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5年4月，一場盛大的追悼會在北京勞動人民文化宮內舉行，主持人是劉少奇，出席者包括周總理、鄧小平、林彪、李濟深等等，規格極高。

這位逝者，就是生前曾任副總理、華東局第一書記、上海市委第一書記的柯慶施。

在我黨的歷史上，柯慶施是一比特很複雜的人物，也是一比特很有爭議的人物，下麵就來介紹一下柯慶施的複雜人生。

柯慶施，1902年7月出生於安徽歙（shè）縣，在就讀於安徽省立第二師範學校期間，正當“五四運動”席捲全國，柯慶施號召學生們走上街頭，向安徽當局施壓，稱永不向帝國主義低頭，結果被學校開除了。

後來，在陶行知等人的幫助下，柯慶施在1920年春來到南京高等師範學校求學。在南京時，他目睹了人力車夫的悲慘境遇，就抽出時間，深入瞭解他們的生活狀況和工作收入，完成了一篇名為《南京人力車夫底層生活狀况》的調查報告。

這篇報告一經發表後，迅速引來了各方關注，這其中就有大名鼎鼎的陳獨秀。陳獨秀在讀完這篇報告後，覺得柯慶施胸懷大志，是可造之材，於是兩人就有了書信來往，也促使柯慶施走上了革命道路。

1921年11月，經楊明齋的介紹，柯慶施加入了剛成立不到三個月的上海社會主義青年團，此舉可以看作是他踏上革命道路的起點。

1922年1月，遠東各國共產黨及民族革命團體第一次代表大會於莫斯科召開，柯慶施、張國燾、鄧培三人，被選為中國共產黨的代表參加此次會議。

在莫斯科會場上，柯慶施受到了列寧的親自接見，並與他握過手，這在當時可是一項莫大的殊榮，也成了柯慶施獨有的政治資本。

在土地革命時期，柯慶施曾擔任過很多重要職務，比如安徽省委書記、紅八軍政治部主任、中央秘書長、北方局組織部長等職，還曾在營救王若飛等衕誌時，出過不少力。

當時的柯慶施，可謂德才兼備，深受中央器重，但是等他抵達延安，特別是整風運動發起後，人們才發現，原來他也有不為人知的一面。

在抗戰爆發前，柯慶施抵達延安，擔任中央統戰部副部長，當時的統戰部部長是王明，除了這一層上下級關係外，柯慶施對王明還表現出了耐人尋味的好感，兩人的關係特別近。

1941年5月，延安整風運動正式發起，柯慶施也開始了一段低谷期。

在這場運動中，柯慶施的新婚妻子曾淡如，因他的個人問題所影響，最終跳井自殺，而柯慶施本人，也一度被認為是“國民黨特務”而受到審查和批鬥，面臨著性命之憂。

那麼，引發這場危機的原因到底是什麼呢？事情還要追溯到1933年。

1933年，中央派柯慶施從上海前往東北地區執行任務，當他從上海出發後，因當時白色恐怖异常緊張，柯慶施就擅自做主留在天津。不僅如此，他在寫給中央的工作彙報中，還謊稱前往東北地區的火車暫時通不了車。後來他覺得這一說法不足以令中央信服，於是又在報告中寫道，自己已去過東北地區，並順利完成了任務。

當時中央收到他的報告後，信以為真。但紙終究包不住火，兩年後，中共滿洲省委向中央揭露了柯慶施當年的欺騙行為，正是這個歷史遺留問題，讓柯慶施在8年後的延安整風運動中，付出了巨大的代價。

不過幸運的是，柯慶施的這一行為並沒有給中央和滿洲省委造成很大的損失，囙此在延安整風運動後期，毛主席對其網開一面，柯慶施得以保住了性命。

延安整風運動過後，柯慶施很長時間都沒有被重用，一直到1947年底，才被中央任命為石家莊市長。

1949年5月，在石家莊工作近一年半後，柯慶施又被調到了南京工作，擔任南京副市長。在柯慶施南下赴任之際，毛主席、劉少奇、朱德、聶榮臻等人，曾聯名給華東局發了一封電報，在電報中提到：“柯慶施在團結幹部及履行工作任務方面是有缺點的，望你們隨時注意加幫助。”

這句對柯慶施的評估，並不是沒有根據的，這裡面既有1933年赴東北地區執行任務的教訓，也有他在以往工作時暴露出的一些缺點。

首先從“團結幹部”上來講，柯慶施喜歡搞一言堂。

儘管柯慶施很有才能，但一旦身居主要領導的位置上時，往往就會剛愎自用，從而導致班子成員之間產生隔閡，比如在他主政河北省委時期，曾與張家口特委負責人張慕陶在建立“北方蘇維埃”等問題上，發生過嚴重衝突。這件事的最終結局，就是導致張慕陶被開除出黨。

其次，在“履行工作任務”上，柯慶施喜歡以“階級鬥爭”為綱，作為進行工作的指導原則。

最顯著的例子就是他主政石家莊時，决定將工作重心集中到“組織與發動貧民”身上。幸運的是，這件事隨即引起了中央的注意，在劉少奇、朱老總等人的及時糾正下，才避免了石家莊在後續發展上走一些彎路。

1954年10月，柯慶施又被調任上海市委第一書記，到他1965年4月在成都病逝，柯慶施在上海主政長達10年之久，在這人生的最後10年中，柯慶施不僅在仕途上煥發出了第二春，也為他日後的難以“蓋棺定論”埋下了伏筆。

1956年4月，在政治局擴大會議上，毛主席發表了著名的《論十大關系》。會後，柯慶施對這篇《論十大關系》進行了詳細研究，隨後發表了一篇名為《調動一切力量，積極發揮上海工業的作用，為加速國家的社會主義建設而鬥爭》的政治報告。

正是這篇報告，引起了毛主席的注意，於是從1956年起，柯慶施正式走進了毛主席的視線之中。而在這之後的兩場重要的會議上，更是讓柯慶施出盡了風頭，換來的則是他在仕途上的風生水起。

1958年1月，“南寧會議”召開，當時正值全國“大躍進”時期，有人提出，我們應該尊重客觀事實，從而製定國民經濟生產計畫及名額，此舉被看作是“反冒進”。

毛主席對“反冒進”特別反感，在會上做了嚴厲的責備，同時，毛主席又表揚了柯慶施的政治報告，即著名的《乘風破浪，加速建設社會主義的新上海！》。這篇報告的要領，無非是對“大躍進”持肯定意見，並對“反冒進”提出了責備與反對，囙此，柯慶施深得毛主席的欣賞。

據參加會議的人回憶，當時毛主席還專門拿著柯慶施的這份報告，問周總理：“你能寫出這樣的文章嗎？”

周總理無言以對，只能做檢討。後來，周總理還提出了請辭總理的請求，但沒有被準予。

同年3月，“成都會議”召開，在這場會議上，毛主席著重談到了“個人崇拜”的問題。毛主席的用意是指，在我們黨內，一定要杜絕盲目服從、不加分析的崇拜，一定要堅持“正確”的崇拜。毛主席的用意非常好，但是柯慶施又開始了行動，他在隨後的發言上，說出了那句“我們相信毛主席要相信到迷信的程度，我們服從毛主席要服從到盲從的程度”。

此言一出，與會者都大吃一驚，就連毛主席聽到這句話後，也是感到很不舒服。

到了1959年的廬山會議，柯慶施再次表現出了他的“政治敏感性”，對彭德懷和張聞天進行了嚴厲的批駁。

不得不說，這些都是柯慶施的“污點”，也讓他的人生充滿了爭議。

當然，柯慶施也並不是一無是處，比如他在主政石家莊和上海時期，就曾做出過一些貢獻和成績。以石家莊為例，柯慶施在擔任市長之後，大力推行教育和植樹工作，改善衛生面貌，深入工廠、店鋪瞭解經營情況，促進石家莊工業經濟駛入良性發展的軌道，囙此，當時的石家莊被稱為“中央接待站”，深得毛主席等人的好評。

當柯慶施主政上海後，特別是在三年自然灾害時期，上海市遭遇了嚴重的經濟困難，但是柯慶施卻向中央和上海人民交出了經濟總量翻一番的好成績。而且，柯慶施還提出了那個後來影響深遠的口號，即著名的《論全國一盤棋》。

所謂的“全國一盤棋”，是說在經濟民生、地區發展等問題上，應該從全國大局出發，而不是局限於一地。

另外，在個人品行方面，柯慶施也是清正廉潔，嚴於律己，從來不講排場，也不搞大吃大喝，對於請客送禮更是深惡痛絕。

有一年春節前，有一比特幹部拿著一隻金華火腿來家中拜訪他，一向文雅的他竟然發了火，指著那位幹部大聲說：“誰讓你來的！還拿著一隻金華火腿，趕緊給我拿回去，要不然我打斷你的腿！”

所以，每年到春節時，都很少有人去他們家拜年，就是怕他訓人。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其實柯慶施對周總理也非常尊敬，曾經對家人說：“周總理嚴於律己、以身作則的精神，是我們的楷模。”

1964年，柯慶施在一次體檢時，被發現患上了肺癌，被緊急安排手術，在切除肺葉後，病情趨於穩定。

1965年春，柯慶施覺得上海天氣太冷，就前往廣州療養。當時，他又接到了西南局書記李井泉和正在成都療養的賀老總的邀請，便前往成都進行療養。

柯慶施來到成都後，李井泉等人設宴款待，一起出席的還有朱老總、賀老總等人，柯慶施也非常高興，不顧醫囑和夫人於文蘭的勸阻，吃了不少東西。

宴會結束後，柯慶施回到住所，處理完一些檔案後，就上床休息了。等到淩晨時，柯慶施感到腹部不適，被送進了醫院。

1965年4月9日，柯慶施不治身亡，享年63歲。

起初，柯慶施的骨灰安葬在八寶山公墓，到了1998年，被遷回老家安葬，墓碑上刻著兩個大字——“誠實”。

（參考資料：《文匯報》《炎黃春秋》《中國故事·專欄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