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一湖南農婦坐轎路過湘潭被盤查,亮明身份後軍長親自護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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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949年,湖南解放不久之後,三個人護送著一頂轎子路過湘潭前往長沙。轎子中坐著的是一比特農婦,護送的三個人中有兩個是地下黨衕誌,剩下一個則是其中一位地下黨衕誌的親友。因為湖南剛剛解放不久,所以當地有很多國民黨官兵和土豪劣紳逃亡。於是就要將他們暫時扣押繼續調查。次日一早,鐘偉軍長親自護送著她們,乘著軍部的汽車,直奔長沙而去。這位農婦的名字叫劉玉英,她的真實身份是黃公略的妻子。

1949年,湖南解放不久之後,三個人護送著一頂轎子路過湘潭前往長沙。轎子中坐著的是一比特農婦,護送的三個人中有兩個是地下黨衕誌,剩下一個則是其中一位地下黨衕誌的親友。

當一行人進入湘潭地界後不久,他們遠遠看到一處哨卡。當時湖南雖然已經解放,但是依舊有國民黨反動派的部隊殘留,如果這個哨卡是反動派設立的,那麼他們一行人很有可能就是“自投羅網”。

現在擺在他們面前的路只有兩條,一條是退回去從長計議,另一條就是繼續往前走通過哨卡。但他們趕路之前已經查探到,後方有國民黨的部隊,現在掉頭退回去已然是來不及了。所以他們只能選擇繼續向前,直面前方的哨卡。

值得慶倖的是,到了近前,他們仔細一看,發現這個哨卡竟然是我軍設立的。那麼通過這個哨卡應該不成問題了吧?誰知這個時候他們又遇到了新的“麻煩”。

因為湖南剛剛解放不久,所以當地有很多國民黨官兵和土豪劣紳逃亡。他們這一行人抬著一頂轎子趕路,看上去就很像逃亡的人,自然就受到了哨兵的盤查。

其中一位地下黨衕誌見狀,趕緊解釋,說是執行部隊首長下達的命令。但地下黨的衕誌都是地下黨組織直接聯系,哨兵並不認識他們,而且他們也拿不出證明自己身份的東西。

在這國民黨軍官紛紛逃往的時刻,哨兵們又怎麼會隨便相信一個底細不清之人的說辭。於是就要將他們暫時扣押繼續調查。

這時候,坐在轎子裏的農婦也聽到了外面的情况,她想了想,發現自己身上正好有兩樣東西可以證明自己的身份,於是趕忙從包袱中拿出一封信和一張照片給哨兵戰士們看。

哨兵戰士看完後,瞬間也明白了轎中女人的真實身份,不由肅然起敬。正好當時49軍就駐紮在湘潭市區,哨兵戰士們就分出幾個人將這一行人請到了49軍軍部。

49軍軍長鐘偉見到這位農婦和她的女兒也是一臉激動,和她們說了好多話。當時時間也不早了,繼續趕路也到不了長沙,於是鐘偉軍長便將這一行人留宿在了軍部。

次日一早,鐘偉軍長親自護送著她們,乘著軍部的汽車,直奔長沙而去。

那麼這位農婦到底有何特殊身份?地下黨衕誌為什麼要將她護送到長沙?她拿出來的那封信和那張照片又有什麼特別之處,為什麼不僅能證明她的身份,還能讓一比特軍長親自護送她呢?

這位農婦的名字叫劉玉英,她的真實身份是黃公略的妻子。

劉玉英出生於湘鄉縣虞塘赤石岱頭灣,家裡也算是書香門第,父親是一比特清末的秀才。在這樣的家庭中,劉玉英自幼也被送到私塾讀過幾年書,這在當時是很難得的。

到了適婚年紀,經人說合,劉玉英見到了黃公略。黃公略同樣出生於讀書人家庭,父親是一比特私塾先生,他自己畢業後也曾在鄉里教過一段時間書。

黃公略身上讀書人的儒雅讓劉玉英很是滿意,而知書達理的劉玉英也讓黃公略很有好感。就這樣,這對才子佳人在一片祝福聲中成親了。

那時候的黃公略已經走上革命道路。在他的影響下,劉玉英也積極參與其中,參加了湖南農協女界聯歡會,奔走在湘鄉村鎮之間,文宣婦女解放運動。

只是這樣夫唱婦隨的美好生活並沒有持續多久,因為黃公略很快就要外出征戰了。在這種情況下,劉玉英就沒有辦法陪在他左右了,畢竟行軍打仗充滿了危險,而且家中公婆也需要人來照顧。

為了讓丈夫能够心無旁騖地搞革命,劉玉英毅然决然擔起了重任,幫他解决後顧之憂。那時候劉玉英盼望的就是能够早日和丈夫團聚,只是那時候鬥爭形勢複雜,黃公略實在無暇回家。

終於,在1930年初,黃公略率領著紅軍隊伍在贛西南站穩了脚跟。在親人的護送下,劉玉英輾轉來到了贛西南紅軍營地,和時任軍長的黃公略團聚了。

那段時間,是劉玉英一生中最幸福的時光。雖然黃公略當時每天都有處理不完的公務,但是只要有時間,他總會陪在妻子身邊,和她說說話。

而劉玉英也是個很識大體的女人,雖然丈夫工作上的事情她幫不上什麼忙,但是部隊上那些縫補漿洗的活卻是她拿手的,所以一有時間她就給戰士們縫縫補補,還幫著照顧傷患。大傢伙都沒想到,一個軍長夫人,竟會這般平易近人,都打心眼裏尊敬她。

在此期間,劉玉英也有了身孕,黃公略得知消息後高興得合不攏嘴。只是離別總是不期而至,讓人猝不及防。

到了1930年10月,隨著戰事頻繁,形勢也越來越緊張,黃公略經過慎重考慮,决定將妻子送回老家休養待產,畢竟跟著部隊一方面是太危險,另一方面也會給部隊帶來負擔。

在走之前,夫妻倆內心充滿了不舍。行軍打仗一向果斷的黃公略,難得“囉嗦”了起來,他一遍遍叮囑妻子要注意安全,而且還給未出世的孩子起了名字。他告訴妻子,無論生的是男孩還是女孩,都叫“歲新”,意思是:年年歲歲,歲歲迎接新生活。

而且那個時候雖然革命形勢嚴峻,但是黃公略卻始終堅信革命會取得勝利,為了革命勝利,他毅然决然選擇了投筆從戎。革命勝利後的需要,他也想到了,他對妻子說:一定要讓孩子好好讀書,將來革命一定會勝利,到那個時候還要做大事!

就這樣,劉玉蘭離開了部隊,離開了黃公略。那時候他們都還在期盼著重逢,期待著一家人的團聚,只是誰也不曾想到,這一別竟成了永訣。

在這一年,黃公略率領著紅3軍在贛西南艱苦鬥爭,將原本零星的紅色割據區域,發展成了連成一片的大塊紅色革命根據地。毛主席還曾在一首詞中專門肯定讚揚黃公略做出的貢獻,說“贛水那邊紅一角,偏師借重黃公略”。

在之後的第一、二、三次反“圍剿”中,黃公略率領部隊英勇作戰,屢立奇功。尤其是第二次反“圍剿”中黃公略指揮紅3軍在白雲山殲敵一萬多人。

戰鬥勝利後,毛主席詞興大發,寫了首《漁家傲·反第二次大圍剿》,其中又有一句專門稱讚黃公略“枯木朽株齊努力,槍林逼,飛將軍自重霄入”,這裡的“飛將軍”說的就是黃公略。

然而不幸的是,在第三次反“圍剿”的時候,黃公略遭遇不測。當時黃公略接到命令,率領紅3軍向瑞金方向轉移。但當隊伍到達東固六渡坳的時候,空中突然出現了三架國民黨飛機。它們呼嘯著瘋狂掃射地面上的紅軍隊伍。

我軍很多戰士還沒遇到過敵機掃射的情况,不知道這個時候最應該做的,就是找個隱蔽處趴在地上躲避,相反他們在地面上四處奔跑,這就導致很多戰士被擊中。

此時黃公略已經找到地方隱蔽,但是看到戰場的情形,他內心焦急如焚,當即從隱蔽處跳了出來,跑到一處山坡上。站在顯眼的位置黃公略,一邊指揮著戰友們趴下隱蔽,一邊指揮著機槍手向敵機還擊。

這一舉動,也徹底將他暴露在敵人的視野中。一架敵機呼嘯著向他俯衝而來,子彈傾瀉而下,黃公略來不及躲避,身中數彈。

雖然軍醫竭力搶救,但黃公略受傷太重,再加上當時醫療條件不足,最終黃公略於當晚7時左右身亡。那一天是1931年9月15日,當時的黃公略年僅33歲。

當黃公略犧牲的消息傳到各革命根據地,廣大官兵和愛國羣衆都陷入了巨大的悲痛。作為我軍的一員虎將,如果不是這麼早犧牲,那麼以他的軍事才能,在後來的戰鬥中無疑會大放光芒。

只是現實沒有那麼多的如果。隔天下午,組織在興國縣蓮塘村為黃公略舉行了莊重的追悼大會,毛主席親自主持了這次大會,朱德等軍委首長都趕來參加。想起黃公略的革命經歷和他做出的貢獻,毛主席悲傷不已,寫下了這麼一則挽聯:

廣州暴動不死,平江暴動不死,如今竟犧牲,堪恨大禍從天降;

革命戰爭有功,遊擊戰爭有功,畢生何奮勇,好教後世繼君來。

這則挽聯是對黃公略軍長一生最好的評估,從中我們也不難看出毛主席的惋惜和悲痛。

黃軍長犧牲後,毛主席、朱德、彭德懷等人都知道他的妻子劉玉英和孩子黃歲新在家鄉,找到並照顧好她們是對黃軍長最好的告慰。於是此後組織多次派人,前往湖南湘鄉桂花樹高模沖黃軍長的家中,尋找劉玉英和黃歲新。

但無奈的是,每一次的尋找都沒有結果。那麼劉玉英和孩子到底去哪了呢?

劉玉英從贛西南部隊返回後,於1931年初生下了女兒黃歲新。不久,國民黨反動派便開始四處搜捕劉玉英母女,無奈之下,劉玉英只能帶著出生不久的女兒逃到岱頭灣娘家。

那時候,家裡的重擔都落在了這個女人身上,她既要照顧剛出生不久的女兒,又要照顧年邁的婆婆。但她內心始終充滿期待,期待著有一天革命勝利,丈夫回到自己和女兒身邊。但她不知道的是,黃公略早就犧牲了。

直到1939年4月,周恩來和葉劍英前往衡山南嶽遊擊幹部訓練班視察。雖然周恩來從來沒有見過黃公略,但是對他做出的貢獻早有耳聞。後來到了中央蘇區以後,他也經常從毛主席、朱德、彭德懷等人口中聽到黃公略的事情。

於是周恩來以他和葉劍英的名義,親自給劉玉英寫了封信,派人尋找劉玉英母女並將信帶給她們。送信的衕誌經多方打聽,終於打聽到劉玉英的之處,於是這封信就這樣輾轉到了劉玉英手中。信的內容如下:

玉英妝次,公略為革命犧牲,你們受了許多磨難,我和毛主席、朱總司令都深為敬仰,並問家庭情况……。

當劉玉英讀到這封信的時候,她怎麼也不相信這是真的。她和黃公略分別九年之久,在這九年裏的每一天,她都在盼望著丈夫能够回來,一家人能够團聚,但不曾想盼來的卻是丈夫犧牲的噩耗。

只是再不願意相信,最終也只能無奈接受。而更讓劉玉英難受的,是她不能錶露出絲毫的情緒,因為當時她在的地方是敵佔區,如果顯露出异常,很有可能引起國民黨反動派的注意。所以白天她必須裝作沒有收到這封信,若無其事的樣子,只有在晚上她才能讓情緒流露,拿著丈夫的遺照默默垂淚。

其實,在周恩來和葉劍英寫這封信之前,毛主席也曾專門托人尋找劉玉英母女。當時徐特立要到八路軍駐湘通訊處工作。出發前夕,毛主席親自找到徐特立,讓他到了湖南後設法找到劉玉英母女,這也是他一直以來的心願。

所以當徐特立從周恩來口中得知劉玉英母女的下落後,他於1939年10月來到了衡陽,他專門給劉玉英寫了封信,邀請她帶著女兒到衡陽見面,信中還有前來的路費。

當時徐特立想的是將她們母子送到延安,讓她們能够得到照顧。但這一想法卻被劉玉英謝絕了。因為黃家不止有她們母女,還有一個年邁的婆婆,婆婆年紀太大,女兒年紀太小,她們都經受不住舟車勞頓。

無奈之下,徐特立只能打消了將她們送到延安的想法。不過在分開的時候,徐特立專門叮囑劉玉英,一定要讓女兒讀書,等革命勝利後組織就會來接她們。劉玉英也當即表示“即使再窮再苦也要讓黃歲新讀書!”

其實不需要徐特立特別叮囑,劉玉英也知道要讓女兒好好讀書,因為當年分別時,黃公略也是這麼囑託她的。

只是那時候劉玉英沒有同徐特立說的是,劉玉英和娘家人的生活都已經捉襟見肘,想要供黃歲新讀書真的太難了。好在這個時候彭德懷托人送來了400元錢,這才解了劉玉英的燃眉之急。

後來劉玉英才知道,這筆錢原本是武漢各界給抗日將領捐贈的慰勞費,本來有800元,但彭德懷自己一點都沒留,而是一分為二給了黃歲新和另一比特烈士的後人。

就這樣,劉玉英照顧著一家老小在娘家附近又生活了10年之久。原本家裡是有八畝薄田,日子雖然過得緊巴巴,但好歹還能維持生計,但後來這8畝地都變賣了,其中4畝是為了安葬黃公略去世的母親,剩下4畝則是為了供黃歲新讀書。劉玉英只能靠著幫人打零工勉强度日。

直到1949年8月,湖南和平解放,當時的彭德懷正在北京開會。聽到這個消息,原本應該歡欣雀躍的他,卻意外開始擔心。因為國民黨反動派敗亡已成定局,在這種情況下,喪心病狂的他們將屠刀伸向了共產黨員及幹部家屬。

彭德懷擔心退守衡陽一帶的白崇禧部隊也會如此,那麼到時候黃公略的遺孀就危險了。於是在會議間隙,他趕忙找來了在中央警衛團工作的侄兒彭起超,讓他即刻趕往湖南尋找並帶回劉玉英母女,並囑咐他:“她們若活著,總得有個下落,我們若不主動找,就對不起先烈,這不是我個人和黃公略的私人關係,而是我們黨的關懷。”

只是彭起超第一次的尋找,最終以失敗告終。當他輾轉來到湘鄉縣高模沖黃公略的家中時,只見大門緊閉,家裡空無一人,院子裏雜草叢生,一看就是很久沒有住過人了。好在打聽之後,彭起超得知劉玉英母女只是去投靠親戚,這也讓他松了口氣。

當時黃公略家鄉附近還有大股國民黨殘餘部隊,如果繼續留在這裡尋找,那麼不僅他們自己會遇到危險,而且走漏消息的話,還可能引起反動派對劉玉英母女的關注。於是彭起超便趕回北京將情况向彭德懷說明。

彭起超來湖南時,是跟著四野一起來的,所以四野第12兵團司令員肖勁光,和到湖南主持省政府工作的王首道,也知道彭起超尋找黃公略遺孀的任務。彭起超現在回北京了,這個重任就落在了他們肩上。經過慎重考慮,他們决定讓地下黨的衕誌幫忙尋找。

負責在黃公略家鄉一帶開展秘密工作的地下黨員名叫黃定平,這個任務就交給他了。其實組織上始終沒有忘記劉玉英和黃歲新,一直有地下黨衕誌在暗中保護她們,恰好黃定平就是其中之一。

當他接到命令後,當即找到自己的叔叔黃祖培和一比特地下黨週邊成員袁道坤,三人開始了針對劉玉英母女的營救工作。

對於劉玉英母女的情况,黃定平很瞭解。他首先去了黃歲新教書的學校尋找,不過那時候學校已經停課,並沒有找到黃歲新。那麼她們最有可能的去處就是劉玉英的姐夫賀根良家,於是他又趕忙往賀根良家趕去。而事實正如黃定平所料,劉玉英母女就在賀根良家。

事態緊急,黃定平開門見山說明了來意,劉玉英母女也沒有推脫,一行人就準備出發。不過在出發前,劉玉英卻執意要回一趟高模沖祖屋。當時大家都不理解,到底有什麼貴重的東西比自身安危更重要?

到了高模沖祖屋後,劉玉英徑直來到菜地,從菜地裏挖出一個罎子。罎子裏裝著幾封信和一張照片,其中一封信正是1939年周恩來寫給劉玉英的,那張照片是黃公略留給劉玉英的唯一一張照片。

或許在外人看來這些東西比不得身家性命,但是對於劉玉英來說,這些東西才是最寶貴的。

拿到東西後,一行人就趕往了井字街,當時天色已晚,一行人就在此歇息了一夜。次日一早,黃定平提前安排的轎子轎夫也來了,因為劉玉英是小脚,沒辦法走長路,只能雇轎子抬著趕路。

就這樣,一行人從井字街出發,準備途徑湘潭趕往已經解放的長沙。

於是這就有了本文開頭的那一幕,因為坐著轎子革命军衕誌以為他們是逃亡的國民黨家屬。又因為劉玉英拿出的信和照片,劉玉英表明了自己的身份,於是49軍軍長鐘偉親自護送著劉玉英母女到了長沙。

到了長沙後不久,劉玉英母女就被送到了北京。組織上對這對飽經苦難的母女也是極為照顧,劉玉英因為常年勞累身體欠佳,被送到了北戴河中共中央療養院休養,而已經18歲的黃歲新則被送進了學校繼續讀書。

彭德懷和黃公略曾並肩戰鬥多年,對於戰友的遺孀,也是照顧得極為周到,經常去看望她們母女。彭德懷一直沒有子女,劉玉英還曾提議讓黃歲新給他當女兒。

不過這提議卻被彭德懷拒絕了,不是他不想有這麼個女兒,而是考慮到劉玉英就這麼一個女兒,於是他便打趣:“你就一個女兒還送人,哪捨得?做半個女兒吧!”此後,黃歲新就成了彭德懷的“半個女兒”,而從彭德懷身上,她也感受到難得的父愛。

劉玉英這一生,守著一張照片,等待了9年,思念了16年。在此期間也不是沒人勸過她改嫁,但是心裡住著一比特英雄的她,又怎會裝得下別人。唯一讓她覺得欣慰的是,她完成了丈夫的囑託,將女兒培養成才了。

1955年,因為常年勞作積勞成疾,劉玉英離開了人世。或許對她來說,這並不是一件難過的事情,因為她終於可以和那個分別25年的男人,團聚了。

而黃公略和劉玉英的女兒,最終也以優异的成績考入了河南平原農學院,畢業以後在工作崗位上兢兢業業,始終沒有忘記母親的言傳和父親的身教,為了新中國的建設貢獻著自己的力量。

如今,在黃公略烈士的墓地,每年都有來自全國各地的訪客前來拜祭。但筆者想說,在大家祭拜黃公略烈士的時候,也不要忘記那個叫劉玉英的女人,正是她的無私奉獻,才成就了黃公略烈士的心無旁騖。謹以此文,紀念黃公略烈士和劉玉英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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