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盧溝橋事變後，日寇在僅三周的時間裏便迅速侵佔了平津地區，之後其野心膨脹，更是從關外、國內頻繁調兵，一路沿平漢路、津浦路南下，試圖把戰火燒到整個華北平原。

為了給華北的中國軍隊作戰減輕壓力，南京政權雖然在上海一帶策劃會戰，牽制了一部分日本海陸軍精銳，甚至改變了日寇的主攻方向。可是，即便如此，黃河以北的抗戰形勢仍不容樂觀，1937年11月，山西省會太原陷落，而後，日軍一路南侵，接連佔領臨汾、運城等晋南都市，由忻口戰場撤出的國民黨軍隊在衛立煌統帥下，隨即轉戰中條山區，並在那裡建立了新的陣地，而同一時期，中共領導下的八路軍主力，則在忻口血戰後陸續化整為零，分散進入敵後大片土地上，積極在敵人控制薄弱的鄉鎮地帶組織起抗日政權和自衛武裝，來壯大自己，消滅敵人。

抗戰初期急轉直下的形勢，讓許多位於內陸的省份很快變成了抗日的前沿陣地，大部分位於黃土高原地帶的陝西省，便是其中之一。在整個抗戰期間，陝西（延安）不僅是中共中央的所在地，還是當時國民政府在西北的戰畧要地，戰爭時期來自蘇聯等國家的軍事援助，都要經此轉運，輸送至抗戰前線，所以陝西在抗戰中的意義非同一般。而也正是如此，日寇為了摧毀陝西的抗戰基地，曾不斷出動飛機越過黃河，進行轟炸掃射，給陝西軍民帶來了不小的損失。

不過，佔領了黃河中下游地區大片土地的日寇，並未進一步西渡黃河，向西北滲透，而是把大量軍隊運往南方，從戰爭發展的角度來看，日寇當時已經佔領了與陝西相鄰省份的大片土地，而且敵軍在河南戰場也暫時佔有一定優勢，為什麼卻沒有進一步入侵陝西呢？今天我們就來和大家簡單探討一下。

首先，造成日寇未能進攻陝西的第一個原因，是侵華日軍力量有限，在抗戰前期把戰畧重心放在了中國南方，也就是奪取南昌、武漢和長沙等華中大都市之上。而在後期，也就是太平洋戰爭爆發後，為了奪取戰爭所急需的石油與橡膠等資源，東京方面不得已將重心轉向爭奪美英荷在亞太的殖民地。這種戰畧措置，極大限制了日寇在華北，乃至於對黃河以西的用兵規模。

日方在武漢會戰之前，一直誤以為只要佔領長江中游的政治、經濟中心，就能促使以蔣介石為首的重慶政權退回到談判桌上，囙此在沿長江西進上可以說是“不遺餘力”。

（武漢會戰中的中國機槍手）

為了儘快奪取素有“九省通衢、華中樞紐”的武漢三鎮，迫使重慶當局屈服於其兵鋒。日本將當時的海陸軍精銳四十餘萬都集中於此處，而這便必然帶來一個結果，那就是日方在其他地區兵力捉襟見肘，僅能適當防禦，而無法同時發動進攻。

結果，日方想錯了，在湖北和江西戰場，中方以傷亡35—40萬人的代價，給予日寇沉重打擊。據中方估計，在武漢，日軍傷亡也達到了20萬人左右。到這場會戰結束之時，日方雖以疲敝之師草草攻佔了武漢，但依然未能捕捉到中國軍隊的主力，更談不上全殲，抗戰由此進入到了相持階段。

此後，日寇為了達到“以戰養戰”的目的，繼續向長江中游的兩湖地帶用兵，試圖掠取糧食等戰爭物資，於是便有了後來“隨棗會戰”和“棗宜會戰”“鄂北會戰”等大仗。而日軍對於湖南省會長沙的進攻，更達到了四次之多。至於1944年夏侵華日軍的“一號作戰”（即豫湘桂戰役），把目標放在打通湘桂和粵漢鐵路，更反映出是侵華日軍戰畧重心在中國南部，而不是包括陝西在內的西北一帶。

（豫湘桂戰役中的日軍坦克）

不過，這些戰爭在1944年以前，大多以日方失敗而告終，這一方面是由於戰區的國民黨軍在南嶽軍事會議後，吸取以往作戰的經驗教訓，逐漸調整了以往死板的陣地戰的模式，改之以盡可能保存戰畧預備隊，誘敵深入，然後從敵兩翼或後方進兵，以達到全殲敵人的戰畧。第三次長沙會戰，1943年的常德保衛戰等均是此軍事思想的體現。而也正是如此，日寇在1940—1943年中的大規模入侵，不但很難鞏固對城鎮的佔領，往往還傷兵損將，收效甚微。

另一方面，1941年珍珠港事件發生後，美英對日宣戰，在太平洋戰場上，日本的聯合艦隊於中途島海戰敗北，航母主力損失大半。為了支撐頹勢，日寇不得不謹慎出擊，同時又從本土與中國戰場調兵前往太平洋各大島嶼駐防，以抵禦美軍可能的反攻。這樣一種釜底抽薪的做法，自然更削弱了其在華的兵力投入，也相對減輕了長江中游國民黨軍的作戰壓力。

第二，雖說美英盟友的加入讓中國戰場的形勢多少出現了可喜的逆轉，可是在1942年之前，也就是日方還未和美國徹底撕破臉的時候，日寇為什麼沒能在進攻長沙等都市同時，分頭進攻中國西北地區呢？原因其實也不難猜測，那就是陝西週邊的國共部隊的積極防禦，牽制了日寇南下或西進的進攻。

在當時，進攻陝西大致有三條路徑，一為從內蒙古西部（即綏遠）迂回進入陝北，但是此方案風險極大，因為陝北地區地形複雜、交通不便，經濟發展程度不高，日寇即便佔領了，補給匱乏的殘酷現實也會讓他們不戰自退，更何况傅作義將軍領導下的晉綏軍主力活躍於此，更不會讓日寇輕易得手。

（傅作義將軍，左一）

第二條路徑，就是從河南西部突破，進入陝西境內，這對於敵人來說，也是一步險棋。因為相鄰豫西的中條山區是1941年夏以前國民黨軍在黃河北部的主要陣地，此處屯集著數十萬重兵，打退了日偽軍多次重兵進犯，從晋南方向牽制著日寇，使其難以輕舉妄動。而河南的國民黨軍，又以胡宗南、湯恩伯和劉峙等中央軍精銳為主，兵員和裝備相對充足，所以日寇由此進兵阻力也不小。

最後，還有第三條路徑，那就是由山西强渡黃河，攻打陝西。但這一方案也很快擱淺，因為八路軍在敵後的主動出擊，打亂了其軍事部署，也暴露了日偽在淪陷區統治的虛弱。

在1940年初，當時中共的情報人員曾分析認為，華北侵華日軍的頻繁調動，是為了進攻陝西，好切斷西北與西南的聯絡（事後證明仍然是對中國南方用兵），囙此，彭德懷和左權將軍指揮下的八路軍正規部隊近40萬人，同華北地區的地方武裝、民兵相配合，發動了以交通破襲戰為主的“百團大戰”，試圖一方面打破敵人利用縱橫相連的交通線進行殖民統治的“囚籠政策”，另一方面也能通過這次作戰展現抗日决心，避免敵人覬覦黃河以西。

（百團大戰中的八路軍部隊）

可千萬不要小看了這種敵後交通破襲戰，據統計，從1940年8月20日到12月5日“反掃蕩”，被我軍破壞的鐵路累計長度達474公里，被挖斷公路則多達1500公里。在戰爭中，敵後抗日根據地軍民扒鐵軌、燒枕木。炸毀橋樑和電站。同時還抓住機會，在娘子關和武鄉以東的關家堖等處給予孤軍深入的日偽軍以重創，前後收復了三十多座縣城，戰果頗大。

為了修復被破壞而癱瘓的交通系統，日寇花了一月多時間方才勉强完成。這次“百團大戰”給日寇造成震動極大，根據地軍民的襲擾，不但讓華北地區的敵軍機動部隊因戰區交通的阻塞和混亂，難以迅速支援長江流域等戰區的入侵，還迫使侵華日軍高層又從其他戰場調兵回援，以鞏固其在華北的統治。

對於被遊擊戰搞得焦頭爛額的侵略者來說，穩住華北的局面尚且不足，又何談西侵陝西呢？所以十四年抗戰中造成日寇始終無法染及陝西的主要原因，歸根結底還是日寇實力不足與中國軍民的堅持抵抗。貪心不足蛇吞象，此言不虛矣。

參考文獻：

《彭德懷自述》，革命军出版社

王輔《日本侵華戰爭》，遼寧人民出版社

步平、王建朗主編《中國抗日戰爭史：戰時軍隊（第四卷）》，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