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4月6日，北京城東交民巷東西路各路口，停留了多輛洋車，突然數位穿著灰制服、長筒靴的憲兵們蜂擁而入，沖進了一座小屋。

這座小屋裏有李大釗、他的家屬和幾比特組織上的衕誌。其中一個憲兵上前一步奪走了李大釗衕誌手中的槍，連他在內的所有人都被抓捕。

其實，在被捕之前，李大釗是有機會離開的，這樣他就可以避開這場災難。但生死存亡間，李大釗卻義正言辭地說：“我堅決不能走，我走了，北京的事情誰來做？”

最初走上革命道路時，面對種種質疑李大釗曾說：“我願意做時代的急先鋒，雖九死而無悔。”所以，他早就將個人生死置之度外了。

李大釗

被捕之後，敵人多次秘密審訊李大釗，試圖說服他悔過，並從他嘴中得到有利的情報。為此敵人用盡手段，但面對威逼利誘，李大釗不為所動，哪怕被施以酷刑，他也堅決嚴守組織上的秘密，有策略地和敵人展開鬥爭。

經過多日審訊，敵人一無所獲，可是他們還是不依不饒，每天都要提審李大釗。有一天，李大釗突然對敵人說：“那就拿筆和紙來，我自己寫。“”

敵人欣喜若狂，以為李大釗終於屈服了，趕緊將準備好的筆和紙遞了過去。結果，在敵人的眼皮下李大釗寫出了那首廣為流傳的《獄中自述》。

自從李大釗被捕後，社會各界人士都團結到一起，給當局製造壓力，包括京津各報的社評，也都替李大釗呼籲。

李大釗

除此外，大家也都在爭分奪秒地想盡辦法營救李大釗，這期間有人到處奔走，有人組織捐款，有人聯名上書，請求他們放了李大釗。

面對外界的呼聲和社會輿論的壓力，李大釗的家人被釋放，但他們無論如何也不肯放了李大釗。

4月28日，“特別法庭”公然宣佈，判處李大釗等19名革命者絞刑。因為心虛他們不敢公開處死李大釗，最終選擇在看守所裏秘密執行。

李大釗是第一個走上絞刑架的，他目光和悅，泰然自若，宛如平日。然而，敵人卻不甘心讓李大釗就這樣死去，他們先後兩次將李大釗絞暈，之後又將他放下，試圖勸說他“悔過”，卻遭到李大釗的嚴詞拒絕。

最後一次醒來後，絞刑者又問李大釗：“你還有什麼要說的嗎？”

李大釗只說了四個字：“力求速辦”。

敵人的幻想徹底破滅了，他們最終殺死了李大釗。為了革命的勝利、為了共產主義，李大釗慷慨就義，生命永遠定格在了39歲。

路友於、李大釗、張挹蘭

大釗先生雖死，但他的靈魂不死，他的精神不死。多年以後，大釗先生就義前的照片被曝光，照片中的李大釗，目光如炬，一臉從容，儼然一副共產黨先驅的模樣。

而在這張照片中，還有兩位烈士引起了群眾的注意，和李大釗一樣他們為了革命，也付出了自己年輕的生命，他們的英雄事蹟也不應該被遺忘，

李大釗左側的就義者名為路友於，右側的就義者名為張挹蘭，她也是這次犧牲的20比特革命者中唯一的女性。

1893年，張挹蘭出生於湖南醴陵的一個沒落的書香之家，除她以外家中還有二妹和三個弟弟。在那個年代，這樣家庭的女子自然不受重視，張挹蘭和二妹自幼就深受重男輕女的封建禮教的束縛，遭受一些不公平的待遇。

張挹蘭祖父是清末秀才，老人家倒是思想開通，總是教孫女讀書認字，不過其祖母覺得“女子無才便是德”，總是從中阻攔，但這並沒有澆滅張挹蘭對讀書的渴望和對知識的渴求。

張挹蘭絕不是任由“封建禮教”擺佈的弱女子，為了改寫命運她倔强地要求讀書，最終父母只能妥協。

張挹蘭

得到上學機會的張挹蘭非常刻苦，心中好像有一把火，時刻推著她往前走。通過寒窗苦讀，張挹蘭成為鄉間的“女秀才”，12歲時就借助字典，能够獨立閱讀《愛蓮說》、《桃花源記》之類的古詩文了。

雖然飽讀詩書，但在那個閉塞的年代，還是有很多封建禮教是張挹蘭對抗不了的，比如纏足，她沒有反抗過祖母和媽媽，在她們的威逼下被迫纏足，最終變成了極其醜陋的“三寸金蓮”。

後來，每當張挹蘭到處文宣革命時，都奮力地邁著自己的小脚，以此來控訴愚昧的、吃人的封建禮教、

除了纏足以外，張挹蘭也沒有擺脫“早早嫁人”的命運。17歲那年，在父母的安排下她嫁給了一個目不識丁的自耕農。

雖然這段婚姻並不是張挹蘭想要的，但婚後她和丈夫的相處還算和諧，他們還有了一個可愛的兒子，這也是張挹蘭全部的情感寄託。

不幸的是後來家鄉發生了一場瘟疫，張挹蘭的小兒子夭折，她精神上受到了沉重的打擊，此後她只靠學習來緩解內心的傷痛。

“五四”運動後，張挹蘭受新思想和新思潮的影響，毅然决然地離開家鄉遠赴北京求學。為了維持學業，張挹蘭一邊學習，一邊當家教做抄寫，日子雖苦但每天都活得有價值。

1924年，張挹蘭升入北大教育系學習，此時國內革命形勢高漲，北大又是北京的革命中心，集結了李大釗等革命先驅。

張挹蘭有幸成為了李大釗的學生，學習期間還和第一位女黨員繆伯英結為閨中密友。大釗先生和友人們的革命熱情和對真理的追求，深深地影響了張挹蘭，也越來越關心國家的前途和未來。

原本張挹蘭的理想是“教育教國”，想著畢業以後去當一名老師，但因受到李大釗等人的影響，她决定放弃“教育救國”，跟隨李大釗從事革命工作，這之後她積極投身到了大革命運動中，也做好了為革命拋頭顱、灑熱血的準備。

張挹蘭不但思想覺悟高，而且工作能力也很强，因性格開朗，她特別擅長做宣傳和搞羣衆工作，深受羣衆的喜歡和愛戴。

1926年，張挹蘭被任命為北京特別市黨部婦女部的秘書，這之後她經常冒著巨大的風險，從事革命工作。

為進一步開展北方的婦女運動，組織上創辦了婦女刊物《婦女之友》，張挹蘭出任該雜誌的主編，並先後發表了《婦女運動述略》、《新婦女的使命》等影響深遠的文章。

在這些文章中，她痛批封建思想，號召廣大婦女勇敢和封建制度做鬥爭，並走出家門參加愛國運動。除此外，她還在女校傳授專業技能，培養了大量的婦女運動幹部，為革命輸入了新鮮的血液。

到了1927年春，革命形勢日益緊張，北京城籠罩在恐怖氛圍中，敵人開始露出瘋狂、冷血的一面，到處搜捕、逮捕革命者，同志們深感危險正在一步步逼近。

而在敵人列出的予以緝捕的黑名單上，張挹蘭赫然在列。當時，組織得知這一消息後，迅速通知張挹蘭，希望她儘快轉移，但張挹蘭拒絕了外出避難的提議，依然堅持留在北京工作。

4月6日清晨，還在睡夢中的張挹蘭被突然闖入家中的敵人抓捕，隨後押送到囚車上送到警詧廳扣押。

為了從張挹蘭口中獲得有價值的資訊，敵人對她進行多次審訊和逼供，但張挹蘭視死如歸，和崇拜的恩師李大釗一樣，她也沒有吐露半個字，一直和敵人做鬥爭。

審訊整整持續了22天之久，敵人一無所獲，外界的輿論壓力越來越大，最後敵人决定處死李大釗、張挹蘭和其他18比特革命者。

據李大釗長女李星華追述：“張挹蘭被叫走那天，她穿得特別整潔、乾淨，頭髮梳得也很齊整……”

因事情秘不可知，張挹蘭等人並不知道敵人要將他們處死，所以下車時她身段極活潑，還不停地東看看、西望望，臉上的神情也很輕鬆、自然。

張挹蘭緊跟著李大釗走進了看守所的大門，進去後發現等待他們的是絞刑架，此時大家才知道死神近在眼前，但所有人都沒有驚慌，而是非常坦蕩，挺胸昂抬頭地怒視敵人。

那日，李大釗是第一個走上絞刑架的，張挹蘭則是最後一比特。她目睹了先生和其他18比特衕誌被絞死的全過程，他們死的是那麼的悲壯和堅強。

到張挹蘭時，她甩甩頭髮，沒有絲毫猶豫就走上了絞刑架，敵人這時卻發話了，他們說：“你一個女的，搞什麼革命，只要你悔過，我們就放了你，他們死了，沒人知道。”

張挹蘭冷笑一聲，隨後用堅定地聲音回了一句：“要我不革命？妄想！跟著李大釗先生去尋我們的事業，是我最崇高的榮譽！”

語畢，她闊步登上了絞刑架，隨後轉過身來，怒視著劊子手，從容地說：“開刑吧！”

在生命的最後一刻，張挹蘭實踐了自己生前的豪言：“為女子爭得一個真正的人的。”

1927年5月，曾與張挹蘭朝夕相處的褚松雪寫了《哭張挹蘭》，她痛心地寫道：

“瘦得失了神的面目，瞪著眼睛在看我們，看我們有沒有人去繼續她的工作啊！啊！挹蘭！你瞑目吧！死掉一個張挹蘭，生出幾千幾萬個張挹蘭，張挹蘭是死不完的！”

這篇文看哭了無數人，有人說評估說：“張挹蘭可與古羅馬爭取共和的女英烈露克尼絲和清末的秋瑾烈士媲美！”這也是對她革命生涯最有力的肯定。

雖然生在封建時代，雖然被迫纏足，但張挹蘭選擇了英勇反抗，最終打破封建思想的桎梏，走上了革命道路，並為此付出了寶貴的生命。

她的人生雖然只有短短的31年，但她的精神註定永垂不朽，她也完美地詮釋了何為“巾幗不讓鬚眉”！

向英雄們致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