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張國燾《我的回憶》一書中有一句話說：“漢中的楊虎城鑒於我們打垮田頌堯的聲勢，暗中徑行與我們聯絡，協定互不侵犯。”

他所說的這件事是1933年紅四方面軍和西北軍楊虎城部鑒於雙方之間為了防蔣而秘密起草一份共同禦侮協定。這份協定史稱《漢中協定》。

《漢中協定》是我軍統戰第一個有效協定，也是抗戰史上國共兩支武裝第一個禦侮協定。它引出3年後的西安事變，就此揭開了全民抗戰的新篇章。

事實上，雙方秘密接觸並不是楊虎城在田頌堯失敗後才計畫的。早在蔣介石調集楊虎城部到陝南“剿匪”，楊虎城就已經著手對雙方和談進行了策劃。

1932年10月，紅四方面軍主力從蔣介石對鄂豫皖革命根據地的第4次“圍剿”中突圍出來，向西轉移。於12月9日進抵漢中地區，12月19日入川，連克通江、巴中、南江諸城，建立了僅次於中央根據地的第二大根據地。1933年2月7日，成立了川陝省蘇維埃政府。

張國熹引軍西進，總指揮徐向前率部越秦嶺入漢中進川北。南京國民政府和四川軍閥受到很大威脅和震動。

1933春，紅四方面軍進入地區。巴山北麓，本屬楊虎城的十七路軍防區。蔣介石原以為紅軍會西進甘肅天水，早已將楊部第三十八軍主力調往甘肅，而將陝南防區交給了他的嫡系胡宗南的第一軍。按理說，夾擊巴山紅軍的任務應由胡宗南的第一軍承擔。然而，慣於借“剿共”排除异己的蔣介石卻舍近求遠地責令三十八軍重返陝南，與胡宗南部調防。這一來一回，早在三十八軍中激起了一片怨怒之聲。

及時掌握了情况的中共上海臨時中央局根據對當時形勢和十七路軍狀況的分析，確定了利用十七路軍與蔣介石之間的衝突，爭取十七路軍保持中立或對紅軍作戰時採取消極態度的方針，並訓示黨在西安的地下組織積極開展工作。具體工作由中央在西安的王右民和十七路軍總部的《西北文化日報》社社長、總編輯宋綺雲與十七路軍少校參謀武志平聯系，相機策動。

收到命令的楊虎城左右為難。他知道蔣介石“消藩”的用意，但又不能不引兵向前。武志平立即和十七路軍高級參議杜斌丞商議，由杜建議楊虎城就停戰議和的問題與紅四方面軍談判，而武志平則跟隨換防的三十八軍軍部來到陝南漢中。

不久之後，武志平收到接到了杜斌丞的來信。信中暗示“所議有成，日內便見分曉”。

接著，三十八軍參議王宗山從西安捎來了楊虎城的一封密信：

志平參謀弟：

別來日久，殊深馳念。餘於上月二十五日平安抵省，祈勿念。值慈日寇憑陵，國勢阽危，凡我衕誌，務須深自警惕，力圖奮發。吾弟才華卓著，尚希佐理孫軍長努力工作，是為至要。此詢近佳。

楊虎城手啟

五.四

不久之後，軍長孫蔚如也收到了從南昌“剿共”會議上回來的楊虎城的委託他主持與紅四方面軍和談的命令。他與武志平進行了一番秘密交談後，寫下了一封絹書交由他帶去。

絹書中寫道：

徐向前總指揮、陳昌浩總政委：

當前日寇憑陵，國勢阽危，凡有血氣者莫不痛心疾首，而蔣介石卻侈談“攘外必先安內”，妄圖以武力消除异己。長此以往，國將不國，我中華民族將陷於萬劫不復之地。言念及此，實切隱憂。蔚如與楊虎城竊謂，各黨派對政治見解有所不同，盡可開誠商議，豈容兵戎相見，兄弟鬩牆，而置外患於不顧？特不揣冒昧，派我部參謀武志平晉謁虎帳，陳述我方對於時局的意見。深願停戰議和，共同反蔣抗日，以紓國難。貴軍如錶同意，請迅即派員前來，共商大計。迫切陳詞，無任翹盼之至。敬祝勝利！

孫蔚如謹啟

民國二十二年五月十二日

1933年5月13日，武志平化裝成紅十字會調查員，隨身帶著一套川、陝、甘軍用地圖，以及密碼、口令等，打包封蠟，準備送給紅軍，隻身前往紅四方面軍駐地。

紅四方面軍總部高度重視對十七路軍這一項聯絡工作，做出了積極反應。西北革命軍事委員會主席張國蠢、參謀長曾中生以及傅鐘、張琴秋、鄭義齋、蘇井觀等紅軍領導人和各方面負責人，都參加了與楊虎城特使武志平的會談。遠在前線的紅四方面軍總指揮徐向前、總政委陳昌浩等對此事都給予重視和關注。確定了由川陝軍委參謀主任徐以新代表紅四方面軍，隨武特使前往漢中，與孫蔚如談判互不侵犯，共同反蔣的協定條款。

隨即，孫蔚如給坐鎮西安的楊虎城發去密電：“門敲開，如何待代客？”楊虎城回電：“舉酒杯。”

1933年6月1日上午，雙方正式會談。為防洩密，這次會談不搞文字協定，但雙方皆表示“信守諾言”。

1933年6月24日，兩軍正式簽訂了“巴山為界，互不侵犯，聯共反蔣，共同抗日”的秘密協定，即《漢中協定》。6月25日，武志平護送徐以新南歸，又給紅軍帶十七擔緊缺物品。

其後，為方便長期給紅軍供貨，武志平先後建立了3條秘密交通線。通過這3條交通線，陝軍為紅軍送去了大量的物資，使川北紅軍有效地粉碎了蔣介石的經濟和文化“圍剿”。

《漢中協定》持續了約兩年時間。1935年春節，張國燾在陝軍不知情的情况下，對漢中發起突然襲擊，隨後西渡嘉陵江轉戰甘肅。對此，陳昌浩的解釋是為了“吸引胡宗南的注意力”，减少西進甘肅的困難。

雖然在陳昌浩看來，這個解釋無疑是過得去的，但是仍改變不了在《協議》簽署和執行當中雙方存在一定程度的相不信任。

特別是主官張國燾，他的“左”傾保守，過多地受狹隘的眼前利益的左右，在實行與楊虎城十七路軍的統戰關係時，必然就會偏離當時黨中央所决定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正確方針和政策。

紅四方面軍總政委陳昌浩在接見武志平時，就曾把對十七路軍的統戰關係就說成是“現在對陝軍就是搞外交”。

當時，四川軍閥得知十七路軍主動與紅軍建立統戰關係之後，楊森也派代表和紅軍談判，但這個代表被張國燾殺了。

另一個四川軍閥劉存厚也派他的參謀長陳鈞向紅軍通款，結果張國燾反而下令向其防地發動奇襲，一舉吞併了他的地盤。

此後四川軍閥為避免蔣介石嫡系入川而在與紅四方面軍的通款方面便畏怠不前。

囙此在西安事變中，楊虎城就曾十分惋惜地對周恩來說：“當年簽訂協定，互不侵犯，相得益彰，那多好！我真不明白，你們為什麼要攻打我漢中？吃了我兩個團呀！要是沒有那件不愉快的事情，中央軍就沒有理由增兵陝西，也就不會惹出後來這麼多的麻煩事！”

既然真相大白，我們就可以理解張國燾在他的自傳中曲筆而言，隱瞞事實真相的原因了。

當然，我們仍然不能囙此磨滅“漢中協定”的歷史貢獻。由於這一協定的建立，在大巴山兩側的紅四方面軍與楊虎城十七路軍都得到了生存、發展的機會，一也為之後中央紅軍、東北軍和西北軍“三位一體”戰畧奠定了基礎，最終保留了抗日的有生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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