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年4月23日清晨，北平城的薄霧還未完全散開時，李大釗的年僅10歲的次子李光華摔盆後，其侄李振華便以李大釗“長子”身份著孝服打著幡走到了靈柩前邊。

隨著哀樂聲和《國際歌》的響起，送葬隊伍浩浩蕩蕩地從妙光閣浙寺出發了。

此時，距離李大釗辭世已經過去了整整六年。

當哀樂一陣一陣傳到李大釗病重妻子趙紉蘭耳邊時，她臉上的神情迅速變得極其凝重了。此刻的她正坐在緊隨靈柩的第一輛馬車上，她的身後還有幾輛載著年高體弱親友的馬車。

這場葬禮，趙紉蘭等了六年，六年，她恰好比丈夫大了六年，或許這就是天意吧。她突然想到，自己49歲了，可丈夫的年歲卻停在了38歲，38歲，是一個男人最風華的年月，可因為革命的緣故，他卻在38歲這一年被迫害致死了。

自從李大釗去世後，趙紉蘭便沒算過自己的年歲，她甚至沒再過過生日，他走後，她人生最重要的日子就是他的忌日了。每到他忌日那天，她的心就絞痛一次，這次，她終於可以在他第六個忌日前幾天看著下入土為安了。

方大曾所攝李大釗葬禮圖

為了這場葬禮，趙紉蘭付出了巨大努力。

葬禮前，她曾帶著孩子們找到周作人、沈尹默、蔣夢麟、胡適等李大釗生前的同仁請求幫助，每見到這些丈夫生前故人中的一比特，她就含淚哭訴說：“李先生的棺柩至今仍然停放在浙寺，亡者難以入土，我寢食不安啊。”

說完後，她補充道：“李先生生前為人民做了許多好事，又死得這麼悲慘，馬馬虎虎地出殯，我於心不忍！”

趙紉蘭說這話時的情真意切足以打動任何人，實際上，因為丈夫遲遲未被下葬，她所經受的煎熬遠比“寢食難安”要重得多。

丈夫李大釗死時，家裡僅剩下一塊錢和一堆欠條。月薪百元的李大釗之所以未曾留下任何錢財給家人，乃是因為他總是把自己欠款用來資助工農革命和困難學生。

趙紉蘭記得，當時的李大釗每月都會從薪水裏拿出固定的80塊大洋作為組織革命活動的經費。這種慣例，一直延續到他被捕就義方休。

李大釗與胡適、蔡元培、蔣夢麟

一塊錢當然不能保證趙紉蘭和幾個孩子的生活，可好在丈夫死後，他生前好友和同學都會經常來家裡探望，因為知道他們生計堪憂，他們經常會留下一些錢財。

是靠著丈夫這些生前故交的接濟，他們一家才得以順利地活下去。

可這種“活下去”也僅僅是活下去而已，隨著生活困苦和各種動盪的頻繁出現，身體本就虛弱的趙紉蘭在操持5個年幼孩子的過程中病倒了，她的病最初是在肺部，後來，她身體的其他地方也跟著不好了。可生活都難以為繼的時候，要治好病自然是不可能了。最主要，趙紉蘭自己也沒打算治好，她總想著：孩子們一天天大了，等把丈夫下葬這最後一件事完成了，她也就好跟著去了。

這些年，孩子們是慢慢長大了，想到這兒，趙紉蘭地挪了下身子看向丈夫的靈柩。靈柩前慢慢走著的是他們的侄子李振華和女兒李星華、次子李光華等。

看著看著，趙紉蘭的眼眶就又紅了。她想起自己的大兒子李葆華了，是啊，他是真的長大了，二十幾歲的大小夥，他和父親一樣正直、善良、對革命充滿熱情。可也正因為此，她最不放心的就是他了，她怕兒子和丈夫落到一樣的結局。

這“一樣的結局”，自然是指李大釗被害這個殘酷的事實了。

李大釗被殺害的那天，趙紉蘭帶著孩子們在法庭上見了他最後一面，她一直記得，那天，他仍舊穿著他那件灰布舊棉袍，可是沒戴眼鏡，他那天的頭髮很亂，這是她第一次見到丈夫這個樣子，女兒喊了一聲“爹”後，她也忍不住哭了。

中為李大釗

後來回想起來，她總覺得自己當時不應該哭，看到他們這樣，他心裡得多難受啊。好在，他一直很鎮定，面對法官，他很平靜道地：“這是我的妻子，這是我的兩個孩子。”之後，在女兒李星華撒謊說自己是他最大的孩子後，會意的他道：

“她是我最大的孩子，我妻子是個鄉下人，我的孩子年紀都還小，她們什麼也不懂。一切都跟她們沒有關係。”

他說完這段後，法官就命人把趙紉蘭母子女押下去了，這一別終成了他們的永別。

這六年來，趙紉蘭總無數次在夢裡夢到這段往事，這重複的夢幾乎成了她的夢魘。每次夢到這段過往後醒來，她都會整夜地流淚。

他被害之前，她從未設想過沒有他的日子會是怎樣，她一直覺得他和她是一體的，他們沒有同年同月同日生，卻一定可以同年同月同日死。

李大釗被處決時報導

早在幾歲時，趙紉蘭便已經習慣了有丈夫李大釗的日子。他們不僅同樣出身在河北省樂亭縣，他們的家還隔得非常近，最重要是兩家的大人常有往來。所以，李大釗雖比她小了六歲，他們兩人卻經常一起玩。

說是一起玩，其實多數時候是趙紉蘭帶著李大釗玩兒。她比他會玩，畢竟，她不用讀書只用做些家務、手工活，可他卻經常被爺爺關在書房讀聖賢書。六七歲時，李大釗就因為讀書好在附近成了小神童一般的存在。不識字的趙紉蘭每聽到人把她的夥伴叫做“小神童”，她就打心眼裏高興。

早在很早以前，趙、李兩家大人就為他們定下了親事，趙家看中了李大釗的詩書文才，而李家則看中了趙紉蘭的賢慧能幹。

趙紉蘭十六歲那年，家人就為她和年僅十歲的李大釗操辦了婚禮。

李大釗與趙紉蘭

婚後，趙紉蘭打點家裡家外，李大釗則繼續潜心讀書。李大釗祖父過世後，李家經濟困窘，趙紉蘭於是咬咬牙把能典當的東西都典當了，凑了錢讓他繼續去天津求學。正是在天津期間，他開始慢慢對政治有了興趣。後來，他又輾轉去國外留學。

丈夫的書越讀越好，旁人都說：“你要擔心他以後不要你這個鄉下小脚家後了。”

趙紉蘭聽了這些話雖然難受，卻並不當一回事，她自己的丈夫，他的品性等等，她自然比誰都清楚。

實際上，李大釗是絕不可能背叛自己妻子的，因為他比誰都愛這個從小陪他一起長大的妻子。他是個感恩的人，他對她為自己付出的一切常懷感恩。最為重要的是，身為一個革命者，在國家最危難的時刻，他絕對沒有時間管顧普通文人管顧的那些風花雪月。

這些年來，不是沒有年輕的女子追求過他，可他從來都是嚴詞拒絕。

因為愛重妻子，1918年暑假結束時，在北京工作的李大釗特地將妻子趙紉蘭和孩子們接到了北京定居。

來北京定居的那段時日無疑是趙紉蘭一生最幸福的時刻，她默默付出了近十年，等的就是這團聚的一天。

為了讓她適應北京的生活，留洋歸來的李大釗竟在北京的家裡想法給她搞了一個和家裡一模一樣的大炕，這樣在冬天，趙紉蘭就可以坐在熱炕上做活了。

想到這些，馬車上的趙紉蘭不覺心裡一熱，可只一下，回到現實裏的她又迅速被悲凉擊中了。人都說，“往事有多美好”，失去後，就有多淒涼，這話果然不假。

得知丈夫被處死那天，趙紉蘭痛苦得差點昏倒了，她當時真的想隨他一起去，可畢竟，他的後事還未及辦，他們的孩子也還需要她，所以，她不能死。

從前，趙紉蘭只知道丈夫是在做一些危險的正義的事，可她並不知道這件事真的會讓他喪命。她不懂革命，但在她到北京後，她還是在他的一步步啟發下懂了革命的意思：就是要去救國救民。後來，他還告訴她：當下的中國，要走出出路，就必須走蘇聯那樣的社會主義道路，而不是現在的道路。

青年李大釗

九一八事變後，李大釗和他的組織成天喊著要抗日。這時候的趙紉蘭對革命有了瞭解，她自然知道“只有團結抗日，才可以真正利國利民”。可在當時的境况下，宣揚抗日，宣揚他所信奉的共產主義，卻被認為是違法的。

趙紉蘭當然不懂這背後的厲害，可在1933年初，丈夫死後第六年，她當時寄居的老家山海關被日軍攻佔後，她終於徹底懂了丈夫昔日高喊“抗日”的原因了。

若非日軍侵佔山海關，趙紉蘭也不會避難到北平了。正是這次回到北平，她才下定了要設法讓丈夫下葬的决心。

趙紉蘭不想丈夫草草下葬，她想傾盡全力給他一個隆重的葬禮，只有這樣，她死了以後才能瞑目。

在當時的社會背景下，趙紉蘭的這個想法恰是最難的。好在，因為她一直不肯放弃，她要為他辦大葬的願望終於還是實現了。

這樣大的一個事，當然不是趙紉蘭一人的努力就可以實現的，她知道，今日這葬禮背後：是無數丈夫生前同仁和社會各界人士努力的結果。

中為李大釗

別的不說，單就為這次葬禮捐款的人，就有無數無數，在她發起向社會的募捐和公葬活動後。除了北大同仁，許多外地人士也紛紛伸出援助之手。趙紉蘭還知道，就連平日和他政見不合的魯迅，竟然也捐出了50元，這種種，自然讓她感動不已。

因為公開募捐等等的緣故，蔣夢麟等告訴趙紉蘭，這次的葬禮絕對不會平靜。

這種種，趙紉蘭自己也感覺到了，她知道丈夫的身份有多特殊，所以，她做好了最壞的打算。趙紉蘭能覺察到的，負責葬禮安全的河北赤色革命互濟會自然也能察覺到。所以，這次葬禮，他們派了一個二十幾個人的護靈隊負責守衛安全。

這個護靈隊，一直走在李大釗靈柩的兩邊，他們除了守衛靈柩，還負責守衛趙紉蘭母子女的安全。

想到這個安全，趙紉蘭心裡不禁打了個寒顫，她雖不懂革命，卻也知道這樣的一場葬禮等於是與當局作對，可那又怎樣，事到如今，她還顧得了這許多嗎？讓自己丈夫下葬，難道也犯法嗎？這樣想了之後，她心裡又略安定了些。

送葬隊伍進入下斜街後，人流便越來越大了，無數自發前來送葬的學生、市民、農民、阿兵哥都加入了送葬隊伍，趙紉蘭中途下車的時候看了，他們全部都臂纏黑紗、胸帶紙花，有的還帶著花圈和挽聯。

看到這一幕，趙紉蘭眼裡的淚瞬間便滾落了下來。這些年，她從來沒因為困難苦難落淚，可每次看到溫暖的，她總是忍不住地掉眼淚。或許，這就是老了的象徵吧：心看起來越來越堅強，卻也越來越柔軟。

左為趙紉蘭

趙紉蘭在送葬隊伍中看到了很多挽聯，其中一副是北平青年送的，上面的字，女兒念給她聽了，上面寫著“李大釗先生精神不死”，還有一副挽聯也讓她特別震撼，上面寫著：

“為革命而奮鬥，為革命而犧牲，死固無恨；在壓迫下生活，在壓迫下呻吟，生者何堪？”

這話，趙紉蘭寫不出來，但當她讀到時，她又感覺這正是她心裡所想的。

送葬隊伍進入宣武門時，隊伍中忽然飛出了無數的“紙錢”。這些紙錢不是普通的紙錢，而是印滿了各種標語的紙錢，趙紉蘭撿起飄進自己馬車內的其中幾張一看，只見上面寫著“打到日本帝國主義”、“全世界無產階級聯合起來”的字樣。

趙紉蘭緊緊攥著這標語陷入了沉思，她想起：這些話，是丈夫生前經常和她說的。她想，這樣“紙錢”定是他最想要的吧，真好。

隨著“紙錢”的越散越多，送葬隊伍也越來越長了，送葬隊伍經過的宣內大街被人流研磨，汽車、電動車被迫停駛，交通被迫中斷。

趙紉蘭和送葬隊伍行至西單時，革命群眾團體攔靈公祭，到了西四牌樓，又有李大釗生前好友李時教授攔路致祭。

行到此時，李大釗葬禮的影響已經完全超過了當局所能忍受的極限，對李大釗及其影響十分恐懼的當局，迅速組織了憲警前來“干預”葬禮。

於是，就在趙紉蘭和送葬隊伍在西四牌樓停留時，全副武裝的憲警沖進了送葬隊。在一片混亂中，趙紉蘭和孩子們迅速圍到了李大釗那副深紅色的靈柩前。衝突開始後，他們第一時間不約而同地想到了保護靈柩。

趙紉蘭並不害怕自己有危險，她只擔心當局會破壞丈夫靈柩，與此同時，她也為那些自發前來送葬的學生、工人、農民等擔著心。

果然，讓趙紉蘭最擔心的事情還是發生了，無數的青年、學生在這次葬禮中受傷甚至因傷致死，她親眼看到一個女孩被打得滿臉是血……

那一刻，她多想被打的是她自己啊，當女兒星華拉住想沖上去的她時，她不停地喊著：“這都是因為咱們的事啊！”

李星華卻紅著眼安慰她道：“她是因為我們的事，也是因為國家和人民的事！”

不知在持續了多久後，殘酷的鎮壓終於結束了。因為有護衛隊的保護，趙紉蘭和家人以及李大釗靈柩沒有受到傷害，可根據後來的報導，這次武裝鎮壓中，有幾十名青年被抓，還有青年被打傷甚至打死了。

西四牌樓留下了一灘灘鮮血，地上到處是帶血的花圈、挽聯，看著這一幕，趙紉蘭痛苦地哀嚎著。

事後，為了繼續葬禮，趙紉蘭和親屬還有同仁只得把帶血的花圈和挽聯撿起堆放在馬車裏和車頂上。

之後，李星華姐弟等好容易才找回了逃竄各處的杠夫工友。

依次為李光華、李炎華、李星華姐弟

送葬隊伍再啟程時，整個天空都籠罩著一股陰沉的氣息，他們的每一步都極其沉重。

因為中途遭遇這種種的緣故，送葬隊伍抵達目的地北平萬安公墓時，已是黃昏時分。

趙紉蘭强撐著病體走在靈柩旁，這最後一段路，她必須親自護送。

靈柩進入公墓後，一輛騾子車疾馳而來。趙紉蘭看到有人從車上慢慢搬下了一塊用棉襖和花圈覆蓋的石碑，上面的字她不全認得，但丈夫的名字“李大釗”，她是認得的。她知道，這是丈夫的墓碑，碑額上鑲刻著丈夫生前無數次給她看過的鐮刀斧頭圖案。

趙紉蘭知道，這塊墓碑定會是丈夫最喜歡的，它將他和革命聯系在了一起。

實際上，當時這塊刻著“革命導師李大釗之墓”並沒有被立在李大釗墓前，經過這一路的種種，他們比誰都清楚，若當真立這樣一塊碑在墓前，後果將不堪設想。

最終，趙紉蘭和大家一致同意：讓這塊珍貴的墓碑同李大釗烈士同葬於地下。

可歎，在那個血雨腥風的年月裏，李大釗墓前立什麼樣的碑竟都得“藏著掖著”。想到這兒，趙紉蘭眼眶裏又噙滿了淚。

丈夫的靈柩正式被下葬時，趙紉蘭和孩子們哭成了一團，在場的人們也都失聲痛哭。無數人主動幫助親屬鏟土培墓，趙紉蘭後來才知道，這些人都是自發幫忙的，最後竟連一分錢工錢也沒要。

葬禮後，趙紉蘭的身體每況愈下。女兒李星華隱隱有了不好的預感，她感覺到：母親似乎也要離他們而去了。

此時的李星華雖然已經22歲了，可已經失去父親的她怎能接受再失去母親呢？為了激勵母親活下去，她不斷地給母親加油打氣。

看出女兒用意的趙紉蘭卻直搖著頭說：“我活夠了，你們也大了，他在那邊沒有我陪著會寂寞的。”頓了頓後，她緩緩道：“我沒有別的交代，就是想走了以後能葬在你父親墓旁。”

說完這話不久後的當年5月28日，即李大釗葬禮僅一個月後，趙紉蘭便安然病逝了。她離開的那天，正是李大釗烈士下葬的“五七”之日。

死後，趙紉蘭的遺願變成了現實：她被安葬在了萬安公墓，與丈夫李大釗並排埋在一塊墓地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