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戰爭後期，大量國軍上將、中將級別大佬向我軍提出起義請求，我方對於這些國軍將領是持歡迎態度的，不少人建國後還得到重用，繼續發揮餘熱。1949年12月，第二野戰軍攻入四川，抗戰後被視為川軍頭號人物的鄧錫侯上將跟劉文輝等人一起，率領部隊通電起義，後來鄧錫侯將軍成為新中國四川省副省長。

另外有一比特川軍大佬就不那麼走運了，此人同樣在49年末試圖起義，卻被第二野戰軍拒絕，最後灰溜溜地跟著蔣某人逃往臺灣去了。都是國軍上將，待遇卻完全不同。這是怎麼回事呢？鄧錫侯和楊森的鼎盛時期都在上世紀二十年代，到了中央軍勢力滲透到四川後，兩人的地位越來越邊緣化，但在解放戰爭末期還是有一些區別的。

解放戰爭中，原川軍體系將領中實力最强的就是鄧錫侯。49年彭縣起義時，鄧錫侯將軍仍然掌握近4萬人槍，並且在軍界影響力大，實際能節制的不止4萬官兵。由於老蔣長年壓榨、打壓川軍，四川軍政界的幾比特大佬早有起義之心，其中鄧錫侯與西康省主席劉文輝交好，兩人時常互通有無。劉文輝早在1947年就與我軍秘密聯系，只因大軍尚未攻入西南地區，沒到最好的起義時機，囙此直到49年末鄧錫侯才和劉文輝一起通電起義。

對於誠心起義，又有一定實力的國軍地方將領，主動率領部隊弃暗投明無疑是有功的，二野首長十分歡迎鄧錫侯的積極表現，在不久後中央也將四川省副省長的要職交給了鄧錫侯，而鄧錫侯經營四川多年，在當地人望、口碑較好，留在四川正好可以人盡其才。

楊森的情况就不一樣了，他向二野提出起義請求，完全是權宜之計：自己的幾千兵馬已經被我軍徹底包圍，覆滅只在旦夕。楊森此時最明智的選擇就是起義，然而在四川搜刮民脂民膏多年，積累了大量財富的楊森希望革命军能够保護其“私產”，並且給予自己一定的政治或軍事地位，如同先前起義的傅作義、陳明仁等人那樣。這些要求遭到二野堅決拒絕，堵死了楊森的“起義”之路。

有人說楊森之所以不被接納，是因為他有妻妾多達10餘人，子女成群，這與新社會法律和文化嚴重衝突。但其實私生活不能算是他被拒絕的主因。楊森提出起義時已經沒有一兵一卒，嚴格來說這種情況最多叫“投誠”，投誠是不能講條件的，他的底牌比鄧錫侯、劉文輝等人差太多了。而楊森所謂的私產也都是不義之財，我軍不可能予以保護，必須全部充公。

楊森為了表示“起義”的决心，給二野劉帥寫了兩封親筆信，但劉帥表示起義必須是無條件的，否則就不能接受，還叫下屬“別去理這些人”。這背後還有一個原因：1926年楊森曾經背信棄義，勾結劉湘一起鎮壓了劉帥參與的順（慶）瀘（州）起義，劉帥險些遇難。對於楊森這等卑劣做派的軍閥，實在難以令人信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