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安和洛陽，這對古都是秦漢唐等多個大一統王朝的都城所在。兩者均為千年輝煌古都，各有特點。隨著盛唐夜宴等的爭議，又開始有人討論這兩大古都。我仔細研究了這兩個古都，發現一個有趣的現象：如果把兩個古都比作一個家庭，長安就是進取的丈夫，而洛陽則是丈夫能放心進取的持家有道的妻子。如果把華夏比作一個人，那麼長安就是這個人的大腦，而洛陽就是心臟。

周以後歷史3000年，長安建都1100年，洛陽建都900年，長安洛陽加起來2000年，佔據了三分之二的首都時光。下麵我從軍事、經濟、外交、文化幾個方面對比一下。到底哪個更適合做國都？看我細細道來。

一、地理上

1、長安優勢明顯

依託關中平原，居高臨下，具備得天獨厚的優勢。

關中平原地勢險要。史記記載，留侯張良和劉敬勸高祖建都長安時說過：

關中左肴函，右隴蜀，沃野千里，南有巴蜀之饒，北有胡苑之利，阻三面而守，獨以一面東制諸侯。諸侯安定，河渭漕挽天下，西給京師；諸侯有變，順流而下，足以委輸。此所謂金城千里，天府之國也。

而清代史地大家顧祖禹在《讀史方輿記要》中說：陝西居天下之上游，制天下之命者也；陝西之在天下也，猶人之頭項也。

西漢劉邦、唐朝李淵父子都是看到這一點，搶先佔據關中，並依託這一點，牢牢地佔據戰畧主動權，任憑其他諸侯如何努力，都無法破入關中。縱觀華夏幾千年歷史，西漢、唐兩朝掃平天下最快，只用了7年。這和他們佔據關中，居高臨下橫推關東的正確的戰畧不無相關。

而長安，作為一個都城，在唐以前也是當仁不讓的。中國古代封建社會的主要經濟形式是自然經濟，其特點是自給自足，通俗點說就是“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所以，在古代，國都往往會優先選擇在自然資源相對豐富的地方，長安是八條河水交匯之地，號稱八水繞長安。有水、有地就能養人，它周邊的關中平原，沃野千里，提供了足够的土地，能養活足够的人口。而關中平原被群山環繞，有了險峻的山嶺，也就是四塞的守護，敵人就打不進來。

這叫立於不敗之地，敵人只能乾瞪眼，最差也能保全關中之地，勢力養成後出關統一天下。可謂：進可攻，退可守。漢初劉敬也對劉邦說得明明白白：

且夫秦地被山帶河，四塞以為固，卒然有急，百萬之眾可具也……陛下入關而都之，山東（指關東）雖亂，秦之故地可全而有也。——《史記》

有上述種種優勢，長安從地理上來說，是唐及以前最優的國都之選。

2、地理上洛陽不如長安

洛陽也是個盆地，是微縮的關中。東有嵩山，南有熊耳山、伏牛山，西有崤山、中條山，北有邙山。邙山不够大，東西190裏，高300米，稍顯敞開，但有黃河天塹，做為彌補。

但洛陽的問題在於，周圍面積太小，戰畧縱深不够。洛陽周圍雖有山河四塞，與關中很像，只是沒有關中險峻，週邊不够厚實，內部腹地較小，方圓百里，和沃野千里的關中平原比，還是有所差距。遭到圍困，不能提供足够的支撐。史記中，在其他人勸劉邦定都洛陽時，頂級戰畧大師張良說得很清楚：

多勸上都雒陽：“雒陽東有成皋，西有肴黽，倍河，向伊雒，其固亦足恃。”留侯曰：“雒陽雖有此固，其中小，不過數百裏，田地薄，四面受敵，此非用武之國也。——史記

但洛陽也有自己的優勢。自古以來，黃河流域都是中國經濟政治中心，但是黃河喜怒無常，下游經常發生大水灾，而且洪澇面積極大，修都修不過來。囙此，可以說黃河下游是（孟津以下）不適合定都的。

但是洛陽卻不同，它地處黃河以南的支流-洛河之畔，卻又不遠離黃河，海拔位置要高出洛河與黃河交匯口50米以上，受黃河水患的影響小，而且還可以以黃河為北方屏障，黃河北方又有太行山阻隔。

從伊洛河與黃河交匯處開始（下圖虎牢關上方），往洛陽方向，還有一片不小的沖積平原，可以自給自足，養活大量的人口

而作為首都，洛陽同樣也是水資源豐富，“五水繞洛城”。在河洛盆地上，黃河、伊河、洛河、瀍河和澗河蜿蜒其間，涓流不息，故取洛水之北為名洛陽，而河洛盆地，雖然面積不如長安，可也土地肥沃，非常適合人口繁衍。

總結一下洛陽的特點：居於天下之中。在唐以前，南方還沒大開發。中國主要是東西之爭。而洛陽，位於中心。就像一顆心臟。它能聯通整個華夏大地。東出虎牢關，就是一望無際的華北平原。西出函谷關，就是關中險要。而南出廣成關，則臨荊楚大地。北有孟津關，北據黃河。

東漢傅毅的《洛都賦》就寫道，“被昆侖之洪流，據伊洛之雙川，挾成皋之岩阻，扶二崤之崇山。”西晋文學家左思寫下”崤函有帝皇之宅，河洛為王者之裏”。

如果把都城設在洛陽，皇帝居於中央，四方資訊傳達，物資調運則方便無比，相比西去800裏的長安，可省去800裏管理成本。洛陽最理想的狀態是做帝國的陪都，做長安的搭檔，一個管理東部，一個處理西部的事務，非常完美。

二、軍事及外交上

為什麼這兩個一起說？因為軍事外交不分家，華夏和周邊，向來是打打停停，停停打打。中國自古就是一個陸地文明，海洋文明一直沒有形成氣候。這樣，如何對外擴張或溝通？

向東，唐之前的小船只能抵達朝鮮、日本，再遠就需要遠洋海船，當時的造船技術不具備遠航的條件。只能選擇向北或向西拓展或交流。

向北，華夏一直以來的敵人就是遊牧民族。秦漢時是匈奴，而晋唐時則是五胡和突厥。

向西，則是西域諸國。

如果在華夏中國的範圍內看，洛陽卻是是中心。如果將眼光放大一些，將匈奴的北方和西域的西方都納入視野，那麼，長安則是更好的中心。它相比洛陽更偏西偏北，更容易控制北方和西域；而洛陽，和它不但有八百裏的距離，還有地理階層的落差，道路險阻。距離西域和北方都太遠了。

1、定都長安，就相當於天子守國門

漢、唐兩大盛世都擁有著强盛的武力。只有這樣才能坐穩長安。因為長安離西部的西域諸國和北部的匈奴都太近了。定都長安也有點像“天子守國門”的感覺。這也是强盛的大一統王朝定都長安後，為何要不斷用兵西部和北部，就是為了留够足够的戰畧縱深。

漢朝時匈奴興起，長安便處於匈奴大軍的打擊範圍內，匈奴騎兵越過黃河後兩三天之內便可到長安。漢武帝那時居住在甘泉宮常常感覺如鋒芒在背，所以不得不整軍備戰向匈奴反擊，直到收取河套平原後才坐得穩江山。也才有了打開西域，北擊匈奴的壯舉。

到了唐太宗時期，李世民剛從老爸手中奪得皇位，屁股還沒坐熱東突厥吉利可汗便揮師關中、飲馬渭河，不得己李世民同吉利簽下了“渭河之盟”，囙此可想而知長安所面臨的安全危險性。唐太宗知恥而後勇，勵精圖治，幾年後國力大盛，他派李靖、李績北出長城滅東突厥，又派侯君集出河西走廊滅高昌，拓展西北國土空間，才使長安得到了安全保障。

換句話說，沒有兩把刷子，就別想定都長安。而敢定都長安的，都是朝氣蓬勃的進取之王朝。只有敵人時刻威脅著你，你才能勵精圖治，開拓進取，否則就是國破滅亡。

2、定都長安才能更好控制西域

漢武帝雄才大略，霍去病英勇無畏，兩人配合，開闢了河西走廊，河西走廊就像一隻手臂，既聯通著西域，又挾制著匈奴的側翼。同時，河西走廊自身也是水草豐美之地。漢武帝拿下了河西走廊，就徹底奠定了對匈奴的優勢。

而漢武帝借著河西走廊，將漢民族的影響力逐步向西延展，成功地開拓出了絲綢之路。這條黃金之路不但促進了東西方的貿易往來，還將西域逐漸納入中原主流文化圈。

3、洛陽對西域鞭長莫及

洛陽在長安下游800裏，對西域的影響力差著一籌，能够提供的支持和威懾都很有限。西漢時，陳湯尚且可以以幾千漢兵為覈心，糾集四萬大軍，平滅康居國，擒拿郅支單於，揚大漢國威。而東漢王朝，在明帝時勢力達到極盛，兼有班超這樣的奇人，以一己之力，經略西域四十餘年，為朝廷穩固西域，恢復了西漢時的勢力範圍。而在西元102年班超年老卸任後，歷經任尚、段禧兩位西域都護短短5年的經營。西元107年西域再次大亂。

可見，東漢對西域的控制是遠不如西漢的，班超只是上天賜予的禮物，而沒有了班超的東漢，很快就撐不下去了。

最終《資治通鑒·卷五十》記載，朝廷公卿以“西域阻遠，數有背叛，吏士屯田。其費無已”，路遠、費用高這些藉口罷西域都護。為什麼會有這些影響因素？

還不是洛陽離著西域太遠！因為太遠各種物力支持都上不去，要麼就是上去了成本也太高，不划算。因為太遠，西域各國都是畏威而不懷德。看得出東漢朝廷無法超遠距離打擊，所以才敢肆無忌憚。因為太遠，絲綢之路來的各種珍品運到洛陽成本太高。

如果是從長安出發，路途近很多。西漢時直到王莽時期，西域各國都老老實實的，後面王莽給人家改王為侯，才開始生變。就是這個原因啊。

西域都護段禧等雖保龜茲，而道路隔塞，檄書不通。公卿議者以為“西域阻遠，數有背叛，吏士屯田。其費無已。”六月，壬戌，罷西域都護，遣騎都尉王弘發關中兵，迎禧及梁慬、趙博、伊吾盧、柳中屯田吏士而還。

所以，定都洛陽，則必然會喪失對西域的控制力。而失去了西域，對匈奴的壓制减弱，對絲綢之路也斷絕，華夏就會喪失中西方貿易和文化交流的視窗。

4、洛陽軍事上處於劣勢

洛陽最大的問題在於，它在大的地理階梯上，不占地利。天然被西邊上游的長安俯視壓制。隋末時佔據這裡的王世充，就是無法逆攻關中的李唐王朝；戰國時三晋也被秦朝壓著打；除非兵力等各方面具備絕對優勢，否則洛陽在面對長安時是天然吃虧的。所以洛陽又稱四戰之地。

河南古所稱四戰之地，當取天下之日，河南所在必爭；及天下既定，而守在河南，則岌岌有危亡之勢矣。

西晋到南北朝，洛陽屢次被各路勢力佔領，卻又無法長期守住，易手達十餘次之多，也充分說明了這種四戰之地，沒有絕對的實力是根本玩不開的。

5、長安離不開洛陽的支撐

長安這麼好，為什麼還有洛陽的興起？在軍事上，長安地理雖好，卻需要更多的後勤支撐，這時，洛陽這個妻子的持家功能就發揮出來了。尤其是隋煬帝修通大運河後，南北通衢，各種物資集結洛陽，再通過統一調配，向上供給關中，關中才能在北部、西部大殺四方。

失去了洛陽的支持，長安乃至關中就成了無源之水，無法長存。

歷史上，安史之亂後各藩鎮割據，大唐孤懸關中，洛陽到關中的供給線被各地藩鎮卡住。喪失了後勤資源的幫助，吐蕃、回紇數次攻入長安，唐天子只能數次弃城而逃，說明了長安作為國都，如果沒有了洛陽這個輔助，就十分兇險，無法久持。

三、經濟上

如果說在軍事外交上，長安完勝洛陽，那麼在經濟上，洛陽則勝長安一籌。

1、長安偏遠，控制中原不便

關中地形經濟上有兩個缺點，一是險，二是遠。

大城市上班族都知道，工作地和居住地不能太遠。王朝的統治對象和大部分區域在東部，都城設在西部，中間隔著潼關、崤關、函谷關，“車無雙軌，馬不並轡（pèi）”，關山重重，統治起來很不便。和關東的資訊、物資交流都不太方便。

由於遠，由於險，在地理上存在天然的山川屏障，軍事上易守難攻這些優點，在經濟上卻變成了極為不利的缺點：長安的資源一旦無法自給自足，則如何供應長安就成了大問題。富有遠見的隋煬帝建設了大運河。但運輸到長安仍然路途遙遠且險阻不斷。

來自江淮地區的糧食、物資，要經由黃河進入渭水，通過漕運供應到長安，但黃河三門峽段非常兇險，“多風波覆溺之患，其失嘗（常）十（之）七八。”所以通常人們到達這裡，還要弃船上岸，走一段陸路才能避開這段險要，可謂每一粒糧食都很珍貴。

經過這麼漫長的跋涉，到達關中後的糧食，運費超過糧食本身價格的二倍。所以，才有了當年小青年白居易剛到長安，拜訪老前輩顧况時，顧况看到他的名字，調侃他道：“長安居，大不易”。既是對白居易的鞭策，也是說明長安卻是物價高昂，一般人是住不起的。

這時，洛陽就呈現出自己獨特的優勢，成為最佳的陪都。

2、長安致命缺陷——缺糧

長安經過上千年的繁衍，人口眾多，豪門無數，這些人口需要的耕地卻越來越少了。

以長安城為例，西漢時，長安城的人口只有25萬人左右，然而到了盛唐時期，長安城在巔峰時期，人口高達百萬之巨。

與人口日益膨脹相對，關中地區的可耕地卻越來越少。

當時，由於森林砍伐、水土流失嚴重、土地鹽鹼化、肥力减退等原因，關中地區的灌溉農田，從西漢時期的4.45萬頃，銳減到了唐朝唐代宗大曆年間（766-779年）的0.62萬頃。

也就是說，相比西漢，人口膨脹高達400%的唐代長安城，周邊的土地灌溉面積，卻同比减少了3.83萬頃，衰减率高達86.1%。

漢代人數尚少，到了唐代，即使是在“年穀豐登”的豐收年份，唐代長安城也仍然糧食緊缺“人食尚寡”，一旦發生水旱蝗等自然灾害，就不得不東遷到洛陽就食，以唐高宗為例，他在位共34年（649-683年），其中就有11年5個月是住在洛陽，其中史書有三次明確提到是因為長安缺糧遷到洛陽“就食”；

而在丈夫唐高宗李治去世後，隨後掌權的武則天在683-705年間，22年間更是有19年住在洛陽，其主要也是因為洛陽更加靠近江淮地區等糧食主產地，沒有漕運之苦。

2、洛陽是繁華的經濟中心

我們都說洛陽是十三朝古都，自夏到商，再沿周，中華王朝最早的起源之地就在洛陽。《尚書序》裏記載，”昔夏桀之居，左河濟，右太華，伊闕在其南，羊腸在其北”，講的就是位於如今洛陽二裡頭村，當時的古國都—斟尋。我們的祖先在這塊地上繁衍耕作，生生不息，洛陽一直是古代最大的人口聚集地之一，巨大的人口也奠定了之後洛陽的繁華。

唐取隋入主中原並定都長安城，楊廣籌建的洛陽新都較長安更為宏偉寬廣，為洛陽所修建的大運河更是讓洛陽如虎添翼。不管是從江浙富庶之地往來長安的物資還是從長安發往帝國東北的糧草都要經過洛陽，洛陽作為全國河運貿易中心的地位更加穩固。

比如《元河南志》中就記載，“天下之舟船所集，常萬餘艘，填滿河路，商旅貿易，車馬填塞，若西京之崇仁坊。”而當代考古學家從洛陽城舊址上所挖掘出來的東西所看，不管是隋唐全國蘊藏糧食的糧倉，還是準備遠銷西域和瓷器，絲綢，全部都是洛陽為集散中心，由這裡發往全世界，這說明當時的洛陽繁華程度都不輸當時被譽為國際大都市，東亞中心的都城長安。

京杭大運河給洛陽所帶來的影響並不僅僅體現在其作為全國河運以及商品貿易中心上的繁榮，比如唐玄宗李隆基的《幸東都制》就說：“三秦九洛，鹹曰帝京。五載一巡，時惟邦典。上腆多饒衍之美，仍勞於轉輸。中壤均舟車之凑，頗聞於殷積”。同樣也說明了在唐朝統治者的眼裡，他的政治地位不說高於長安，但也僅僅只是矮上半級而已。

正是有了洛陽的背後默默奉獻，才支撐起了長安的大唐盛世。

四、文化上

洛陽是著名的農耕文化發源地，也是中華文明的源頭之一。當時有以洛陽為中心的河洛文明，它也是文學的誕生發展地。道學、儒學、玄學、理學的源頭都是在此處，經學是在這裡繁榮發展，古代聖賢都在此處雲集，有著燦爛的歷史文化，為我們留下了很多歷史典故、古迹等。“若問古今興廢事，請君只看洛陽城。”

但我個人卻更喜歡進取的長安文化。

秦國當年只是大周的附屬國，國君更是給周天子牧馬的小諸侯。但這個小國家，生存環境極為惡劣，經常遭到境外戎狄遊牧民族的侵擾，被迫與之交戰，從而也得到了性格和軍事上的實戰鍛煉。秦國也存在著農耕與遊牧雜居融合的民族現象，就使得秦國在民族性格上具有農耕與遊牧混合優勢。囙此，關中居民在性格上就比較全面，半野蠻半文明，文韜武略，智勇雙全，具有比以中原農耕為主的民族更強悍進取的性格。

漢承秦制，漢武帝在性格上就是第二個秦始皇，兇悍好戰，毫不妥協，不滅匈奴誓不甘休。起用衛青、霍去病、李廣等智勇雙全的將領，血戰匈奴數十年，把匈奴打得元氣大傷。

而之後的隋朝，主體群眾恰恰是經歷了五胡及華夏幾百年亂局，各民族混合的後代，囙此，隋朝時人民性格強悍。唐承隋制，在性格血統上，開始的幾比特皇帝無不勇敢剽悍。起義成功、橫掃群雄、西拒突厥，無不是這一特點的鮮明體現，最終建立並鞏固了大唐基業。

有了這種進取心，大漢和大唐才能西開絲綢之路，北卻強敵，打下諾大的帝國。所以，在文化上，如果說洛陽是文明的代表，那麼長安就是進取的代表。

五、總結

從上面幾個方面，本文剖析了長安和洛陽作為都城的各自優缺點：長安在地理、軍事外交上有極大優勢；洛陽在經濟上更勝一籌。而二者的文化也各有特色。最好的選擇就是長安作為首都，作為帝國的大腦；而洛陽作為陪都，作為帝國的心臟，為大腦輸送勃勃的生機。

唐朝以後，久經戰亂的長安和洛陽不約而同地沒落。而隨著東北和南方的開發，中國也進入到了南北對峙的新局面，再不復當年東西交鋒的往事。但長安和洛陽這對雙子星，給我們中國人留下了無數偉大的故事，成為華夏文明中不可繞過的璀璨星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