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南京城西一個小巷內住著一比特60多歲的老人，其體態臃腫，面容和善，雖然少言寡語，卻待人謙虛，平時深居簡出，很少與周圍鄰居接觸，顯得頗為神秘！鄰居們對他接觸不多，瞭解自然就更少，只是在少有的接觸中瞭解到，他說話帶著一口廣東味兒，所以，大夥兒都私下叫他“廣東佬”。

這位老先生主要靠賣茶水為生，做生意時也會向客人兜售一些香烟、火柴、洋畫片等物，借此新增一下自己的收入。老先生雖然經營生意，但年歲畢竟大了，經常會感到疲憊，加上他似乎也沒什麼賺大錢的野心，經常趁生意不忙時偷閒，看看報紙品品茶，過著與世無爭的生活。

這天上午，老先生正準備出攤，巷口突然傳來一陣急促的警笛聲，聲音越來越近，令他沒想到的是，呼嘯而來的警車竟然就停在了自己家的門口，周圍鄰居也都聞聲而至，嘰嘰喳喳的議論開來。

警車停下以後，下來幾名警詧，簡單詢問幾句以後，便將這位老先生帶上警車，又響起警笛聲離開了。

平時幽靜的小巷子裏，突然來了一輛警車，帶走一個60歲的老頭，這絕對算得上一個新聞了！

鄰里鄰居聚在一起議論紛紛，他們不知道這個老頭到底因為什麼事才被警詧帶走，但他們認為警詧捉的人不會是啥好人，想到此處，眾人不由得感歎，想不到平時老實忠厚的老先生竟然幹過壞事兒！

讓人沒想到的是，老頭子被警詧帶走後進三天，又被警車毫髮無傷地送了回來，而且身邊還有人陪同，手裡拿著公事包，看上去應該是一個警察幹部，面帶微笑，態度和氣！

先是嚴肅帶走，又和顏悅色的送回，這個老頭到底是什麼身份啊？

這位老先生姓鮑，名字叫鮑君甫，他曾經確實是一個大特務，但他卻不是一個壞人，而是一個對黨和國家有很大貢獻的人！

新中國成立初期，全國各地轟轟烈烈地開展鎮壓反革命運動，而且取得重大成果，大量的反革命分子遭到鎮壓。

為了迅速推進鎮反工作，1951年開展了反動黨團特務人員登記工作，但是有很多特務擔心交代以後受到懲罰，所以遲遲沒有去登記。

鮑甫君就是這麼想的，他不求富貴，只求能平平淡淡安度餘生，但是樹欲靜而風不止，鮑甫君雖然低調，但羣衆的眼睛是雪亮的，他曾為特務的事情，還是被人舉報了。

鮑甫君既然是一個特務，而且還隱瞞身份不主動交代，在當時這可是要判重刑的，為什麼鮑甫君卻被完好無損的送回家了呢？

原來，鮑甫君被帶回南京警察局後，經調查後證實，他曾經是國民黨南京反省院院長，是一個名副其實的大特務。囙此，鮑甫君當即被扣押轉送到法院審理，法院即將要判刑時，鮑君甫眼卻大聲說：“我為共產黨做過很多貢獻，陳賡衕誌可以給我作證！”

鮑君甫的這些話，著實有點讓人難以置信，但為了慎重起見，當時擔任南京法院院長的鞠華决定向陳賡衕誌求證一下，於是給在雲南履職的陳賡發去了電函。

這封電函發出數月後，如同石沉大海一般，鞠華也有些後悔發出這封電函，畢竟鮑君甫是有可能為了拖延判刑而胡說八道，就在眾人猶豫不決之時，陳賡將軍的回信卻飄然而至。

陳賡在信中寫到：“鮑先生從1927年起，跟我黨發生關係，直到1931年，在此期間，我們在工作上一直保持聯系，並且為我黨和國家做出了重大貢獻”。

收到回信後，鞠華大為震驚，沒想到這麼一個國民黨特務，竟然真是一個有過重大貢獻的紅色特工。那麼，這位認識陳賡將軍，卻依然隱姓埋名，絕口不提自己功勞的老人，究竟有著怎樣的經歷呢？

鮑君甫，1893年出生在廣東香山縣，18歲時去日本留學，並考入日本早稻田大學，在日本待了十餘年。

在日本十幾年的留學生涯，讓鮑君甫通曉日語，不僅瞭解日本的民俗風情和社會各界的關係，而且對日本的政治，經濟，文化等都非常瞭解，可以稱得上是一個“日本通”！

囙此，他還有另外一個名字叫楊登瀛，在日本居住期間，一直使用這個名字。

1919年鮑君甫回國，憑藉自己日本留學的經歷，被上海一家日商洋行錄用，在公司內擔任高級職員，同時鮑君甫也給一些日本通訊社寫稿子。

因為鮑君甫為人處世頗有道行，他在上海很快混出了一片天地，人脈非常廣，不僅與上海青幫、租界巡捕房有深交，甚至與日本人也建立了聯系。

1919年，鮑君甫投身革命的洪流中，加入了孫中山改組的國民黨。

1925年，五卅運動爆發，鮑君甫認識了一些思想激進人士，當時楊劍虹是洋務工會的主要負責人，他們志同道合，囙此成為了莫逆之交。

在楊劍虹的介紹下，鮑君甫認識了陳立農，幾次接觸下來，陳立農發現這個“日本通”真不簡單，不僅能力出眾，而且極善處理人際關係，是不可多得的“人才”。

1926年的一個春天，鮑君甫剛回到家中，就聽到門鈴響起，打開門一看，是他認識一比特朋友李先生。

李先生是上海大學的，而鮑君甫的家就在上海大學附近，兩人結識，成為非常要好的朋友。

鮑君甫看到這位朋友，非常高興，趕緊讓他進屋，但是他不是一個人來的，還帶了另一個人，鮑君甫不認識這位先生，於是開口問到：“這位是？”

李先生說：“這位是陳養山……”

經過一番介紹之後，陳養山主動向前邁一步，並用日語跟他問好：“久仰大名，請多多指教！”

鮑君甫客氣道：“不敢當，不敢當……”說完，三人一邊喝著茶一邊聊了起來。

陳養山是一比特中共秘密黨員，對鮑君甫在上海的地位早有耳聞，因為在上海人脈廣泛，當時的革命環境十分艱難，如果鮑君甫這樣的人才能够為我黨所用，那將是極好的事情。

陳養山積極主動接近鮑君甫，因為兩人都懂日語，陳養山便以向鮑君甫學習日語為理由，經常去他那裡拜訪請教。

一來二去，陳養山也摸清了鮑君甫的政治傾向，兩人志向相投，很快就成為了無話不談的好朋友。陳養山認為鮑君甫值得信任，便在交談中有意無意地透露出自己的秘密黨員身份，鮑君甫雖對此有些意外，但回憶二人之前的思想交流，也就覺得陳養山是秘密黨員的身份也是情理之中了，畢竟，以他的遠見卓識，如果不是秘密黨員，那才叫奇怪吧。

在陳養山的薰陶下，鮑君甫對共產黨越來越有好感，而且表示願意與黨共事。

1928年，四一二反革命政變中，鮑君甫被舉報跟共產黨有來往，被逮捕關了起來。後來由蔡元培求情才保釋出來。從此以後，鮑君甫對國民黨感到非常失望。

隨著時局的動盪，合作革命的關係愈發不穩定，國民黨在南京設立中央組織部黨務調查科，由陳立夫負責，就是要對付共產黨。

陳立夫重用親信，任命楊劍虹為採訪股總幹事，楊劍虹得到重用以後，立刻向陳立夫推薦了鮑君甫，陳立夫當時初建調查科，正為挑選人才而發愁，從楊劍虹的口中聽聞鮑君甫的為人和辦事能力以後，立刻同意了楊劍虹的舉薦，並命他即刻去邀請鮑君甫會面。

楊劍虹親自登門拜訪鮑君甫，並將自己此行的目的全盤托出，希望他可以加入調查科，一起搞特務工作，剛開始鮑君甫有些烦乱，一方面與共產黨共事，另一方面再與國民黨有牽扯，這樣不太合適，鮑君甫一時不知所措。

1928年，陳養山在浙江帶領農民暴動而以失敗告終，返回上海投奔鮑君甫，暫時居住在鮑君甫家裡。

在此期間，鮑君甫找機會將此事告訴了陳養山，陳養山聽了鮑君甫的話不驚反喜，他認為這是一個很好的機會，可以利用跟國民黨的關係，建立國民黨內部情報網絡，鮑君甫可以利用自己特殊的身份，在國民黨內部做紅色特工。

陳養山將這個情况向當時擔任中央特科情報科長的陳賡彙報，陳賡得知消息後，覺得此事非常重要，需要和陳養山和鮑君甫見一面，當面瞭解情况。

鮑君甫的革命傾向和為黨工作的態度得到了陳賡的認可，陳賡將此事快速上報給黨組織，得到了周恩來的準予，最終確定鮑君甫雙面間諜身份，允許鮑君甫為國民黨特務服務，同時為共產黨提供情報。

此後，共產黨大力支持鮑君甫，確保他的雙重間諜身份，全力配合他，在物質上和經濟上給予很多的支持。

中央組織每月給鮑君甫400元經費，而且還斥鉅資為其配備一輛汽車，與陳立農等國民黨等中統大特務來往，必須出入有面子，有利於展開工作。

為了保護鮑君甫的身份不被暴露，陳養山也减少與他接觸，而且還給他派一個保鏢，也是一名地下黨員，還專門設立傳遞情報的辦事處，方便鮑君甫傳遞情報。

為了更進一步穩固鮑君甫在國民黨內部的地位，需要向他透露一些關於中共的情報，放長線釣大魚，以這種特殊的管道幫助鮑君甫展開工作。

在中央準予下，陳賡將一些秘密的黨內檔案交給鮑君甫，作為他“立功”的情報內容，而且還編造一些假的情報讓鮑君甫去“破獲”，囙此鮑君甫在中統內部混得也是風生水起。

當時上海國民黨警詧系統中，中央黨務調查科主任換了好幾任，無論誰履職，鮑君甫都站住了脚，不僅如此，鮑君甫在中統內部還一路連昇。

鮑君甫經常負責接待張道潘，而且幫助他發了不少財，有一次張道潘遇到一個政敵，在他的訓示下，鮑君甫很快將他除掉，囙此升任為副部長。

1930年，中統幹將楊劍虹涉嫌貪污畏罪自殺，上海一下子陷入群龍無首的狀態，為了能够穩住局面，必須儘快選出一人撐起局面，鮑君甫在此時成為最佳人選，並順利被任命為中統上海區特派員。

國民黨要在上海設立一個清共機构，消除租界內的反黨分子，限制他們活動，鮑君甫被任命為上海辦事處主任，至此，鮑君甫成為了上海特務機關最高的負責人。

在此期間，鮑君甫利用自己有利的身份，向黨組織提供了很多意義重大的情報，實際上，這個反共特務機關完全由共產黨在控制。

在鮑君甫的幫助下，更多的共產黨打入到國民黨內部，包括錢壯飛，李克農，胡底等優秀黨員，長期潜伏在國民黨內，後被稱為“龍潭三傑”。

有一次，國民黨要在上海租界內抓捕共產黨，此時，中共中央隱藏在上海租界內，情况十分危險，而對中共中央機關最大的威脅就是巡捕房。

不過，巡捕房想要到租界內抓人，必須經過租界當局的允許，他們又沒有這樣的關係，只能借助鮑君甫在租界的影響力，所以，巡捕房想要抓捕行動順利進行，必須通過鮑君甫。

這時，鮑君甫發揮了巨大的作用，鮑君甫在得到巡捕房要抓人的重要資訊後，立刻傳遞給組織，贏得了租界內的中央機關採取應對措施的時間，確保了中央機關的安全。

鮑君甫壞了巡捕房的事，但他卻沒有被巡捕房方面忌恨，足可見鮑君甫在處理事情時的傑出能力，稱其為天生的交際家也不為過。

當時的巡捕房有一個叫譚紹良的人，被淞滬警備司逮捕，巡捕房去要人卻碰了一鼻子灰，只好去找鮑君甫幫忙。當時淞滬警備司司令是錢大鈞，鮑君甫找到他，稱他抓的人是租界的人，希望錢大鈞給個面子，把人放了，第二天，警備司就放人了。

巡捕房的探長蘭普遜非常感激，並派人給他送了200塊銀元表示感謝，但是鮑君甫沒有接受，他表示這是舉手之勞不足掛齒，鮑君甫的做事風格深受蘭普遜的賞識。

之後，蘭普遜也找過鮑君甫辦過事兒，求助他幫忙提供一份淞滬警備司令部的印鑒式樣，鮑君甫非常爽快地答應了，而且很快將事情辦成。蘭普遜對他的辦事能力非常讚賞，他深知搞到如此機密的東西實屬不易，便更加敬佩鮑君甫，有過這兩次事情後，鮑君甫與巡捕房方面，建立了很深的交情。

當時的上海，英租界和日本衝突很大，讓普蘭遜十分頭大，因為鮑君甫精通日語，而且跟許多日本人打過交道，普蘭遜便聘請鮑君甫擔任巡捕房的顧問，授權他可以在租界內緊急辦案。

至此，鮑君甫在上海成為了炙手可熱的人物，但他面對各種金錢和權勢的誘惑，始終沒忘記自己是共產黨人，穿梭在國民黨特務機關，英租界等地，掌握著大量的絕密情報，他必須保持冷靜的頭腦，分辨出對黨和國家有價值的資訊，送到中共特科在上海的情報辦事處，他為中共做了很多的貢獻。

除了獲得情報，保護地下黨之外，鮑君甫還輔助中共懲處了很多叛徒。

1928年秋，上海租界收到一封信，信中提到中共在上海的一個秘密機關，讓他們去此地抓捕共產黨，因為事出緊急，鮑君甫沒有來得及通知，眼睜睜看著7名共產黨員被逮捕，十分痛心卻只能隱忍下來。

事後，鮑君甫查出寫信的人叫戴冰石。巧的是，這個戴冰石很快找到鮑君甫，希望鮑君甫向租界求情放了他的小姨子。原來，被抓捕的人中有一人是他的小姨子，因為老婆天天為此和他吵架，他才不得不來求助鮑君甫。

鮑君甫這才明白，原來戴冰石信中的資訊來自她的小姨子，她才是真正背叛了組織的叛徒。鮑君甫為了穩住他，假意答應了他的請求，同時也將此事告訴了中央特科陳賡。

害死衕誌的叛徒自然不能放過，就在戴冰石的小姨子被釋放當天，在回家的路上被擊斃。雖然國民黨和租界都知道是共產黨的人做的，但是都沒有懷疑到鮑君甫的身上。

一天晚上，巡捕房來了一個叫王松生的人，聲稱自己手裡有共產黨的絕密文件，拿出了一個檔案名叫《華子通報》，實際上是一份《中央通知》，還自稱知道許多共產黨的內幕。

鮑君甫不惜重金買下了所有的檔案，查看後，果然都是一些中共的絕密文件。此人看錢眼紅，看鮑君甫如此爽快，頓時來勁了，又拿來更多的共產黨秘密文件，鮑君甫對此十分擔心，這樣下去，中共的秘密豈不全部洩露出去？

鮑軍甫暗中調查後發現，這些絕密文件都是從一個叫陳慰年的人手裡搞到的，他是一個秘密自首的叛徒，而且已經成為了淞滬警備司的密探，鮑君甫深知此事影響巨大，立刻將此事上報給陳賡。

原淞滬警備司舊址

陳賡立即製定鋤奸計畫，但需要鮑君甫的配合。幾天後，鮑君甫以請客為由，將王松生和陳慰年兩人約出來，而共產黨早已經裝扮成生意人，守株待兔，飯局散後，兩人也沒有發現自己身份暴露，共產黨人偷偷地跟在陳慰年身後，在一個弄堂口，突然一聲槍響，叛徒一頭栽倒在地。

鮑君甫成為了叛徒的剋星，在懲罰眾多叛徒中，不乏身居高位的人，鮑君甫及時的傳遞情報，為中共避免很多損失。

在懲戒叛徒之外，鮑君甫也幫助我黨解救了很多黨內的衕誌。

1929年11月，時任中共中央委員的任弼時，在參加共產主義青年團擴大會議時在租界被捕，陳賡希望鮑君甫能够想辦法營救任弼時。

鮑君甫接到消息後，立即想辦法，請英租界巡捕房探長蘭普遜吃飯，在餐桌上，鮑君甫提及任弼時這個人，說是他手下的人，希望普蘭遜能够放人。

以鮑君甫在上海的地位，加上之前鮑君甫也為普蘭遜辦過事，普蘭遜自然要給鮑君甫這個面子，放了任弼時，就當還給他一個人情。其實，普蘭遜當時也不知道任弼時的真實身份。

1931年春，上海巡捕房捕獲一名中央政治局委員關向應，並且在其住所發現不少機密檔案，但幸好當時蘭普遜不知道裡面的內容，鮑君甫是他的顧問，他找到鮑君甫，讓他找人翻譯裡面內容。

鮑君甫找到精通英文的劉鼎，他也是一名中共地下黨員，劉鼎告訴普蘭遜說這些都是一些學者的文稿，沒有使用價值，普蘭遜非常失望，但絲毫沒有對鮑君甫生疑。

劉鼎趁機將這些機密檔案掉包，換成真正的一些沒用的檔案送回去，因為證據不足，只好將關向應釋放。

1931年4月25日，中央負責保衛工作的顧順章被捕叛變，把在上海隱藏的中央機關和共產黨員都供了出來，幸好半路錢壯飛獲取資訊後，快速將此通知中央，中央迅速開始轉移，顧順章的叛變，使得上海的地下情報關係網徹底崩潰。

陳賡提醒鮑君甫趕緊撤離，顧順章可是知道所有事情，但是鮑君甫不願就此放弃，執意要留在上海，他要繼續維持在上海的關係網，利用自己多年經營的關係，與顧順章進行搏擊。他已經想好了，一旦顧順章咬住他，他就反咬顧順章。

臨別時，陳賡對鮑君甫說，我們是不會忘記你的。一句話，讓鮑君甫獻身革命的心更加堅定，二人依依惜別。

鮑君甫在上海的關係網非常深厚，被捕後，他死不承認與共產黨有關係，並堅稱一切都是顧順章的誣陷。1937年，在張道藩等人的斡旋下，鮑君甫被保釋出獄，徹底脫離國民黨特務系統，也囙此和共產黨失去聯繫。

在張道藩的安排下，鮑君甫在南京中央感化院當院長，後又做過反省院院長。南京解放之後，國民政府的高級官員都紛紛逃往臺灣，鮑君甫則選擇留在南京，一直沒有尋找組織，淪落為一個靠賣茶水來維持生活的人。

1951年，南京警察局對反動黨團特務人員進行登記時，發現了鮑君甫，在陳賡的證明下，南京人民政府認為，鮑君甫雖然有一定的國民黨身份，但是沒有重大罪惡，功大於過，判處管制一年，當場釋放。

1955年，此時的鮑君甫已經是60多歲的老頭子，陳賡向中央提議，給予鮑君甫生活上的補助，最後征得李克農，羅瑞卿的同意，由南京警察局每月給鮑君甫100元的生活費，第二年又新增了50元。

1956年，陳賡和陳養山都抽空來到南京看望這位鮑老先生，還請鮑君甫到菜館吃飯，委託南京警察局給予鮑老先生一定的生活照顧。

3月，南京政府派人專程送鮑先生來到北京，陳賡，李克農，陳養山等人熱情招待，詢問他的生活境况，他們知道鮑君甫的牙不好，專門帶他到北京協和醫院安了假牙，並為其準備了衣服和皮鞋等生活用品。

儘管到現在，關於鮑君甫的革命身份說法不一，但是在那個時期，對黨和國家的貢獻是不可抹滅的。

1969年，鮑君甫在北京因病去世，享年76歲，在他臨終前向身邊的子女們交代：“我不是特務，更不是叛徒，也不是什麼漢奸，我到底是什麼樣一個人，周恩來總理是知道的……”

周恩來說：“這些在我們黨最危險的時期幫助過我們的人，千萬不能忘記……”

十一届三中全會之後，鮑君甫在革命期間的豐功偉績在報刊上發表，人們才知道鮑君甫所做的貢獻，而且在《陳賡傳記》中，對鮑君甫有很高的評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