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自成囊括西北後，已擁有步兵六十萬，騎兵四十萬，號稱百萬雄師，雲集西安。崇禎十七年正月元日，李自成披袞戴旒，高坐王府殿中，在西安稱新順王。崇禎十七年二月初八，李自成的軍隊在攻下晋北重鎮太原後，立即兵分三路直撲北京。三月初，李自成的各路大軍已經到達河北，即將形成對北京的包圍之勢。三月十六日，李自成的大順軍即將進攻北京城。李自成派早已在城外投降的太監杜勳向崇禎帝傳達他的談判條件：明王朝割讓出西北一帶，分國而王，並犒賞大順軍白銀百萬兩，大順軍從此以後可為朝廷內遏群寇，尤其是能够用精銳軍隊幫助明王朝抵制遼藩，但大順國王不奉明朝皇帝的召覲。李自成為何在即將攻陷明都，非常有可能奪取全國政權的有利形勢下，甘心偏居一隅當“西北王”，並允諾幫助朝廷蕩平群寇，抵禦遼藩呢？

李自成向明廷提出這樣的和談條件，决不是因為他一時心血來潮，而是有著深遠的政治考量。

李自成對奪取全國政權沒有十足的把握。雖然，李自成在西安稱王后，大順軍一路摧枯拉朽，勢如破竹，攻至北京城下，但他也走到了重大的抉擇關頭：是攻下北京城，取代崇禎帝，繼續征伐，進而奪取全國政權，還是見好就收，遠離風口浪尖，與崇禎帝握手言和，裂土為王？顯然，李自成對奪取全國政權沒有十足的把握，而且他對崇禎帝的印象並不壞，“君非甚暗，孤立而煬灶恒多；臣盡行私，比黨而公忠絕少”，才選擇了與崇禎帝談判，甘願當西北王。應該說，此時的李自成頭腦是清醒的。人人都想當皇帝，因為皇帝擁有至高無上的權力，可以聚斂巨大的物質財富，可以享受豪華奢侈的生活，可以一人得道雞犬升天，可以把皇位傳給子孫後代，豈知明末的皇位簡直就是金碧輝煌掩飾下的陷阱或者說是熔岩暗湧的華麗火山口，處在尖銳的社會矛盾和民族衝突的漩渦之中的皇帝，極可能會成為悲劇性人物。即使大順軍攻下北京城，把崇禎帝趕下臺，李自成的日子也不會囙此而好過，反倒會處境艱難，並成為眾矢之。

其一，由於兵連禍結，造成北方和中原滿目瘡痍，民不聊生，如果大順軍貿然攻下北京城，擒獲或誅殺崇禎帝，改朝換代，那麼，李自成就得把北方和中原這個沉重而破爛的包袱背在身上，深陷泥淖難以自拔。而在明朝控制下的長江以南的廣大地區則會獨立，形成南北對抗之勢，大順軍與南明軍隊的較量將是曠日持久的。曠日持久的戰爭，消耗的是財力，顯然對大順政權不利，因為大順政權統治的北方和中原，經濟衰敗，危機四伏，而明軍固守的東南地區較為富庶，有利於明軍的生存和發展。

其二，李自成領導的大順軍將成為吳三桂的守關精銳、左良玉等的數十萬軍隊以及忠於明朝的地方武裝、鄉勇的主要敵人和主要攻擊目標，成為一切以複明為藉口的武裝力量的靶子。並非所有的明朝軍隊都不堪一擊，並非所有的明朝將領都是軟骨頭，對大順軍望風迎歀。李自成進抵北京之前的甯武關之戰，抗清名將、山西鎮總兵周遇吉憑險地堅城和火炮弓弩，以五千多將士抵抗大順軍五十萬兵馬，殺傷大順軍甚眾。戰後，李自成檢前後死傷將士一萬七千餘人，對前進十分擔憂，說：“甯武雖破，死傷過多，自此達京師，大同，宣府，居庸關重兵數十萬盡如甯武，吾輩豈有孑遺哉，不如還陝圖後舉。”可見，李自成深感奪取全國政權前路漫漫，心有疑慮。

其三，李自成要奪取全國政權，張獻忠等農民起義軍當然是應剿滅的流寇，這樣“大順”政權也與“大西”政權和其他農民起義軍成了對立面；未來一切新興的農民起義軍也都將是大順政權的敵人。由於時代的限制和農民階級的局限性，隨著大順軍的節節勝利，李自成已由農民階級的代言人向地主階級代言人的角色轉變，囙此，地主階級與農民階級的殊死較量不可避免。後來的歷史行程已經印證。大順軍推翻崇禎政權後，李自成在率軍征伐吳三桂的途中，仍然不忘向宋獻策傳下諭旨，要田建秀速派得力將領剿滅進犯漢中一帶的張獻忠零股逆賊，等他回師長安以後，即派大軍入川，掃蕩獻賊，不使其割據一方，為患將來。

其四，明軍與滿清軍隊較量一直處於劣勢，邊患養成，虎視眈眈的滿清貴族會趁混戰之機，假吊伐之名，籠絡忠於明朝的兵民，聯手對付大順軍，以各個擊破，達到獨霸華夏的目的。滿清鐵騎擅長突擊和野戰，戰鬥力强，大順軍與其作戰難有取勝的把握，更何况還要分兵與忠於明朝的軍隊作戰。

在當時誰坐在崇禎帝的龍椅上，誰就極有可能步崇禎帝的後塵。顯然，當皇帝沒有當“西北王”把握和安穩。面對現實，著眼長遠，李自成只能退而求其次。

有人認為，李自成根本不想長期立足北京，而是一心想回故鄉西安，裂土為王。理由是，李自成曾說：“陝，吾之故鄉也。富貴必歸故鄉，即十燕未足易一西安！”我想，李自成有戀鄉情結始終想著衣錦還鄉可能是真的，但以西安為國都統治全國，不就滿足了他“富貴必歸故鄉”的願望嗎？不奪取全國政權，而裂土為王，李自成是不可能安坐王位的，甚至始終會處在被剿滅的危險之中，這是常識，李自成不可能不清楚。那麼，既然不可能奪取全國政權，選擇與崇禎帝議和，成為明廷承認的“西北王”，使維護明朝統治與維護“西北王”的地位、利益具有了一致性，就不失為一招高棋。

危在旦夕的崇禎帝無論是出於真心還是假意都不妨答應李自成的和談條件，以獲得喘息的機會。安定大順軍後，清軍自知沒有滅亡明朝的可能，斷不會不惜付出巨大代價與明朝打到你死我活的地步，那麼，明軍和大順軍合力推翻“大西”政權，平定各方義軍，就易如反掌了。如此，在沒有大的內亂，亦無外敵大規模入侵的環境中，崇禎帝便可以集中精力，整飭官吏，抑制豪强，發展生產，改善民生，涵養國力，重振軍威，使大明帝國漸漸恢復元氣。到那時，“西北王”恐怕也要誠惶誠恐地覲見明朝皇帝，放弃獨立了。“明者因時而變，知者隨事而制。”可惜，崇禎帝死要面子，錯失良機，沒有通權達變，最終毀了自己和大明王朝，也毀了李自成和大順政權。

李自成對鞏固全國政權也沒有充分的自信。李自成意志頑強，堅韌不拔，有勇有謀，能屈能伸，在十多年的起義征戰中，多次失敗，多次身處絕境，但他不投降，不自殺，不灰心，不絕望，不狂亂，總能在逆境中崛起，率領起義軍艱苦作戰，最終在與明軍的較量中佔據了優勢。但明末不是秦末不是元末，李自成也不是劉邦不是朱元璋，他的手下更不是蕭何、劉基，所以，儘管李自成的農民起義軍縱橫馳騁在陝西、山西、河南、湖北、四川、山東等省份的高山平原，攻占過西安、洛陽、開封、太原、保定、北京等大城市，但李自成卻沒有高度重視並切實加強根據地和後方的政權建設、經濟建設、軍事建設，使之成為農民起義軍可靠的軍需物資的供應基地，成為農民起義軍戰可進退可守的堡壘，根據地和後方的官吏、群眾也沒有成為李自成起義軍最可依靠的力量。農民起義軍只把佔據每一座城市和地區，當作補充軍隊給養和兵員的臨時倉庫，像黑瞎子掰苞米，掰一棒丟一棒，存在著嚴重的流寇主義思想，凸顯了以李自成為首的農民起義軍領導集團，只善於砸碎一個舊世界，而不善於建設一個新世界。毛澤東指出流寇主義的表現特點：不願意做艱苦工作建立根據地，建立人民群眾的政權，並由此去擴大政治影響，而只想用流動遊擊的辦法，去擴大政治影響；擴大紅軍，不走擴大地方赤衛隊、地方紅軍到擴大主力紅軍的路線，而要走“招兵買馬”“招降納叛”的路線；不耐煩和羣衆在一塊作艱苦的鬥爭，只希望跑到大城市去大吃大喝。可見，奉行流寇主義是戰略戰術上的失策失措，是中國歷史上農民戰爭之所以失敗的重要原因。李自成應該意識到大順政權根基不牢，對奪取和鞏固全國政權存在著畏難情緒。大順軍在山海關受到清軍重創後，在清軍的追擊下其潰敗如洪水一瀉千里，不可收拾，其重要原因在於大順軍缺乏穩固的後方根據地。

李自成提出的“均田免糧”“三年不徵稅”等口號，契合了廣大貧困農民的利益訴求，吸引了百萬農民投身於推翻腐朽的明王朝的滾滾洪流之中，這是李自成領導的起義軍在困境中崛起，迅即形成波瀾壯闊之勢的根本原因。非稅賦或者輕稅賦，是難以養活龐大的農起義軍的。李自成的做法是“打糧掠金”，即籍沒府庫、宗室、勳戚、地主、富豪的財產，滿足了起義軍流動作戰的經濟需要。這似乎可以理解，但令人不解的是，大順政權建立後，仍無明確的財稅政策，甚至連管理財稅的組織機構都沒有。可見，以李自成為首的大順政權組織缺乏治國理政的思想意識和建設管理好一個地區或國家的能力。

即使大順軍攻下北京城，推翻明朝統治之後，李自成及其幕僚也沒有認真考慮大順政權如何遴選官員，如何調整策略安撫官紳階層，如何攏聚人心，如何嚴防清軍破關，如何奪取全國政權，如何强化全國的政治、經濟、軍事、法制、文化建設和社會管理，卻沿襲著打家劫舍的團夥的思維模式，放任官兵物欲橫流、淫欲四溢，到處燒殺搶掠。如史書所載，阿兵哥“充塞巷陌，以搜馬搜銅為名，沿門淫掠”，軍紀廢弛，任意妄為。郭沫若指出，進了北京以後，自成便進了皇宮。丞相牛金星所忙的是籌備登極大典，招攬門生，開科選舉。將軍劉宗敏所忙的是拶夾降官，搜括贓款，嚴刑殺人。紛紛然，昏昏然，大家都像以為天下就已經太平了的一樣。近在肘腋的關外大敵，他們似乎全不在意。山海關僅僅派了幾千兵去鎮守，而幾十萬的阿兵哥卻屯積在京城裡面享樂。儘管平時的軍令是怎樣嚴，在大家都陶醉了的時候，竟弄得劉將軍“殺人無虛日，大抵兵丁掠搶民財者也”了。對此，頭腦清醒的右軍師李岩上疏李自成，主要內容大意為：決議登極大禮，籌備登極項目；文官追贓，除死難歸降者，宜分三等，不可無章法亂施酷刑；各營兵馬仍令退居城外守寨，聽候調遣出征，嚴肅軍紀；用政略解决吳三桂的問題。然而，李自成見疏，不甚喜，既批疏後“知道了”，並不行。如此看來，李自成的農民起義軍即使打下天下，也會因人心背離而盡失。

明末天災人禍頻仍，出現了大量的失地、失業農民和其他生活難以為繼者，迫于生計，他們成了兵、土匪、流氓、盜賊、遊俠、乞丐等遊民，遊民群體屬過剩的勞動階級，往往與過剩的知識階級的一部分結合，廣泛吸納對現政權嚴重不滿和僅滿足於當兵吃糧填飽肚子的農民，形成對抗地主階級的武裝組織，朝廷稱之為賊寇，現代人謂之曰農民起義軍。他們不喜約束，不治生計，仇官仇富，善於破壞，渴望過上大富大貴的生活。他們只知道革帝王、權貴和地主、富人的命，取而代之，而不去解决深層次的社會矛盾。他們處境拂逆則顯遊民性，處境安順則顯貴族性，一旦革命取得成功，他們自己也就貴族化、地主化了，於是，新的革命因素在醞釀在生長在擴大，直至爆發新的革命。秦始皇以後，二十餘朝之革命，大都由此發生。以李自成為首的大順政權組織，也不例外。

經濟的必然性决定了農民起義軍不可能超出小生產者的狹隘眼界。農民反對封建壓迫剝削，但不反對封建制度；農民起義的目的是打倒地主，而非打倒地主階級。囙此，即使農民起義成功，也不可能改變封建生產方式，只不過是農民軍的首領成為皇帝、功臣成為大地主，並一人得道雞犬升天。換句話說，只不過是極少數農民代替舊地主成了繼續壓迫剝削絕大多人的新地主。

李自成應該清楚大順政權組織缺乏執政能力，而對鞏固全國政權沒有信心。這也是李自成甘當“西北王”的重要原因。

李自成想當“西北王”，但崇禎帝拒絕和談，等於偏要讓李自成當皇帝。迫於無奈的李自成只得面對現實，作統一全國、統治天下的打算。李自成是軍事家，深知駐守山海關的吳三桂和4萬精兵強將何去何從，直接關係到大順政權的安危。如果吳三桂拒降，與清軍聯手，那麼，大順軍就處於非常危險的境地了；可如果吳三桂歸降大順政權，那麼，山海關就是一道清軍無法逾越的堅固屏障。於是，李自成軟禁了吳三桂的父親吳襄及家屬，讓吳襄寫信給吳三桂，勸其投降；並派人給吳三桂送去了招撫信和作為軍餉的4萬兩白銀，又賞賜吳三桂本人白銀萬兩、黃金千兩、帛幣千端。吳三桂權衡利弊後，决定投降李自成的大順政權。可在吳三桂率部進京覲見新主的途中，遇到了從吳襄家偷逃出來的一個僕人、吳三桂悄悄派往北京的密探等人，他們報告說，吳老總兵正被闖賊嚴刑索銀將死，吳三桂的愛妾也被李自成的大將劉宗敏劫奪霸佔了。吳三桂怒髮衝冠，當即回師山海關，奇襲了防守山海關的李自成部隊，斬殺了李自成派來的特使，與大順政權徹底决裂了。李自成嚴厲責備劉宗敏後，並未繼續做雙方和解的工作，以穩住和爭取吳三桂，而是决定興兵奪關。吳三桂自覺力量單薄，不是大順軍的對手，但又不甘心就此滅亡，便向清王朝借兵，抵禦大順軍。1644年4月22日清晨，李自成率領6萬農民軍向吳三桂的5萬兵民發動了猛烈進攻，經過慘烈廝殺，山海關被農民軍攻破。李自成催兵追殺，吳三桂連連敗退，一直退出山海關外，連夜奔至錦州一帶。李自成見吳三桂損兵折將，勢窮力竭，旦夕可滅，便令大將田虎率部鎮守山海關，自己班師回京。面對十分嚴峻的形勢，吳三桂派人面見清攝政睿親王多爾袞，請求儘快發兵救關。吳三桂與多爾袞達成協議，聯合攻打大順軍。清攝政睿親王多爾袞率5萬滿洲八旗勁旅和吳三桂的殘部，首尾夾攻，斬將奪關，勢不可擋。接到山海關告急的表章，李自成大怒，令李過、劉宗敏統率步馬精兵三萬，火速開往山海關救援。滿清和吳三桂的軍隊乘勢大敗援軍，繼續攻城拔寨，直逼北京。李自成被迫御駕親征，與滿清軍隊決戰。在山海關前的石河之戰中，金鼓喧天，萬馬嘶鳴，喊聲動地，硝煙彌漫，死屍載道，血染征塵，幾經攻守轉換，驍勇善戰的滿清軍隊，斬殺大順軍將帥15人、阿兵哥幾萬人，李自成率殘部逃回北京。

李自成覺得君臨天下的可能性不大了，只得想辦法回西北當“西北王”。他回京後下令殺了吳襄全家三十餘口人，然後匆忙搞了個“大順皇帝”登基儀式，放弃北京，率領大順軍滿載大量的金銀財寶向西安倉皇退去。吳三桂的軍隊和滿清鐵騎緊追不捨，多次重創大順軍，沿路州縣紛紛歸附清王朝。1644年底，清軍已佔領了中國北方。1645年4月底，整個長江北岸被清軍佔領。李自成的大順軍被清軍和吳三桂的軍隊壓縮在湖北南面的九宮山地區。6月初，李自成在九宮山下牛迹嶺被當地百姓殺死。

有人說，大順軍失敗的主要原因，是北京城流行大瘟疫，許多兵卒身患疾病，導致軍隊戰鬥力嚴重下降。我看未必如此。大順軍失敗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其一，李自成輕敵。李自成在征討吳三桂之前，已被一連串的勝利衝昏頭腦，他以為山海關守軍也如大順軍東征途中擊垮的絕大部分明軍一樣，紀律鬆弛，精神萎靡，不堪一擊，更沒有想到吳三桂會與滿清鐵騎結成聯盟，或者他想到了，但他盲目自信，所以，於匆忙間他只帶了6萬農民軍去奪關，連最有殺傷力、清軍最忌怕的較大型火炮也沒帶。奪關之後，雖派兵遣將鎮守之，但謀勢不周，守關將兵仍較單薄，而自己卻班師回朝了。結果，滿清和吳三桂軍隊連破大順軍，浩蕩向京。

其二，大順軍因在京城吃喝玩樂，搜刮浮財，心迷五色，而戰意不足，慵懶喪勇，然滿清鐵騎勇猛善戰，紅夷大炮攻勢强大，故大順軍難挽敗局。

其三，滿清貴族以為明室復仇、弔民伐罪之名，蠱惑正統觀念根深蒂固的廣大官吏、將兵和群眾，且眾多騎牆者見滿清顯勝兆紛紛歸附，使大順軍處於“失道寡助”的孤立境地。

其四，滿清人崇武尚力，精騎射，又擅長使用騎兵長途迂回包抄和穿插分割戰術，使之往往在關鍵之時反敗為勝。滿清軍隊配備了火器營，其火銃火炮也使大順軍吃了大虧。漢人本來是發明和使用火藥的老祖宗，卻被滿清人“師漢長技而制漢”了，悲哉！其五，大順政權高層勾心鬥角，牛金星為泄私憤，鼓動如簧之舌蒙蔽李自成，不僅使李岩經略河南的正確主張不被採納，而且李岩、李牟兄弟二人也被牛金星枉殺；當李自成認識到牛金星挾嫌陷害忠良時，便將牛金星鎖押候旨；宋獻策與劉宗敏關係很好，宋獻策用言辭激之，劉宗敏大怒道：“彼無一箭之功，敢擅殺兩大將，須誅之。”由是自成將相離心，獻策他往，宗敏率眾赴河南。獻策和宗敏後為清軍所擒，遭殺戮。大順軍內部分化，更加速了大順政權的滅亡。其六，李自成存在嚴重的流寇思想，致使大順軍缺少穩固的後方和根據地，一旦兵敗，便出現多米諾骨牌效應。

李自成勵志冰檗，奮鬥十幾載，削平群雄，奄有四海，不旋踵而為滿清所奪，可謂成之艱難，卻敗之過速，最終既沒當上一統天下的皇帝，也沒當上偏居一隅的“西北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