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一段時間，恩師王傑老師本是高中數學老師，近年才知他也特別喜歡文史，近期給我發來《山西曆代進士考錄》電子資料，感激之餘，綜合之前學習研究過的史料，我認為這是山西歷代文進士，因為從唐代武則天時期還推出武舉、武進士以被軍隊選撥武官人才。

我國科舉制度從隋朝開皇年間始創，到清朝光緒年間廢止，延續了1300多年，是隋、唐、宋、元、明、清歷代選撥人才、銓選官員的重要手段。是在漢代“察舉”“征辟”和魏晋時期“九品中正制”之後形成的新型選官制度，克服了以出身和門第選撥人才和任用官員的弊端。

明清以來，科舉每三年舉行一次，考試分為鄉試、會試、殿試三級，通過殿試者稱為進士。山西共出現3725名文進士，在元代以前山西出過狀元，明清兩代雖然進士眾多，卻未出現狀元，榜眼和探花也很少。但這還是出現了許多有學問之士，比如狄仁傑、文彥博、司馬光、楊深秀等政治家，也有王勃、王維、白居易、柳宗元、元好問、陳廷敬等文學家。明清進士總數超過5萬人，而山西僅占5%左右，山西無法和江浙相比，但比北方的河北、陝西以及西南諸省好得多。這就說明，雖然唐宋以後全國經濟、政治中心南傾，文化中心也隨之向江浙地區轉移，然而，作為華夏文明發源地和傳統文化發展中心區域之一的山西，仍具有濃郁的文化內涵和強勁的文化競爭力。

就山西而言也及其分佈不均，3725名進士排在前7比特且總數超過100名的依次為太原（陽曲）、運城（安邑）、盂縣、晋城（澤州）、平定、陽城和洪洞。不難看出這一帶是人文薈萃、教育昌盛的地區，太原地區自春秋末年以來就是山西重要的政治、經濟和文化中心，進士人數排在第一理固使然。晋城（澤州）從北宋中期開始興辦學校，延請名師，學風蔚然，尤其是北宋著名埋學大師程顥出任澤州縣令後，“以興起斯文為過任”，收變了當地“不喜儒術”的鄉俗，使之“濟濟洋洋有齊魯之風”。就在程顥興辦鄉學之後，儀“熙寧元豐間應召者數百人，登科者數十”。到金、元時期，進士之中更有著名學問家元好問、李俊民、郝經等，澤州也成為北方學術的淵藪之一。在孟縣，有初唐名臣張士貴一族，在唐朝以軍功顯，五代以後則以文學顯，宋、念、元三朝中進士者30多人，誠為大觀。可是與太原以南的地區相比，晋北地區出於素為中原漢族和北方少數民族相互衝突之地，戰亂頻仍，民生勞頓，加之少數民族尚武之風的浸染，使這一地區在民族交融中文化氣息淡薄，進士的人數就相對較少一些。

還有若干問題足以給我們啟示：

一、從歷朝歷代和各個地區進士的多寡不同來看，只有在社會安定、經濟繁榮教育興盛的條件下，才會人才輩出。明清兩朝是中國古代社會相對興盛的時期，各項制庋趨於完善，社會較為穩定，囙此，這一時期的進士最多。在1300多年的科考時代，全國共有近10萬名進士，明清時期的占到60%左右。在山西，明清進士則占到全省進士總數的近70%。清代的山西共有111所書院，主要集中在政治中心太原地區和經濟發達的河東諸縣，而這兩個地區正好是明清進士較多的地方。

二、在人的成長過程中，家庭文化傳統和家庭教育至關重要。歷代山兩進士中出白同一家庭、同一家族的佔有很大比例。如金代天會六年，定襄的孫氏兄弟3人同榜進士，永濟的敬氏兄弟5人同為進士。到了清代，文水鄭氏有12人中進，代縣馮氏百年之中水不落榜，有15人連中進士。這些引人注目的現象絕非偶然出現，而是家族之中和家庭內部重視文化教育代代薰陶的結果。

三、晋商的人才觀念發人深省。在歷代山四進士中，出身於晋商之家的人數很少。儘管後期晋商也逐漸注重教育，重視培養子弟讀書，但正如山西巡撫劉於義所說：“山右積習，重利之念甚於重名。子弟俊秀者，多入貿易一途：至中材以下，方使之讀書應試。”像平遙這樣一個匯通天下、富甲一方的縣份，清代只有7名進士。這一現象看似令人費解，其實正說明在明清這樣個社會面臨轉型的時代，山西商人中的有識之土已經認識到千軍萬馬趕科考並不是成才的惟一途徑，通過科舉而進身做官也不是人才的惟一標準。有太多的山西商人通過商業成功實現了自身價值和個人抱負，他們自然就會要求子弟優先選擇經商致富、報效社會的道路。這種全新的人才觀既是晋商文化的特色之一，也是山西先民們思想開放、與時俱進的有力表現。

科舉制度雖然已經成為百年前的往事，但其歷史價值和思想影響卻沒有停止在百年之前。在今天，人才問題仍是山西經濟社會發展中必須面對的重大問題，科學發展觀也要求對人才的長期合理培養和使用。實施人才戰略、解决人才問題，除了堅持改革開放，落實行之有效的各項人才政策之外，從我們的歷史文化中尋求啟迪，依然不失為明智的選擇。

本文轉載自微信公眾號文史藝苑

山西文史系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