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理宗，端平元年（1234年）正月十一日。在宋、蒙聯軍的合力進攻下，蔡州城破，金哀宗自縊身亡，立國一百二十餘年的金朝，宣告滅亡。宋軍統帥孟珙從灰燼中獲得金哀宗的遺骨，與蒙軍統帥塔察兒，一分為二，會同俘虜的金國參知政事張天綱，一併送往臨安。

宋理宗將金哀宗的遺骨供奉在太廟徽、欽二帝的遺像前，以告慰他們的在天之靈。並派人趕赴河南洛陽奉先縣（今河南鞏義）“省謁北宋八陵”（宣祖、太祖、太宗、真宗、仁宗、英宗、神宗、哲宗）。隨後，大開慶功宴，慶賀自己完成了南宋高、孝、光、寧四帝，絕滅金朝的未竟之業。

然而，僅與蒙古保持了半年的和平期後，在同年的七月，南宋中央正式向河南地區進軍，發動收復“三京”的戰役。（“三京”即東京開封府（今河南開封）、西京河南府（今河南洛陽）、南京歸德府（今河南商丘））。

但這場宋理宗給予厚望的戰役，僅持續了兩個多月，便以宋軍的慘敗而宣告結束，史稱“端平入洛”。南宋就此徹底喪失了主動出擊的能力，並在此後近半個世紀的蒙、宋拉鋸戰中，處於長期的被動防禦局面。

事實上，這場失敗的戰役，恰恰是南宋方面把握時機，為應對未來可能的蒙古入侵，爭取最大的戰畧縱深，而必須發動的一場戰役。但實際上，南宋方面對這場戰役有著充分的戰略構想，卻缺乏穩妥的戰術設計，致使數萬精銳葬身北境，再無複起之力……

受周密的《齊東野語》的影響，史學界將南宋收復“三京”的戰役，定名為“端平入洛”，但由於戰役的主要過程是圍繞“三京”展開，筆者認為更應該稱其為“三京之役”。

收復“三京”的提議，最早是由一個名叫國安用的金國降將提出來的。金亡以後，國安用投奔南宋，向鎮守淮南的趙範、趙葵兄弟獻策“據關守河”。認為“非扼險無以為國”，可仿效金國依仗潼關、黃河之險，收復黃河以北的“三京”，同蒙古對峙。也就是把南宋的國防線由淮河、大散關一線，北推到黃河、潼關一線。由此，南宋方面，可以利用黃河、淮河、長江三條天然防線，加上川陝地區的複雜地理，抵禦蒙古騎兵的南下。

如果不考慮後來“三京戰役”的結果，單從軍事戰略角度出發，國安用的“據關守河”戰畧，是當時最適合南宋的。首先，在河南地區，蒙、宋之間並未達成明確的劃分協定，金亡以後，南宋方面得到的情報是蒙古人開始北撤，大片土地處於空白狀態。其次，金國已經用實際行動證明，這個戰畧是極具可行性的。

但究竟是否實施這一戰畧計畫，仍要看南宋方面是打算如何處理與蒙古之間的關係，是先發制人；還是守淮以待？

兩淮地區的軍事長官趙範、趙葵和全子才把“據關守河”的戰畧上報給朝廷和宋理宗，一下就引起了軒然大波，在朝廷馬上就出現了支持和反對兩種意見；

以史嵩之、喬行簡和吳潜為首的反對方認為，其一是當前國力尚不足以據關守河；其二是後勤給養難以解决；其三是為蒙古南侵製造藉口。前兩條倒也屬實，但第三條明顯站不住脚，蒙古要南侵，總能找到口實的。主戰一方，以宰執鄭清之、趙範和趙葵和為首，主張趁虛而入，進駐河南，據關守河。

但這裡面，鄭清之和史嵩之都有自己的小心思，兩人都是已故權臣史彌遠的親信。史嵩之是史彌遠的侄子，鄭清之是史彌遠的同鄉。史彌遠死後餘黨被清查，二人都躲過一劫。史嵩之任京湖制置使，鄭清之任宰相。史嵩之主持聯蒙滅金明顯壓了鄭清之一頭，鄭清之打算借收復“三京”扳回一局。就南宋中央高層而言，出兵收復“三京”的初衷，可能並不是真的一心實現戰略構想，多少還是夾雜了一些官僚集團內部的“內卷”現象……

正反兩方把答案拋出來，決策權交給了宋理宗。但此時的宋理宗多少有些忘乎所以了，沉浸在勝利的喜悅中，不可自拔，被主戰者“鳴劍抵掌，坐談關河”的宏偉畫面所感染。

加之南宋方面此時的軍事情報有誤，宋理宗得到的情報是“河南境內無一人一騎，韃人已歸，中原空虛”。但實際上，北撤只是蒙古人虛晃一槍，在開封到洛陽一線，邊部蒙古人的暗堡。而在陝西和河北，蒙古大軍嚴陣以待，隨時準備南下，但這些情况宋理宗都不知道。甚至不排除某種可能，這些有誤的情報是有人刻意傳遞給宋理宗，目的就是為了說服宋理宗，成功出兵。

宰相鄭清之曾對宋理宗描述了一番頗具想像的畫面：“吾有河可恃，有關可守，乘破竹之勢，振拉朽之威，北渡河可舉燕趙，西入關可定秦隴，車書萬裏，文軌一家，又何必畫江以為限？”

這美好的畫面，實在是宋理宗有些情不自禁。庶民出身的宋理宗，在擺脫了史彌遠十餘年的控制後，是多麼希望建立一番功業，來穩定自己的地位。收復“三京”是個絕佳的時機。

懷着對北舉燕趙，西定秦隴的美好願望，宋理宗開始進行軍事部署。由淮東和淮西戰區出兵收復“三京”及黃河以北的河南州縣，京湖和四川戰區予以配合和支援。

可是各戰區的作戰任務剛剛下達，就出現了嚴重的分歧和問題。京湖地區的制置使史嵩之上疏拒絕配合作戰，辭去了制置使的職務。朝廷改任楊恢為知襄陽府兼京湖安撫制置副使，主持京湖戰區事務，但楊恢在對蒙問題上也是主和之人。宰相鄭清之命令四川制置使趙彥呐出兵，策應入洛軍隊，但趙彥呐也拒不從命。

還未正式作戰，各戰區之間的問題，就已浮出水面。這仗還能打嗎？宋理宗：能打！

五月，宋理宗甩開京湖和川陝戰區，任命趙範為兩淮制置大使、兼沿江制置使，節制沿邊及兩淮軍馬，駐屯光州、黃州一帶，作為後備部隊，策應入洛之師。以淮東制置使趙葵為收復“三京”的主帥，以淮西制置使全子才為先頭部隊統帥。以張嗣古權知建康府，兼江東安撫使鞏固天塹（長江），應接汴洛。由此可見，京湖與川陝戰區，已經不在部署範圍之內。

事實上，宋軍的軍事部署，不僅是在各戰區的配合上有問題。就是在作為主力的兩淮軍的內部，同樣也存在非常嚴重的統轄問題。這一點在後來的入汴過程中，表露無疑。

儘管出兵的準備極不充分，但為了爭取在蒙古軍所不適應的炎熱季節，完成收復河南之地的戰役目的，南宋中央决定由淮西宋軍先行進佔開封，隨後進攻洛陽、潼關；淮東宋軍則兵分東西兩路，東路進攻今蘇北與山東相毗鄰地區，西路進佔南京歸德府，再進入開封。

六月十二日，淮西制置使全子才率領淮西宋軍一萬餘人，先從廬州（今安徽合肥）出發。可是淮西軍剛一上路，就傻眼了。蒙古人自從學會了决堤倒灌的手段，黃河以北一直到淮河，是一片澤國。六月十八日，從壽州（今安徽壽縣）北渡淮河後，淮西軍被迫扛著兵器和裝備在泥濘中行軍，水深處甚至沒過腰及頸。

六月二十一日抵蒙城（今安徽蒙城縣），然“城中空無所有，僅存傷殘之民數十而已。”從蒙城一路向北，途徑亳州（今安徽亳州），僅有守軍官兵七人出降。爾後，繼續向北進發，過衛真（今河南鹿邑）、泰康（今河南太康），所到之處，諸縣“皆殘破無居住人”。在水網地區長途跋涉二十天后，終於在六月底收復南京歸德府，七月初二日抵達東京開封城東二十裏處安營紮寨。

駐守開封的原金軍都尉李伯淵，與宋將國安用勾結，殺死蒙古軍主帥崔立，開城投降。七月五日，全子才率軍進入開封，時隔一百多年，北宋古都終於光復。但讓人意想不到的是，南宋歷代君臣魂牽夢縈的北方古都，此時僅剩1000多戶居民，除了皇宮和大相國寺外，其他地方早已面目全非。但在南宋的軍事情報中，並未提及這一情況，這絕不是情報部門的疏忽，只能是有人刻意隱瞞了這一情況，至少作為決策者的宋理宗，對這些情况是全然不知的。

事實上，類似開封這樣的空城，是當時河南地區的普遍情况，南宋方面收復的“三京”無一不是這種情況。倘若南宋方面指望靠殘破的北方都市作為抵禦蒙古的軍事重鎮，那麼重建這些都市的浩大工程量，不等蒙古人南侵，就會拖垮南宋！

空城、殘破、泥濘這些困境，駐守開封的宋軍都能勉强克服。可是有一個問題，他們實在無能為力：糧草不够了！戰前，宋理宗命京湖制置司提供糧草，可是受史嵩之的影響，京湖地區的糧草一直以各種理由，沒有如期供應。南宋中央反而需要從長江以南運進淮河，再大費周章的轉運到壽州（今安徽壽縣），最後才風塵僕僕抵達河南前線。

糧草問題只是一方面，但宋軍的問題，還遠不止這些……

七月二十日，趙葵率領的淮東軍姍姍來遲。進入開封的當天，趙葵和全子才的衝突就馬上尖銳起來。趙葵以“總指揮”的身份指責全子才為何貽誤戰機，遲遲不進兵洛陽，全子才以糧草不及為理由，遲遲不肯發兵。但這個理由顯然站不住脚，取洛陽的阿兵哥要吃飯，難道駐守開封的阿兵哥就不用吃飯？

糧草不及最多算是個客觀原因，東京留守這個讓人眼紅的職位，才是趙、全二人爭論的焦點。開封是北宋古都，政治地位顯耀，影響力自然比西京洛陽要大得多，因而能擔任知開封府、東京留守，自然也就比知河南府、西京留守地位要高。這才是全子才遲遲不進兵洛陽的真正理由。

事實上，就在全子才貽誤的這半個月的時間裏，蒙古人的軍隊，已經開赴孟津、潼關一帶。並在開封西進洛陽的必經之路，以及孟津、陝府、潼關和洛陽預設伏兵，只待宋軍自投羅網。

趙、全二人，誰都不願意離開開封，離開即意味著失去了東京留守的職位。但戰機不容貽誤，二十一日，趙葵以徐敏子為監軍，率領臨時拼凑的一萬一千人，西進洛陽。又派楊義率領一萬五千人作為後備軍，隨後跟進。兩軍各攜帶五天的糧草，為節省軍糧，徐敏子將五天的軍糧改為七天。

二十八日，徐敏子兵不血刃地進入洛陽，和開封一樣，洛陽也是空城一座。糧草已盡的阿兵哥，只能採集野篙和麵，製成菜餅充饑。但此時，蒙古人的軍隊，已經埋伏在洛陽城外，他們放過徐敏子的軍隊，準備先截擊楊義的後援部隊，隨後再圍殲洛陽城內的宋軍。

二十九日清晨，楊義的一萬五千人，到達洛陽城東三十裏的地方。由於徐敏子部已成功入城，楊義部戰備鬆懈，蒙軍將領李亨安趁宋軍用飯之際，率軍發起偷襲。宋軍潰不成軍，落入洛水溺死者不計其數，楊義則僥倖逃脫。

楊義部的慘敗，使洛陽城內本已缺糧的宋軍將士士氣更加低沉。八月一日，陝西方面的蒙古軍隊逼近洛陽。這時，洛陽城內宋軍糧食已盡，被迫殺馬而食。徐敏子與諸將商議，决定放弃洛陽東撤開封。可宋軍剛渡過洛水，便遭到蒙古騎兵的襲擊，宋軍緊紮戰陣，頂住了騎兵的衝擊。次日，蒙古以盾牌掩護，逼近宋軍。兩軍短兵相接，戰至中午，宋軍居然在穩住陣腳的同時，擊殺蒙軍四百餘人，奪得盾牌三百餘面，讓蒙軍大為震驚。

但短暫的僵持，只會引來更多蒙古軍隊的攻擊。向開封東撤的路，已經被蒙古大軍佔領。徐敏子只好率軍向南邊的登封突圍，取道鈞州（今河南禹州）、許州（今河南許昌），隨後向西撤回，一直撤回到淮西。蒙古軍隊一路追擊，宋軍大敗，所部僅剩三百餘人。靠吃桑葉度過兩日，吃梨棗度過七日，才勉强返回光州（今河南潢川縣）。

就在徐敏子部敗退的次日清晨，駐守開封的趙葵和全子才得知洛陽戰報的消息，認為大勢已去，遂放弃開封，率軍東撤。其實，即使趙葵和全子才固守開封，最終也免不了，城破人亡的局面。撤退反而是保存力量的有效方法。

但遠在臨安的宋理宗，對前線敗退還不知曉，仍然沉浸在收復“三京”的巨大喜悅中，並且已經開始著手任命：趙範為京河關陝宣撫使，知開封府，東京留守；趙葵為京河制置使，知應天府，南京留守；全子才關陝制置使，知河南府，西京留守。可是，任命的制書剛剛發出，戰敗的消息便傳回了臨安，“據關守河”的戰畧徹底宣告失敗。

宋軍的大規模撤退，伴隨而來的是蒙古軍隊的大舉南侵。從同年八月到次年正月，蒙軍趁勢揮師江淮，相繼攻佔洛陽、開封、歸德、徐州、邳州、海州（今江蘇連雲港）。南宋兩淮地區告急。

端平二年（1235年），蒙古大汗窩闊台兵分三路，從川陝、京湖、江淮三個戰區，同時發動進攻。川陝、京湖相繼失守，四川諸州遭到蒙古人的洗劫，蒙古軍隊一度飲馬長江。南宋中央緊急調整戰爭預案，派遣孟珙奔赴京湖地區，才勉强封锁了蒙古軍隊的進一步入侵。

縱觀整個“三京戰役”，南宋方面，戰前情報有誤，導致決策層無法製定切實可行的作戰計畫；戰時各戰區之間彼此互不協調，各路軍隊沒有統一指揮，糧草供應不及時，導致無法組織長期有效的都市防禦戰；戰後，潰兵不能有組織地撤退，導致遭到蒙古大軍的掩殺，江淮地區的軍事重鎮悉數被奪。

據時人統計，整場戰役下來，河南軍民“死者十數萬計，糧食損耗百萬計；凡器甲舟車悉委偽境，江淮蕩然，無以為守禦之備”。更為嚴重的是，南宋就此失去了擴大戰畧縱深的最佳機會，未來只能依靠長江沿線的軍事重鎮，來抵禦兵臨城下的蒙古騎兵。

參考資料：《宋史》、《宋帝列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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