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張豐

8月30日，6名少年强行進入廈門市一家小米專賣店，在30秒的時間內把店裡的手機洗劫一空，然後在警報聲聲中匆匆離去。

在大城市，這樣的“案件”要偵破非常容易，警方很快就找到了他們，但是，警方發佈的“通報”看上去比偷手機還讓人吃驚：6名“案犯”（包括一個女孩），有5名是15歲，還有一個只有14歲。他們都是貴州銅仁籍，27日從外地來到廈門，30日淩晨作案後又連夜逃離了廈門。

這毫無疑問是一個“團夥”，而且還是一群暫時不用承擔刑事責任的未成年“團夥”，至於這背後有沒有成年人的參與和控制尚需要警方的調查。

面對這樣一群過分成人化的孩子，網上很多在討論的是，他們會不會又因為年齡小而逃過法律責任，犯罪低齡化和相應法律懲戒跟不上，確實是一個現實問題。但除了期待“嚴刑峻法”之外，還有必要思考更多。

15歲的孩子，如果到都市打工，還是“童工”，屬於非法。在正常情况下，15歲的孩子應該念初三，屬於父母擔心“被分流”的狀態。這些孩子為什麼會走上這樣一條道路呢？這恐怕是許多人的疑問。

警方通報的資訊並不多。但是我們也可以大致猜測一下：他們都來自貴州銅仁地區，平常可能就是經常一起玩的小夥伴——或許就是同學。他們的父母，大概在35到40歲，很有可能在外務工。他們有可能是半大的“留守兒童”，也有可能是跟隨著父母，在異鄉打拼，就讀於打工子弟學校。因為早早放弃教育改變命運這條路，他們輟學在家。

放眼全國，這應該是一個人數龐大的群體。農民工的孩子，要麼在老家讀書，要麼跟在自己身邊，但是由於沒法在都市買房落戶，就讀的也往往是邊緣的學校，想通過中考去讀高中的機會非常渺茫。事實上，大部分農民工對自己的孩子期望也不高，平常也沒有時間陪伴，更沒有能力去上各種補習班。

最近，教育部正在推進轟轟烈烈的“雙减”改革，來緩解家庭在教育方面的焦慮。看起來，這些少年們的家長，似乎並不存在這樣的焦慮，他們早早放弃了，也認命了，不再指望自己的孩子能够通過教育來改變命運，或者實現所謂的“階層躍升”。

這個群體真實存在著，但是在福斯媒體時代，卻很少被人們所關注。那些服務於都市人群的媒體，聚焦的房產、教育和醫療這“三座大山”的所謂“壓迫”，對這些少年來說，還是遙遠和奢侈的生活。他們往往自然、自發成長，也成群結對、“野蠻生長”。

在他們成長過程中，最重要的陪伴，不是父母，可能也不是隔代的爺爺奶奶，而是手機。最近10年，智能手機的極大普及，對“留守兒童”或者“農民工二代”造成的複雜影響，還有待評估。可以肯定的是，他們比都市家庭的孩子，更缺乏相應的“監督”。有些農民工父母有時候甚至認為，給孩子一部手機，就減緩了自己的內疚，因為看到孩子們玩得開開心心，就以為那是“幸福的童年”。

他們過度使用手機，玩遊戲，看視頻，和父母保持偶爾的聯系，同時也得到了一個由手機提供的“世界圖景”。遊戲和視頻中的“世界”，並不是真實世界，更不是“現實世界”。在手機提供的世界中，想獲得一個東西，可以通過暴力的形式，而在現實世界中，這會碰得頭破血流。

他們從手機中獲得了某種“英雄氣概”的暗示，那是他們渴望成為的樣子。但是，現實世界中的都市，不但是一個法治世界，更是一個佈滿監視器的世界。當他們從一個手機提供的虛擬世界步入現實時，註定會發生某種悲劇性的碰撞。

這並不是暗示，這些少年根本就不知道搶手機店是非法，或者他們從事這樣的“非法勾當”具備必然性（大部分打工子弟，仍然是安分守己的好孩子），而是要強調，這些少年有著他們自己的“苦悶”或者“追求”，儘管無法讀高中和考大學，無法進大廠996，但是他們仍然有自己的生活——他們的心聲，需要被聽見，而大多數時候，我們都在裝聾作啞。

如果一個未成年走上犯罪的道路，那可能是家庭的問題，但如果一群未成年走上犯罪的道路，那可能不只是家庭的問題。面對這樣一群孩子，嚴刑峻法是否就一定能够矯正走偏的人生路呢？懲罰只是一個方面，但真正重要的是需要反思，像這些孩子一樣的其他孩子到底需要什麼，什麼樣的教育才能讓他們真正懂得，違法犯罪的捷徑並不是人生的選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