退民進？

其實答案一樣，大家可以仔細想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