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晉上流社會酗酒：調戲酒食，喝出人命的都有，真是糟透了！

東晉上流社會的酗酒風氣：有人每日必醉，有人甚至被老友灌死

在中國歷史上，當漢族政權受到异族的侵擾時，往往會激發起異乎尋常的民族熱情，湧現出一幕幕保家衛國的壯舉，但東晉似乎是個例外。西晋滅亡後，南遷的士族精英人物重建起在晋偏安的統治，他們非但沒有深切地反思西晋縱欲之風的危害，相反，依然因循舊習，迅速沉浸在享樂之中，當時上流社會中盛行的酗酒之風就是這一現象的反映。

據《晋書·元帝紀》記載，東晉開國之君司馬睿嗜酒，“初鎮江東，頗以酒廢事”。一般的臣僚少有不飲酒的，他們“每有會同，務在調戲酒食”，著名的名士謝鯤、阮放、畢卓，羊曼、桓彝，阮孚、堯逸常“散發裸程，閉室酣飲”，“不魯晝夜”，時人謂為“八達”。其中畢卓是一比特酗酒專家，曾任吏都郎，“常飲酒廢職”，甚至趁夜盜酒，為人捆綁。他曾向人描繪他的人生理想說：“得酒滿數百斛船，四時甘味置於兩頭，右手持酒杯，左手持蟹鼇，拍浮酒船中，便足了一生矣！”南方士族的代表人物張翰也直言不諱地宣佈：“使我有身後名，不如即時一杯酒！”在他們的生活中，酒是一刻也不能少的。他們飲酒不分場合，不分時間。東晉之初最有名的酒徒應該是“以雅望獲海內盛名”的周覬。他嗜酒成癖，任職“傾以酒失，為僕射，略無醒日，時人號為‘三日僕射’。”

在北方時，他“能飲酒一石”，南渡後，找不到酒量與他相當的人同飲，十分苦惱，後巧遇一老酒友逃亡江南，甚為高興，“乃出酒二石共飲，各大醉，及覬醒，使視客，已腐助而死，”如此的酗酒，不僅自己每日必醉，而且還喝出了人命，硬是把千辛萬苦逃來的老友灌死了，這典型地反映了東晉初期上流社會瘋狂的飲酒之風。他們不敢正視國破家亡這一血淋淋的現實，只有在酒精的麻醉下，心靈才能有片刻的安寧，正如顧榮所說的“惟酒可以忘憂”。

隨著東晉在江南統治的穩定，上流社會的酗酒之風愈加盛行，當然，時過境遷，新一代名士的飲酒管道顯得雅化了，無論是飲酒者談心得，還是欣賞者談觀感，都帶有一種雅趣。因為他們不再有如前輩那樣的恐怖經歷和憂慮，故他們飲酒完全是為了尋求一種莫名的享受。宰相何充“能飲酒”，當時一流的清淡家劉惔十分敬佩，常說：“見次道（充字）飲，令人欲傾家釀。”在這裡，飲者與欣賞者互相配合，共同獲得一種精神的愉悅。當然也不乏狂飲之徒，如孝武布與其弟司馬道子“為長夜之飲，蓬首昏目，政事多闕”；甚至還有喝出人命的，如名士王枕酒癮特大，自稱數日不醒為“上頓”，才算過癮，他常“一飲或至三日不醒，遂以至死”，可謂死得其所。孝武帝的岳父王蘊也“素嗜酒，末年尤甚”，任會稽內史時，竟“略少醒日”。

這些名士不僅酗酒成癖，而且還把飲酒上升到理論的高度，賦以神奇的玄學哲理。王枕有言：“三日不飲酒，覺形神不復相親”；王薈則說：“酒正自引人著勝地”；孟嘉回答桓溫“酒有何好，而卿嗜之”的提問時，答曰：“公未得酒中趣耳！”所謂“引人著勝地”、所謂“酒中趣”，恐怕就是在酒精的刺激下，人的生理與心理發生變化，從而產生的渾然不覺、物我兩忘的幻象，仿佛人返歸了自然，步入奇妙的仙境。這種感覺是無可言狀的，而感知水准的高下，往往能决定他在名士圈中的地位。善飲和會講酒話在當時不僅是個愛好問題，還是所謂“名士”的一個基本條件，不可或缺。王恭就說：“名士不必居奇才，但使常得無事，痛飲酒，熟讀《離騷》，便可稱名士。”正因為這一價值標準的影響，在當時昏酣終日並非不光彩，相反卻聲名遠揚。“蓬發飲酒，不以王務嬰心”的酒鬼阮孚曾戲弄“勤於吏事”的卞壺，說：“卿恒無閑泰，常如含瓦石，不亦勞乎？”在他看來，人活著不會喝酒，真是太沒勁兒了。正因為大家都酗酒，而卞壺這少數幾個人不合群，從而犯了忌諱。由此可見，當時縱酒之風彌漫到了何種程度！

為什麼東晉統治集團在國破家亡、民族危機深重的時刻，不思進取，如此酗酒成風呢？這一惡習又造成了怎樣的社會影響呢？正確地理解這些問題，才是我們的主旨所在。

首先，從思想文化的角度來看，這是東漢末年以來社會風尚演變的必然產物。眾所周知，兩漢時期儒家的倫理道德被統治者欽定為社會的行為規範，禁欲主義的教條嚴重制約著人們的思想與行動。但隨著這一道德觀念對於人的感情束縛到了極端的程度，壓制了人性正常表達，便必然導致悖於常理的行為。

東漢末年，隨著大一統專制皇權的逐步瓦解，大一統思想專制也隨之鬆動，各種异端思想層出不窮。那些從禁錮中解放出來的士人，開始著力尋找自我的人生座標與價值，自由而真誠地表達內心的感情。他們驚訝地發現，人生原來如此短暫，並且充滿著危險與憂傷。為了表達他們對禮法教條的厭煩，為了讓短暫的人生充滿刺激與快樂，名士社會開始有意識地縱酒，從孔融自謂“座上客常滿，尊中酒不空，吾無憂矣！”到“竹林七賢”“常集於竹林之下，肆意酣暢”，都是這一文化現象的反映。不過，必須指出的一點是，漢末名士與“竹林七賢”的縱酒，是有內容的，帶有濃郁的反禮教束縛的思想底蘊與反現實黑暗統治的政治內涵，從而有一種不得已而為之的深沉的苦悶。降至西晋，社會環境發生了很大的變化，上層社會普遍耽於縱欲享樂之中，他們極力模仿漢魏名士的做派，大量地飲酒，以博放誕通達之名。此風在東晉依然盛行，甚至成為名士的標誌。漢魏名士的縱酒之風演化至東晉，在形式上有過之無不及，但在精神上卻不可同日而語了。

其次，當時的社會政治與經濟制度給酗酒之風的盛行提供了現實的基礎。東晉時期，門閥制度發展到了無以復加的程度，高門子弟憑依其門第就可以飛黃騰達，而無須學識的準備、治績的考核和軍功的積累，所謂“貴素仕資，皆由門慶，平流進取，坐至公”。這種優越的政治條件，使他們不再有事業功名的衝動，不再有奮發進取的願望，也不再有浴血捐軀的壯志，從而全心全意地追求日常生活的享樂。在經濟上，他們多擁有龐大的莊園，佔有大量的奴婢與隱附人口，加上為官所得的高俸與貪污的鉅資，又給享樂之風的盛行準備了物質基礎。於是東晉上流社會始終沉湎於享樂之中，不可自拔，而酗酒則是一種表現形式而已。

正因為如此，這一風氣也製造了嚴重的社會危害。其一，它加劇了統治階級的腐敗程度。他們中的許多人身居要職，而終日昏醉，“略無醒日”者有之，“三日僕射”者有之，其行政效率可想而知。他們許多人為滿足這一嗜好，不惜大肆貪污、索取賄賂，吏治十分腐敗。而過度的飲酒，使他們中間的不少人身體素質下降、甚至早死，從而無心於建功立業。其二，酗酒之風的盛行造成了社會物質財富的巨大浪費，從而無法擴大再生產，嚴重阻礙了社會進步。飲酒所費糧食之總量雖無法統計，但有一條資料可以提供一點資訊。時人孔群一年所得租米“七百石林米，不足了糖粟事”。一人如此，一個社會所耗之巨簡直不可想像。

而且，這一風氣也嚴重地感染了下層社會，民間也以豪飲為高、造成世風的頹廢，影響了人民正常的生產與生活。當然，如果從釀酒史和藝術史的角度看，士族人物為了相互競爭，都十分重視釀酒科技的提高與改進，從用水、著料、配方等都有講究，這在中國酒文化史上有一定的意義。另外，在東晉酒與士族人物的其它愛好，如書法、圍棋、詩歌創作、繪畫等有著密切的關係，在藝術史上也是可深入研究的。但這並不足以改變人們對這一風氣基本的認識與評估，因為它在本質反映了東晉上流社會偏安一隅、消極頹廢、耽於享樂的特點，並且造成了嚴重的社會影響，這是無可改變的歷史事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