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裡是每日人物的專欄“千萬間”。

房子背後，是人，是都市，也是我們生活的世界。我們紀錄人與房的故事。一方面，試圖幫助年輕人瞭解地產以及都市的運行，以作出更理性的置業決策；另一方面，透過“房”這個角度，去理解社會，探討人和環境的關係。

這期我們關注那些“高貴”的縣城房。同樣是縣城，有的房價低如鶴崗，而有的可以逼近新一線都市。留不住本地年輕人的縣城，又將靠什麼撐起房價？

文|錢衍

編輯|楚明

運營|小小

今年4月，莆田女孩雅茗陪閨蜜在老家看房：本地縣屬的一個鎮子上中心區域的新樓盤，中間最好的樓層價格達到了1.2萬，其他樓層也要1萬元左右。而且因為供不應求，還需要先搖號才有購房資格。

雅茗把這個價格回復到了豆瓣小組一個叫做“想知道你們十八線小縣城房價多少”的帖子下，網友們回應熱烈：

“浙江，這幾個月猛漲到15000，但是我估計過兩年會跌回12000左右，穩定一段時間，再慢慢漲吧，畢竟就幾十萬人。”

“四川某十八線縣城…高的有一萬一二的，不過均價也八千左右。”

“現在均價1.5萬一平，縣城那邊2萬、3萬一平。”

不久前，一篇關於全國有100多個縣城（縣級市）房價過萬的報導震驚了全網，很多縣城房價遠遠高出了一些省會城市：東北的哈爾濱、長春平均房價剛剛過萬，而身處西北、西南的銀川和貴陽則在八九千徘徊。

在房價最高的20個縣中，浙江上榜13城，海南、江蘇各3席，河北一席。海南陵水縣拔得頭籌，以3.4萬的均價高居榜首。

如今，這些縣城的房子，也令人感覺“高攀不起了”。

咋就這麼貴？

陵水縣城房價超過3萬的話題火了之後，海南一些本地媒體的微博下擠滿了當地人的評論，“人均薪水三四千，房價卻過萬！”

登榜前20的3個海南縣城都緊鄰三亞，陵水是最近的，主打的是三亞同款海景。和陵水一起作為三亞外延海岸線的還有萬寧和樂東，平均房價也分別達到了2.3萬和1.7萬。不過，在海南，房價高的縣城可不僅僅在三亞周邊。

90後黎族女孩惠惠的老家是海南西部的昌江縣，根據“房天下”的資料顯示，昌江的平均房價從去年7月開始就沒低過1.2萬元。

惠惠父母的房子在昌江的市中心，二手房的價格從8千元到1.5萬元不等。五六年前，住組織沒有產權房子的父母隨著本地商品房的興起買下了這套住宅，當時房價大約四五千一平米，尚屬可以承受的範圍。隨著全海南開始發展旅遊業，“山海黎鄉”成了當地的文宣定位，房價迅速翻倍，社區入住的300戶人家中大概有50來戶每年定期來過冬的“候鳥家庭”。

惠惠在海口一家大型企業從事HR工作，收入比當地的平均值高了不少，但買房仍是她想都懶得去想的問題。不論是海口還是老家昌江，她都買不起。

跟很多海南本地年輕人一樣，她平時在海口工作，在非市中心的區域租一個單間大約需要800元左右，週末開車2小時回父母家，至於房子，“等到結婚需要考慮再說吧，實在不行跟父母住。周圍的年輕人當然也想要自己的空間，但是想也沒用啊！”

“海南這邊年輕人結婚，婚房不是必需品。”——這是洪滔在三亞生活十多年觀察得出的結論，他中學時因為父母工作調動來到海南，成為一名新三亞人。

社會學專業的洪滔一直在觀察和琢磨海南的人和文化，“去海口工作才是海南年輕人的目標，三亞是外地人的三亞”。而他分析三亞周邊縣市房價之所以那麼高，“是因為外地人都喜歡住海邊，而海邊一共就這麼多地”，供給有限，但是全國嚮往海南海景房的人卻源源不斷湧來，造成了沿海房價一路飆升。

“這跟本地人也沒什麼關係，一來是買不起，二來本地人本來就不喜歡海邊，海南歷史上，越有錢的人住得越靠中心，海邊意味著颱風一來很可能你的一切就都沒了。”他說。

2020年海南全省GDP為5532億元，全國排行28，跟當地高昂的房價形成了鮮明的對比。

如果說海南的高房價跟當地人有一層天然的隔閡，浙江縣城的房價則是隨著本地人的富裕而水漲船高。

外地人眼中浙江的“藏富於民”乍聽上去還有些虛，但在來自金華的95後林森的眼中，這些都是有據可循的生活細節：小學和中學的同學家裡都在開廠做生意，商品覆蓋服裝、撲克牌、木門等，家家戶戶都會在鎮子上搞一間店鋪，小時候的日常聊天是“家裡一筆生意被騙了50萬”……

林森家做的是皮革生意。為了開廠做生意的政策和便捷，從小父母帶他輾轉生活了好幾個不同的縣市，這讓他對家鄉各地的產業有一種既深入又跳脫的觀察：“每個地方在我腦子裏都有個自然關聯的產業。”

比如提到永康，林森立刻想到那裡都是“生產型企業”和政府大力樹立的“五金之都”的形象，東陽自動匹配的是影視和紅木產業，武義則是旅遊業和茶葉。浙江各地的政府會有意把產業集中起來，形成“一鎮一品”的產業集群。林森家的生意曾經從義烏遷出就跟這些集羣有關，因為自家的皮革廠不是當地當時力推的產業，義烏的廠房、人工又水漲船高，因而林森的父母總是在尋找更有利於成本控制的方案。

“世界小商品之都”的名號就是義烏政府推出來的。義烏的經濟發展帶動了房價的攀升，尤其是這兩年直播電商興起。從外地來“直播村”尋找機會的人需要租房，賺到了錢的就有買房的需求，而義烏國際商貿城附近的店鋪，幾十平米的空間最高年租金能達到50萬，日租金高達每平米70多元。

除了產業，林森對各個縣市還有一些“人格化”的感知，“我印象中的武義人都很隨和，永康就透著精明的氣息，義烏小商品比較出名嘛，那裡的人社交能力都比較强”。

在他的印象中，浙江人除了全國著名的“溫州團”，其實大多沒有炒房的傳統，但是大家都愛買房。“首先老家有自建房的話肯定要蓋得特別好，裝修是要花錢花心思的，有了錢就會在縣城買房，再有錢就會到杭州去買。”

當地人“喜歡買房”，在他看來，不是外人眼中的“炒”和“精明”，而是因為大家都忙於經營手上具體實在的生意，對投資理財沒有太多的認知，買房子則是一種保守的資產觀念。

這種觀念使得浙江人對房子的需求持續火熱。根據“中國房價行情網”3月的統計資料，浙江全省53個縣域中，有46個地區平均房價過萬，幾乎佔據了“全國房價過萬縣城”的半壁江山。

同樣有經商傳統的莆田人跟浙江人一樣愛買房、囤房。

做鋼材生意的雅茗看來，買房是莆田人毋庸置疑的傳統行為，“沒房是不够資格娶到好老婆的”。在當地婚戀市場上，“體面”的男方首先家中的自建房至少要有4-5層，其次要有商品房，然後還要有百萬以上的聘金——雅茗一個閨蜜的聘金甚至達到了200萬元。

來的人，走的人

莆田的高昂聘禮某種意義上推波助瀾了房價的上漲，但與此對應的是沒有足够的人口流入。莆田市政府2018年底發佈的《莆田市人口規劃通知》中提到“我市流出人口數量過大且在未來仍趨於上升，使得常住人口遠遠小於實際的戶籍人口”。2020年初福建省9市人口流動統計資料表明，全省只有福州、泉州和廈門三個都市總人口有流入，而莆田高居人口流出榜首。

雅茗觀察，外地女孩鮮少嫁來莆田，外來工作的人也很少留下來，自家和朋友家的企業裏，也會有一些雲貴川等地方來打工的外地人，但是本地人做生意排外的習慣使得他們只能打工，沒法長期紮根；加上過高的房價，這些打工人大多賺了錢回老家去蓋房子了。

莆田留不住異鄉人，浙江大部分縣城也是。

林森回憶起小時候，不僅家裡工廠打工的，很多朋友家的保姆鐘點工也有外地來的，但是沒聽過誰會在本地安家落戶。

與“外地人不留下”相對的，是“浙江人不愛離開浙江”。

大學離省、碩士出國、工作在上海的林森是同齡人中的異類，父母一再催促他“做電商工作幹嘛要去上海，回杭州啊！”

林森的中學同學大部分都留在了浙江，很多同學的成績足够考上外地的985，但他們都不願離家，選擇留在本省讀大學。如果考到杭州，父母大多會早早給他們在杭州買房子，前幾年還不限購，最近要買商住或者不限購但是偏一點的區了。經商開廠的父母喜歡讓孩子進入體制內工作，留在杭州最好，因為大家大多不缺錢，希望孩子的人生可以穩定、舒適、低風險。

家中富裕、不喜歡出省、提前給孩子準備多套住房……浙江人的這些習慣，大概成了經濟好、產業好的因素之外浙江房價高的另一個原因了。

江蘇和浙江一直是外地人眼中東南沿海富庶之地。不過這兩個省份卻有些有趣的差异：江蘇整體經濟資料更好，但浙江全線房價更高。

在前文提到了《全國縣域房價排行榜》中，前10名有7個在浙江；而在2020年底社科院發佈的《中國縣域經濟發展報告（2020）》中，“全國縣域經濟綜合競爭力”榜單上，江蘇省在前10名中佔據了6席。

相比於浙江年輕人的戀家，江蘇人顯得更愛往外跑。有的是主動出擊，有的則是被迫無奈。

阿偉就是無奈出走的。普通家庭出身的他沒有太多資源、也沒讀過大學。兩年前在老家跟朋友合夥開了一家汽修店鋪，由於經營不善而倒閉，為了還債不得不離開家鄉到上海開網約車掙錢。老家沒房、也買不起房的他為了節省房租，在上海北邊的嘉定區租了個一千多塊的單間。

阿偉的老家昆山是全國最受關注的縣級市之一。地處上海和蘇州之間，昆山近年來承載著大城市的人員外溢，人口連年增長。在2020年底社科院發佈的《中國縣域經濟發展報告（2020）》中，昆山位列“全國綜合競爭力十強縣”榜首，GDP總值超過4000萬。迅猛的經濟發展伴隨著高房價，根據“中國房價行情網”的數據，2021年5月，昆山平均房價約為2.1萬每平米。

海南的年輕人也很戀家。

洪滔觀察，自己高中的同學中大學考去外地的，90%畢業後都回海南了。十幾年前剛搬到海南時，他對本地人的宗族觀點感到震驚：一到清明端午，沒有人會加班工作，家家戶戶都要上山祭祖，那是海南的公路一年之中唯一會堵車的時刻。宗族紐帶和生活習慣都讓年輕人戀家，即便外出上學、工作，但很快都會回到海南。

惠惠一家也是如此。惠惠有個表姐大學專業是園林設計，畢業後苦於海南沒有對口工作，在外漂了幾年，直到近年海南各種產業開始陸續發展，才得以回鄉找到對口工作，“心中一塊石頭放了下來”。

惠惠大學也是在海南上的，但工作的第3年，她隨公司去上海工作了半年。在她看來，“年輕時總要到外面看看、體驗一下，但一開始也沒打算長待，積累一段時間還是要回海南的。”

不僅本地年輕人先後回家鄉，海南也在努力吸引外地人，雖然比幾年前“新一線”都市的搶人大戰節奏慢了不少。

作為HR的惠惠最近剛為公司引進一比特來自東北的資深工程師，40多歲，經驗豐富。這位工程師在別人眼中早已安穩的年紀舉家搬遷，除了因為高收入，還在於海南為了吸引高級人才而提供的全方位條件：他的孩子剛上國中，留在東北老家只能上普通中學，但是到了海南則能去海口最好的中學。

自稱“海南野生社會觀察家”的洪滔一直在關注海南自貿區的建設，在他看來，海南本地的人才還無法支撐自貿區的建設發展需要，但是變化在慢慢發生著，一方面，海南本地在大力發展職業教育，同時，也在想盡辦法讓外地畢業生進來。“畢竟，我這樣從事小眾行業的人都可以回三亞創業了，業務也在逐漸變好。”

惠惠則是更直接地感受到了這些變化，在招聘過程中，她發現看海南工作的外地人越來越多了，雖然很多人“純粹是出於對海南的好奇”。

囤了房，然後呢？

不論是引進人才，還是大批定期來過冬的“候鳥”人群，外地人的湧入讓地皮有限的海南房價一再飆升。洪滔記得有一陣子一些開發商因為拿不到三亞的住宅用地，私自建設，賣給業主沒有房產證的房子，最後房屋被强行爆破，滿心期待的業主們損失慘重，在當地引起了不小的轟動。

新房買不到，大家把目光紛紛投向了二手房，海南二手房市場水漲船高。相比而言，浙江縣域的二手房市場則沒有那麼活躍，大家都在追逐新樓盤。永康一家房屋仲介的員工莉莉說，二手房一般都會掛很久，很多掛牌的房子跟新房也沒什麼差別。作為房產仲介，她的業務主來源要是租售商鋪。

莆田人也很少買二手房。據雅茗觀察，周圍的朋友們會不斷買新樓盤，但是既不住，也不賣：大家都覺得錢存在銀行裏會貶值，也不信任股市和其他理財管道，買房囤房在莆田人看來是最踏實的資產增值管道。

2018年，格隆匯曾發表一篇題為《在我老家莆田，房子是用來看的》的文章。作者觀察，莆田道路兩邊很多豪華氣派的小樓別墅，都是用來攀比的，“在外地賺了錢，都要回鄉裏蓋房子，自然而然地形成了攀比之風，比面積，比高度，比資料……”然而，很多在外掙錢的莆田老闆們過年回家都習慣住飯店，因為這些自建房平時沒有人住，雖然會請保潔公司打掃，但並不適合居住。

大量囤房而不住不賣也不炒，莆田的很多房子並沒有市場、不產生交易，人們手中房產的增值就僅僅是數位層面上的。談起這個問題，做生意多年的雅茗也有些茫然，但大家都堅信這是最好的管道，“也可能是知識有限和慣性的原因吧”。

95後的林森對這種觀念很抗拒，他同時還在抵抗父母讓他回杭州的壓力。618前夕，身處電商行業的他每天都加班到深夜，也清楚地知道即便是這樣努力也很難在上海買房立足。“但我不想回家依靠父母，在老家買房生活也沒什麼意思，還那麼貴。我曾經想過，實在不行將來去鶴崗買套房，老了之後有個可以安靜躺著的地方我就滿足了。”

林森和女友看上去很佛系，兩人不打算結婚生小孩，不打算為婚房操心。但是，老家父母的財富積累使得他們需要面對這些現實時還有後路。

海南的年輕人則在房價遠高於收入的現實下不得不“真的佛”。惠惠和洪滔都在適婚年齡，洪滔打算即便結婚也和父母一起住，家裡房子面積足够，大部分同齡人也都是如此解决住房問題，現時還沒有形成“婚房壓力”；而惠惠則是“走一步看一步”。當地文化和氛圍使然，兩人都沒有明顯的買房焦慮。

雅茗則和家人一起外出做生意多年，全家人下一步的目標是合力賺錢在上海買一套能够全家人住的大房子，方便老家和全國業務進行。

在各個短視頻平臺，常常有一些鄉鎮生活博主日常更新著當地新樓盤的工程進度，縣城和鎮子上的樓越蓋越高，荧幕裏的聲音也難掩興奮。但也有人提出一種觀點：除非是超大城市周邊、產業發達、承接外溢人口的地區，否則不要盲目跟風買縣城房投資。因為沒有人口流入，年輕人又湧向大城市，這些房子的流通性可能會受限。

那些縣城拔地而起的嶄新樓盤將何去何從，給它們的業主帶來什麼樣的命運，現在都是未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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