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正十四年(1354年)四月,捨下千辛萬苦招來的七百餘兵,果斷放弃剛升任的鎮撫軍職,隻身率領徐達等二十四名親信兄弟離開濠州,南略定遠,這是朱元璋邁向帝王生涯的關鍵一步,其問鼎天下的開局氣概,既有不懼艱難的豪邁,又有舍我其誰的自信。
起於草莽,成就偉業,天時要自己識,地利要自己斷,人和要自己成——正因為是百年罕遇的帝王雄才,近乎單槍匹馬地走出濠州城後,朱元璋在短短數月之內就接連創造了諸如城口張寨三千人馬歸附、大破張知院營收編兩萬精兵的奇迹。
一夜之間,由二十四人發展到兩萬多人馬,朱元璋在實力暴漲下沒有得意忘形、自滿失志,相比之前,他判斷地利的目光變得更加開闊、具有前瞻性。朱元璋認為,定遠距離是非之地濠州城太近,小股兄弟容身尚可,但眼下已不利於兩萬多兵馬的進一步發展,而定遠東南的滁州不僅城闊池堅,而且地理位置更具戰畧價值,守能遠避紛爭,攻可進取江淮,當為謀求之地。
刻不容緩,鎖定這一地利目標後,朱元璋隨即採取行動,“帥而入滁陽”。
此時朱元璋,麾下兩萬多人馬雖然還談不上是王者之師,但嶄新的氣象已經隱隱顯了出來,一路上,前來投奔的豪傑之士源源不斷,其中最有名的即是後來的大明第一開國功臣,定遠人李善長。
主動前往軍門拜謁,李善長與朱元璋談得極為投機。朱元璋問李善長天下何時能够平定?或許是察覺到朱元璋有成就大業的雄才,李善長沒有講虛言,而是勸勉朱元璋當今天下事應效仿漢高祖劉邦,如能學到這位漢時同鄉的精髓,器量大,看得遠,善用人,施仁政,平定天下必定計日可期。
李善長有眼力,與他對談的朱元璋更是如此,一席長談結束後,朱元璋當場認定眼前之人是不可多得的另一個蕭何。朱元璋對李善長說,如今群雄軍中,持案牘謀事者多是無能無德之輩,這些人盡毀左右,以致軍中將士無法施展才能,屢次造成大敗,先生助我,首要一事當是與軍中諸將協調相處,上通下達,統轄後勤,如此,眼下兩萬人馬才能精誠一心,戰無不勝。
進軍路上,有這一段高山收服流水的難得佳話,很快,朱元璋的龍虎之師又一次迎來了不可思議的大勝,七月初,他們接連攻克衡山澗張家堡等幾處屬於地方地主武裝的“義軍”,並且憑藉王者氣象再次收降了兩萬餘人馬。
人馬得到極大擴張後,朱元璋隨即擺出所向披靡之勢,等到大軍殺到滁州城下時,勝負已變得沒有一絲懸念。
然而,群雄逐鹿,天下未定,一時間的大局面往往也會帶來一時間的大難題。另一方面,歷史於創業帝王從來都是幸運中裹挾著殘酷,唯有如此,才能驗出王道所在。
順利攻下滁州城後,朱元璋就站在了這樣的關口。
大勝之下,朱元璋遇到了怎樣的難題呢?又或者說,歷史要怎樣檢驗他的王道呢?
這還要從濠州城內紅巾軍的又一次內訌說起。就在朱元璋攻下滁州城時,濠州城內的兩位草頭王趙均用和彭大發生了火拼,最終彭大被滅,依附彭大的郭子興危在旦夕。
為什麼說郭子興危在旦夕是擺在朱元璋面前的一道難題呢?很簡單,不救這個老丈人,是忘恩負義,救來滁州城,基本就是引虎上山。
朱元璋不愧有得比特最正的帝王之譽,面對這道難題,他沒有猶豫,更沒有落井下石,而是殫心竭慮地將郭子興從濠州城救了出來,不僅如此,當郭子興來到滁州城後,他還第一時間將手中的軍權悉數交了出去。
此舉讓眾多史家評估,在此處,朱元璋初顯了他的王道。
此話怎講呢?
看滁州城內隨後的權勢演變更容易理解這一點。郭子興這個人不是心胸坦蕩,大氣磅礴的真豪傑,初來滁州城,見朱元璋已手握四萬精兵,實力遠在自己之上,他的內心只有忌憚,而當朱元璋將兵權悉數交給他之後,他又覺得朱元璋功高蓋主,總之,朱元璋俯首尊他,沒有換來真心器重,只換來了於己不利的艱難處境,明人鄧士龍在《國朝典故》中說,“是後四方征討總兵之權,王(郭子興)不令上(朱元璋)與。”
可以想像,憑藉對郭子興平素的瞭解,朱元璋對自己交出兵權後的處境一定是了然於胸的,明知有難而執意行之,只能有一種解釋,朱元璋想用王道成就大業,而不是用霸道。
古往今來,開創百年基業與逞一時之盛的區別往往就在這一字之差上,王道講求的是名正言順,人心歸一,蓄勢而為在先,殺伐果斷在後,而霸道看重的有我無他,登峰號令,能取而代之絕不伺候在旁,只可我負天下人,不可天下人負我。
帶著這樣的觀感,不妨再來看看朱元璋是怎麼行他的王道的。
朱元璋很清楚,郭子興落難之時,正是他凝聚軍中人心最為關鍵的打底子階段,這時候他要袖手旁觀,不顧郭子興生死,那他的名聲就壞了,往後再要求全軍上下誓死效忠就難了。
所以說,為了正名,為了折服人心,欲做王者的朱元璋別無選擇,只得開城、讓座、交權。
而面對郭子興的忌憚、打壓甚至殺心,朱元璋又是怎樣應對的呢?一方面,他選擇了逆來順受,用一個誠字讓郭子興找不到興師問罪的藉口,另一方面,在順從之下,他時刻緊盯著時勢變化,希望能從中再次找到突破困局的機會。再一點,他沒有忘記打親情牌,不斷地通過後來的馬皇后等親友,在郭子興面前架設軟梯子。
朱元璋的誠心而待,蓄勢而為,明眼人不僅能看懂,而且心底是看好的,《國朝典故》中記載的一件事很能說明這一點。郭子興拿到滁州城的全部兵權後,依舊不滿足,他還想將朱元璋的羽翼全部剪除乾淨,將李善長等人全部納入自己麾下。
朱元璋名正的威力在此時就顯現出來了,李善長誓死不從。
頗有意味的是,朱元璋此時對李善長說了一句話:“主君之命,若欲要吾首,亦不自由,汝安敢不行。”
這話表面聽是實力不够,不敢與郭子興抗衡,只能逆來順受,實則是硬話軟說地再次表面了心志。李善長聽了這樣的話,態度果然變得更加決絕,除非死,否則絕不跟隨郭子興。
面對這樣的朱元璋以及他的一眾誓死相從的親信,時間一長,郭子興反倒被動了,加之身邊沒有能人,久而久之,他只得再次倚重朱元璋。
機會是留給有準備之人的,就在朱元璋重新站穩腳跟的時候,突破困局的機會忽然出現了。
元朝中書丞相脫脫率領大軍包圍了紅巾軍佔據的六合。面對六合紅巾軍的求援,郭子興再次暴露了他的心胸狹隘、鼠目寸光,因為與六合紅巾軍有舊怨,他一度拒絕出兵。
但朱元璋卻是另一種心胸、另一種格局。
他向郭子興慷慨陳詞:“兵凶事,昔聖人不得已則用之。今六合被圍,雄雖异處,勢同一家。今與元接戰,逼迫甚急,救則生,不救則死,六合既虧,唇亡則齒寒。若命我總兵,神不可白。”
這一番話說的郭子興既服氣又恐懼,最終只得將兵權重新交給朱元璋。
細品朱元璋這次擇機而動,實屬私謀於大格局之下,以時勢東山為再起之機。
但朱元璋這次率軍救援六合,拉開陣仗後卻是險象環生。雖說此次脫脫大軍的主要目標是盤踞高郵的張士誠,但攻到六合的這一路依舊兵力雄厚,以至於朱元璋的薄弱兵力很難阻擋。
面對險境,朱元璋沒有頑抗,而是很有梟雄權謀地選擇了不拘小節,能屈能伸。他打點牛酒,派地方父老把俘獲的元軍馬匹送還,並一再向元軍輸誠,他這一支部隊全是良民,不敢作反,守護城池只是自衛,只要元軍退兵,他情願供給大軍軍需給養,並力去攻高郵。
脫脫本就不想在六合糾纏,見朱元璋有輸誠之舉,他信以為真,很快引兵他去。
就這樣,六合保住了,滁州也擺脫了被元軍攻伐的危險。
此後脫脫率大軍全力攻打張士誠佔據的高郵,但就在高郵即將城破時,元順帝卻突然頒旨,收繳了脫脫的兵權。脫脫交出兵權後,被押送西行,不久即被毒死在吐蕃境上。
對整個紅巾軍而言,脫脫之死讓他們得到了喘息發展的機會,而各路草頭王更是囙此產生了勝利的幻覺,稱王的念頭。
見各路草頭王都在稱王稱帝,郭子興按捺不住,也想在滁州稱王。面對這不切實際的野心,朱元璋反復勸誡,滁州無險可守,占地有限,非稱王之地,若想成就大業,必須南取和州。
無奈,郭子興只好暫時放弃稱王念頭,同意朱元璋率兵攻取和州。
此次攻取和州,朱元璋沒有强攻,他抓住一個細節,巧妙地用了一次疑兵。朱元璋在此前攻打地方地主武裝時,曾繳獲兩張“廬州路義兵”的號牌,這讓朱元璋想到了一計——何不仿製三千個這樣的號牌,然後派三千精兵,穿上“義兵”青衣,胸前背後縫上號牌,再帶上裝滿物資的四匹駱駝,以犒賞之名為隨後的攻城紅巾軍開路。
此計施開後,有驚無險,朱元璋順利攻下了和州城。
戰後論功行賞,朱元璋以無可爭議的戰功升任和州兵馬總兵官,實力再次呈現出超越郭子興的勢頭。
見朱元璋蓄勢而為,擇機而動的發展勢頭很難阻擋,郭子興的老毛病又犯了,而郭子興妻弟張天佑因為嫉妒朱元璋躥升太快,心中更是强烈不服。
對於朱元璋而言,如何在頂頭上司的猜忌中、競爭同僚的嫉妒中樹立威信,這又是一道難題。
這一次,朱元璋使用的還是王道,只是上一次王道呈現出來的是德行,這一次呈現出來的是高情商。
有一事特別精彩。
和州城總兵官議事,按說朱元璋理應坐在第一把交椅上,但那些聽命於郭子興、張天佑的老兵官很是不服,每次議事都要陰陽怪氣地暗諷朱元璋是“嬌客上位”,對此朱元璋沒有動怒,而是想了一個辦法。
再議事,朱元璋提前一晚叫人將公座撤去,只擺一排木凳。次日五鼓,諸將先到,當時座位按蒙古人習慣以右首為尊,朱元璋來到議事廳後,看到的果然跟他想的一樣,諸將依次從右首坐過來,只留了最左端的一個位子給朱元璋。
朱元璋默不作聲,坦然坐下,並請坐在右首的各位發表高論。這些平日裏只會衝鋒陷陣、殺人放火的草莽,叫他在堂下叫囂行,一旦坐到右首尊比特上,個個原形畢露,像樣的話一句說不出。
朱元璋要的就是這種我不壓你,尊比特壓你的效果。等到一眾草莽面面相覷,毫無辦法時,朱元璋從最左端的座位上站起來了,論事要謀略有謀略,要辦法有辦法。這時候再看那些草莽,不僅領教了朱元璋的胸襟,更領教了胸襟裏的本事,最後無不真心走開,將最右首的座位讓出來。
諸如此類的事情多了,朱元璋如願以償,很快就在和州城樹立了威信。
但因為城內城外到處都是草頭王,朱元璋的大麻煩並沒有就此結束——
就在朱元璋又一次崛起時,昔日在濠州城稱霸的孫德崖混不下去了,他提出要求,希望朱元璋能讓他率軍進入和州,暫住幾個月。
朱元璋當然知道孫德崖來者不善,但為了仁義名聲,儘量不在崛起之初樹敵,朱元璋最終答應了孫德崖的要求。
然而,此一事傳到滁州城,卻立即引起了郭子興的忌憚與不滿。
在郭子興看來,自己昔日曾在濠州城遭孫德崖綁架過,兩人有深仇,如今朱元璋竟允許孫德崖率軍進入和州城,這是什麼意思?難不成這兩人要合夥一處,來對付自己。
想到這,郭子興立即帶著怒氣親下和州來向朱元璋問罪。
此時的朱元璋早已有了與郭子興叫板的實力,但他依舊選擇了逆來順受,以誠相待。
知道郭子興要來問罪,《國朝典故》上記載,朱元璋囑咐手下官員:“此來問罪,恐晝不至,若或夜至,諸人只待我至門首,親辟戶迎。”
但朱元璋誠心恭迎收效甚微,郭子興一見到他就劈頭蓋臉地質問:“其罪何逃?”
朱元璋的回答情商極高,底氣十足,他說:“兒女之罪,又何逃耶?家中之事緩急皆可理,外事當速謀。”
聽到這話,郭子興的怒氣頓時消了大半,並按照朱元璋的指引,將注意力放在了孫德崖身上。
這孫德崖本是奸詐兇狠之徒,但因為朱元璋仁義在先,得知仇敵郭子興進了和州城,他倒是講出了一些義氣,他找到朱元璋說,既然郭子興來了,那我率軍走就是,不給你添麻煩。
為求萬無一失,朱元璋沒有輕信孫德崖的話,而是提出了一個穩妥的方案——“兩軍舍城,今一軍盡起,恐下人有不諧者,公當留後,令軍先行。”
此時的孫德崖是條漢子,他沒有抗告,同意了。
然而,就在孫軍離城,朱元璋到城外禮送時,城內卻突然出事了,郭子興趁此機會竟將孫德崖綁了,而城外的孫軍得知主帥遇險,也立即綁了朱元璋。
這一刻對朱元璋而言極其兇險,幸虧關鍵時刻,徐達站了出來,要求用自己換回朱元璋。
面對如此忠義果敢的徐達,郭子興沒敢亂來,只得答應下來。
因為兩軍之間已無信任可言,接下來交換人質的過程很複雜,徐達先到孫軍中做人質,換回朱元璋。朱元璋回到城中,再解鎖放回孫德崖,孫德崖回到軍中,最後再放還徐達。
因為行王道,朱元璋在崛起之路上屢次遇難遇險,卻又屢次化險為夷。經歷這最兇險一難後,歷史終於犒賞了朱元璋,郭子興因為在此事中受了驚嚇,又忍了很重的氣,成天憤恨不已,最後竟得了重病,三月間就暴死了。
葬掉郭子興,抬頭再看天,朱元璋的王者之像已有了實形,雖然前行的道路依舊荊棘滿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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