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尋鄂爾多斯地區長城文化

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

▪喬明甄自明

長城，是中華民族悠久歷史與燦爛文化的代表性建築，是歷史留給世界獨一無二的文化遺存，1987年被列入世界文化遺產名錄。鄂爾多斯市境內共有戰國、秦、隋、宋、明五個時代的長城，總長228公里。戰國秦長城由南向北分佈於鄂爾多斯市伊金霍洛旗、准格爾旗、達拉特旗、東勝區，全長94公里。秦長城分佈於鄂托克旗、達拉特旗，全長39公里。隋長城分佈於鄂托克前旗，全長12公里。宋長城分佈在准格爾旗，共有20餘座烽火臺和3座古城。明長城分佈於鄂托克前旗、准格爾旗、鄂托克旗，全長83公里。鄂爾多斯地區是內蒙古乃至全國長城歷經時代最多、分佈最廣的地區之一。

鄂爾多斯地區分佈多處長城的成因

鄂爾多斯高原南端，正好是年降水量400毫米上下的分界線，也是我國牧區與農區的分界線。在這條分界線上，年降水量400毫米線因氣候原因在南北擺動，牧區和農區的分界線也隨之南北移動。自古以來，鄂爾多斯高原就是北方遊牧民族的遊牧之地，而鄂爾多斯高原以南地區是中原農耕王朝的糧食產區，兩種不同的生產生活方式，使北方遊牧民族和中原農耕民族迥異的文化和習俗在這裡碰撞和互融，又因為政治、軍事、經濟的原因，使各民族在這裡衝突和融合。鄂爾多斯高原的長城地帶，從商周以來，就成為北方遊牧民族與中原農耕王朝軍事之爭的中心地帶，戰國、秦、隋、宋、明等時代在這裡修築長城，鄂爾多斯高原成為軍事防禦的前沿陣地。同時，由於遊牧經濟和農耕經濟產生相互的差异和貿易需求，北方遊牧民族和中原農耕民族在政治、經濟、文化上的相互交融，使鄂爾多斯高原又成為多民族融合的重要區域。

長安是漢唐時期中原王朝的政治、經濟和文化中心，蒙古高原是該時期北方遊牧部族的政治、經濟和文化中心。鄂爾多斯高原地處長安和蒙古高原的中間地帶，地理位置極端重要。中原王朝北進大漠，必須先佔領鄂爾多斯地區；北方遊牧民族南進中原，也必須經過鄂爾多斯地區。鄂爾多斯高原，成為歷史上的兵家必爭之地和交通樞紐要地，長城便成為各個歷史時期重要的軍事防禦設施。長城應運而生。

長城，是軍事防禦的設施，更是嚮往和平的象徵。中原農耕民族等相繼修築長城，更多是期盼以長城為界，和平共處，長城內外的各民族守望相助，發展生產，安居樂業。

鄂爾多斯地區的長城文化

中國長城學會副會長、著名長城專家董耀會先生指出：“長城文化”首先是中國古代修建和使用長城過程中所形成的歷史文化，代表著中華文化的覈心內容和中華民族精神。其中，也包括依託長城所形成的，反映長城內外民族特質和社會風貌的文化。長城內外不同群族的內在精神，通過文化的傳承、創造和發展，既表現出民族特色又有著鮮明的時代特點。世界文化遺產長城，是中國歷史留存下來的標誌性文化遺存，包含著中華文化精神的內涵，這個精神內涵最後凝聚成我們民族的核心價值觀。從這個意義上，長城是中華文化最重要的標誌。長城所體現出來的，是中華民族在幾千年文明史上形成的核心價值觀。

長城在鄂爾多斯高原已有2200多年的歷史，在民間流傳著許多形象生動、膾炙人口的關於長城的傳說和故事，一代代講述下來，形成了鄂爾多斯長城文化的豐富內涵，成為長城文化在今天鄂爾多斯大地上留下的深刻印記，成為長城聯系古代與現代穿越時空的文化紐帶。鄂爾多斯高原流傳千古的部分長城文化傳說和故事有：

故事一：秦始皇跑馬修邊牆

在鄂爾多斯市東勝區、伊金霍洛旗和准格爾旗的戰國秦長城沿線村落，在年紀大一些的老鄉中間，流傳著“秦始皇跑馬修邊牆”的故事，內容非常生動，說的是秦朝建立以後，打敗了匈奴，秦始皇騎著一匹寶馬在鄂爾多斯高原上馳騁，秦始皇騎著寶馬跑到哪裡，邊牆就修到哪裡，這樣就在鄂爾多斯地區修築了許多邊牆。

故事二：孟薑女哭倒長城

在鄂爾多斯市伊金霍洛旗、准格爾旗、東勝區等地，流傳著一個鄂爾多斯本地版本的“孟姜女哭長城”故事。傳說，秦始皇深信民間“亡秦者胡也”的說法，派大將蒙恬率軍攻打匈奴，並徵召全國的年輕人到北方修長城。孟薑女的丈夫也被強制派往前線修長城，幾年過去了，始終沒有回來。孟薑女千里尋夫，經過千辛萬苦來到了鄂爾多斯，最後聽一個牧羊人說她的丈夫已經死了，被埋在長城下麵充當了牆基。孟薑女只能以哭聲和淚水來抗爭和寄託哀思。她每爬一座山，就哭倒一段長城，終於在一段倒掉的長城牆基下找到了丈夫的屍骨。傳說在險山、溝壑處消失了的一段段長城牆，就是被孟薑女哭倒的。

故事三：昭君出塞

漢元帝時，王昭君以“良家子”的身份入選後宮，因不肯賄賂畫師毛延壽，她的畫像被點上了喪夫落淚痣，數年得不到皇帝寵倖。西元前33年，匈奴呼韓邪單于主動來漢朝請求和親，昭君不願久居深宮，自願出塞遠嫁匈奴。在臨辭大會上，昭君顧盼神離，眾人為之傾倒，皇帝想留下昭君，但又苦於不能失信於匈奴，便賞給許多貴重嫁妝，將昭君嫁與呼韓邪單于為妻，並封為“寧胡閼氏”。王昭君隨呼韓邪單于出塞，經由陝北黃土高原、鄂爾多斯高原，走秦直道、越長城、渡黃河北行進入大漠。從此，漢匈之間結束了多年的戰爭局面，和親相處，形成了長期的和平安定局面。

故事四：君子津的故事

南流黃河上的君子津渡口，位於鄂爾多斯市准格爾旗喇嘛灣與呼和浩特市清水河交界地帶，這裡曾是古代黃河上的重要古渡口。

據北魏酈道元《水經注》記載，東漢桓帝十三年，桓帝要到西部榆中（今鄂爾多斯中部）巡視，而後東行到代地（今河北）。一比特來自洛陽的大商人，攜帶著許多金銀貨物跟隨在桓帝後面同行，因夜間行路迷失了方向，商人投奔到附近渡口的船家那裡要求渡河。船家名叫子封，又是古渡的津長。子封划船送商人渡河，不料商人突然病發身亡，古渡津長船家只好把商人的屍體埋葬了。

商人的兒子得知了父親的死訊，跋山涉水，千里尋父，第二年終於見到了古渡津長。津長將他領到他父親的墳前，說你父親就在這裡。當商人兒子將父親的屍骨從墓中起出來時發現，父親貼身的銀兩和金銀財物居然完好無損地同父親葬在一起。商人兒子被津長的高尚品德所感動，便要把這些金銀財物全部贈給他，津長堅辭不受。漢桓帝聽說這件事後，稱讚這位津長“真是君子啊”，隨即就把這處渡口稱為“君子津”。

君子津的誠信故事，從東漢起一直流傳了近兩千年。千百年來，黃河兩岸、長城內外，各民族人民不貪圖不義之財、堅守道義、忠誠守信，成為君子津故事鮮明的不變主題。

故事五：茶馬互市

茶馬互市，是指中國古代北方的遊牧民族用馬匹、皮革、香料、珠寶等物品，與長城以內的漢族交換茶葉、絲綢、鐵器、瓷器等生產、生活必需品的大規模集市性貿易活動。最早可追溯到西漢初年，漢朝對匈奴人就開放“關市”，後來發展到宋遼夏金時期的榷[què]場、明代的茶馬互市。明代隆慶封貢之後，明朝在鄂爾多斯高原周邊設立的馬市主要有榆林鎮北台附近的義馬城馬市、鹽池的花馬池馬市和鄂托克前旗清水營東城互市等，專供商貿交易流通。自此，封貢互市和民間小市、月市一直流傳、傳承到今天，並發揚光大，成為鄂爾多斯高原長城帶民間蒙漢各族人民的一種傳統的生活和貿易習俗。

故事六：走西口

走西口，是指從明代中期至民國初年四百餘年的歷史時期，大批山西人、陝西人等通過長城各關口進入口外地區，發展農耕，帶動北部地方繁榮和發展的歷史事件。鄂爾多斯高原與晋西北、陝北相鄰，這裡地域遼闊、人口稀少，成為晉陝居民外出耕地、經商謀生的首選之地。西口文化包含著晉陝漢族移民吃苦耐勞的創業精神，也體現著鄂爾多斯蒙古族寬厚誠實的仁愛品格。西口文化是民族融合、多元文化相容並蓄的和諧文化。西口文化中，彰顯了鄂爾多斯文化的開放性、包容性、多元性、和諧性。

“哥哥我走西口，小妹妹呀實在難留，手拉著我哥哥的手，送我送到大門口……汪汪的淚水止不住地流，只恨哥哥我不能帶你一起走，只盼哥哥我早回到家門口。”一首走西口，唱出了一批又一批移民背井離鄉北上口外艱苦創業的辛酸史和奮鬥史。

故事七：漫瀚調

漫瀚調，又稱蒙漢調，是民歌的一種特殊形式，主要流行於蒙古族、漢族雜居的鄂爾多斯市准格爾旗等地，是鄂爾多斯高原蒙漢民族音樂交流融合的結晶，准格爾旗也囙此被文化部命名為中國漫瀚調藝術之鄉。明清時期以來，蒙漢民族在這裡一起生活勞動、和睦相處，勞作之餘或婚嫁節慶常常聚在一起吹拉彈唱，以鄂爾多斯蒙古族短調民歌為“母曲”，巧妙地吸收了陝北信天遊、晋西北山曲和爬山調的漢語歌詞進行演唱，寄託和交流心中的情感。漫瀚調有三個基本特徵，一是獨特的音樂旋律；二是以比興為主的詩化歌詞；三是即興編詞對歌的表現形式。漫瀚調，是蒙漢人民長期共同培養、澆灌出的一朵民間藝術奇葩，已成為國務院公佈的第二批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性項目之一。

故事八：雞鳴三省

雞鳴三省的地點，位於鄂爾多斯市准格爾旗龍口鎮大口村小占社，在今天內蒙古、陝西、山西三省區交界處，明代延綏鎮（榆林鎮）長城的內長城和外長城的中間地帶，黃河S型轉彎的第一個彎上，今天素有“一脚踏三省、一桌吃三省、一個快門拍三省”之說。這裡山清水秀，風景宜人，古迹甚多，文化底蘊深厚。

這裡是山西人從西口古渡過黃河後“走西口”途經的路線之一，也是陝西府穀東北部的群眾“走西口”途經的路線之一。走西口的群眾從小占的一個路口往北走越過長城進入准格爾，再到達拉特、包頭、五原、臨河等地。這裡有明長城、有古渡口。在西口古道上，發生過許多走西口路上的可歌可泣的故事。民族文化在這裡融合，農耕文化與遊牧文化在這裡融為一體。這裡的漫瀚調、二人臺等都是蒙漢民族和諧相交、文化融合發展的充分體現，是中華民族優秀傳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

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視閾[yù]下的鄂爾多斯長城文化

古塞雄關，烽燧望斷。鄂爾多斯高原地處內蒙古中南部，南接中原、北通大漠，歷史上匈奴、突厥、蒙古族等多個北方遊牧民族都曾在這裡放牧、崛起。戰爭年代，長城內外金戈鐵馬，奮力廝殺。和平年代，長城兩邊自由貿易，民族交融。南面農區的糧食、絲綢同北面牧區的牛羊、皮革、馬匹、池鹽等產品都在這裡貿易交流。同時，鄂爾多斯地區地處交通要道，宜農宜牧，使得鄂爾多斯高原成為歷朝歷代溝通關中與塞外乃至中西經濟、文化交流的大通道，成為亞歐大陸草原絲綢之路上的交通樞紐和中心區域。

鄂爾多斯高原，是一個特殊的地理單元。黃河岸邊，長城腳下，農耕文化和遊牧文化作為兩種經濟形態背景下產生的文化，豐富而多彩，曲折而燦爛，綿延而彌新，在鄂爾多斯這片廣袤的土地上，生根綻放，成為北方中華文化得以發展壯大的重要源泉。追尋鄂爾多斯地區的長城文化，深深感受到在中華民族長達數千年的歷史發展過程中，農耕文化和遊牧文化在這裡互相碰撞補充、相互融合發展，承載著商貿流通、文化交流和民族融合的歷史使命，最終共同鑄就了中華文化。

中華文化源遠流長，積澱著中華民族最深層的精神追求，代表著中華民族獨特的精神標識，為中華民族生生不息、發展壯大提供了豐富滋養。文化是民族的重要特徵，是民族凝聚力和創造力的重要源泉。文化的認同，是最深層次的認同，是民族團結之根、民族和睦之魂，也是民族的情感紐帶和心靈歸屬。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必須要以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為引領，做到“五個認同”，構建各民族人民共有的精神家園。在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視閾下，包括鄂爾多斯地區長城帶在內的中國北方長城帶的歷史發展脈絡和文化遺產現狀充分證實，我國是由各民族人民共同締造的統一的多民族國家，各民族人民的大團結具有深厚的歷史淵源和廣泛的現實基礎。長城內外是家鄉。在漫長的歷史行程中，各民族人民長期密切交往、相互依存、休戚與共、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形成了中華民族多元一體的格局，共同創造了燦爛的中華文化，共同推動了歷史的發展和社會的進步，共同培育了偉大的中華民族精神。

正如習近平總書記2019年9月27日在全國民族團結進步表彰大會上的重要講話中指出的：一部中國史，就是一部各民族交融匯聚成多元一體中華民族的歷史，就是各民族共同締造、發展、鞏固統一的偉大祖國的歷史。各民族之所以團結融合，多元之所以聚為一體，源自各民族文化上的兼收並蓄、經濟上的相互依存、情感上的相互親近，源自中華民族追求團結統一的內生動力。正因為如此，中華文明才具有無與倫比的包容性和吸納力，才可久可大、根深葉茂。

作者簡介

喬明：鄂爾多斯市政協黨組成員、副主席，鄂爾多斯市政協文化文史專家委員會主任委員，內蒙古研究室（參事室）特約研究員，鄂爾多斯學研究會專家委員會副主任委員，兼職教授、碩士研究生導師

甄自明：鄂爾多斯市政協文化文史專家委員會委員，鄂爾多斯學研究會專家委員會委員，鄂爾多斯市博物院副院長、副研究員，中國長城學會會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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