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3年9月6日，國民黨五届十一中全會在重慶召開。會上反共頑固分子大肆誣衊共產黨“破壞抗戰、危害國家”，為掀起第三次反共高潮做輿論準備。鄧寶珊就是在這種情況下來到重慶的。

重慶煩悶的夏季，伴隨著國民黨的反共喧囂，使鄧寶珊忍無可忍。期間，蔣介石幾次找他談話，讓他列席國民黨十一中全會。

當鄧寶珊最後一次面見蔣介石時，直陳內戰是打不得的，並說：“我想把領袖擁護成華府，不願把領袖擁護成拿破崙。”

蔣介石十分震怒，稍停片刻，問鄧寶珊：“聽說你有個女兒是共產黨？”

鄧寶珊平靜地回答：“是的，思想不同，有什麼辦法呢？”

蔣介石表面上假裝一笑，不置可否。事後大罵鄧寶珊有“投共”嫌疑，密令胡宗南對鄧寶珊嚴密監視。

9月底，鄧寶珊乘飛機由重慶飛抵西安。

當時，胡宗南正偷偷從其他戰場上調集兵力，準備進攻陝甘寧邊區。蔣介石、胡宗南從政治、軍事和經濟上對鄧寶珊施加壓力，以迫使他反共。

11月下旬，鄧寶珊一行由西安經老家三原再度來到延安。這是鄧寶珊的第三次延安之行，也是他最後一次來延安。

時值國民黨的第三次反共高潮被打退不久，整個解放區反蔣情緒十分强烈。對鄧寶珊的處境，中共中央也是掌握一些情况的，毛澤東特地叮囑交際處要熱情接待，指出：“鄧先生是國民黨裏的聯共、抗日派，我們對他的方針不變。他如有困難，我們應按對國民黨軍隊區別對待的原則，給予政治上、物質上的幫助。“

對此，有些衕誌表示不理解。為說明團結鄧寶珊這樣的國民黨朋友的必要性，毛澤東專門列舉了當年“左”傾機會主義者不積極與福建人民政府合作的慘痛教訓。

根據毛澤東的訓示，工作人員把正在延安養病的續範亭接到交際處，以便他做鄧寶珊的思想工作。當年鄧寶珊任新1軍軍長時，續範亭曾在該軍任參謀長，兩人私交甚深。

毛澤東向續範亭提出對鄧寶珊應繼續堅持大力爭取的方針，並說：“對於國民黨裏的進步派、頑固派，我們絕不能等量齊觀，一定要區別對待。對進步派一定要真心誠意地幫助。“

一天，毛澤東派人到交際處接鄧寶珊、續範亭到自己住處談話，朱德、周恩來在座。毛澤東說：國民黨可能採取三個方向，第一個是直接投降和內戰方向，這條路是走不通的；第二個是一面假裝抗日，一面積極反共，這條路最終也是行不通的；第三個是根本放弃法西斯獨裁和內戰政策，這才是一條生路，我們大家必須為此而努力奮鬥。三民主義必須通過三大政策來實現。現在日本的困難越來越大，抗戰勝利在望，只須國共兩黨繼續努力了。

最後，毛澤東再次強調要走一條和平民主建國的道路：“國共兩黨發生的許多歷史事件，鄧先生你我是過來人。

歷史的經驗證明，內戰的路走不通。蔣介石只有從根本上放弃獨裁和內戰政策這才是國民黨的出路，我們大家必須為此奮鬥。“

鄧寶珊在延安期間，中共中央給予了熱情款待，安排參觀邊區軍民大生產成果展覽會，出席勞動英雄大會和文藝晚會。

當鄧寶珊參觀延安的大生產展覽時，更是興致勃勃，稱讚毛澤東“自己動手、豐衣足食”的政策英明。

忽然，一個20餘斤重的大南瓜映入了鄧寶珊的眼簾，他連連稱讚：“只有邊區才會長出如此大的南瓜。”

毛澤東不僅在思想上力促鄧寶珊思想轉變，同時也在生活上關心鄧寶珊。

鄧寶珊因長期勞頓，體質下降，在延安偶感風寒。毛澤東對他的病况非常關心，除親自慰問外，還請精通中醫的邊區政府副主席李鼎銘診脈。

考慮到馬上就要進入酷寒的時節，而鄧寶珊衣著不備，毛澤東還委託交際處長金城把十張上等的狐狸皮，作為大衣料贈送給他，並專門給金城寫了一封信：“狐皮十件，送鄧總司令做衣料，請轉交為盼！”

鄧寶珊在毛澤東和延安有關工作人員的關心照料下，病很快就好了。

中共中央及毛澤東對鄧寶珊的接待可謂周到，怕他寂寞，除了請來他的老友續範亭、南漢宸陪同外，還不時為他專門組織文藝演出。這中間還有一個小插曲。

一天晚上，交際處專門為鄧寶珊一行安排了一臺文藝演出，周恩來、林伯渠陪同觀看。

當時邊區還處在反對國民黨第三次反共高潮的餘波中，內部的審幹運動尚未結束，所以在艺文舞臺上表演的節目，大多是反映這兩個運動的。

抗戰劇團演的《血淚仇》反映的是河南人民在水、旱、蝗、湯（恩伯）的灾害下，被迫逃往抗日根據地求生，得到抗日根據地政府和人民熱情幫助的情况；延安部隊藝術學校演的《保衛邊區大活報》是表現邊區軍民反對胡宗南進犯、堅決保衛邊區的；魯迅藝術學院演的《趙富貴自新》是反映邊區軍民取得對國民黨特務鬥爭的勝利，爭取那些受國民黨特務欺騙拉攏的“失足者”，向政府主動坦白取得寬大處理的。這些戲很多內容是公開批判蔣介石的。

演出中，鄧寶珊坐在下麵顯得很尷尬。對每一個節目，他都不鼓掌，但又不得不隨著羣衆的鼓掌聲表示贊許。

當楊令德看到劇中蔣介石被打倒，從桌子上栽下來的場面時，說：“這樣的節目對我們壓力太大了。”

事後，周恩來和林伯渠責備了有關人員，說：“你們為什麼弄這些節目給他們看？明天另外搞一臺戲，再請他們一次。“

第二天晚上，有關部門又組織了一臺由延安平劇院演出的老戲，有《棒打薄情郎》《打漁殺家》等。《棒打薄情郎》演到金玉奴被其剛剛高中狀元的丈夫莫稽推下水後，就結束了。後面金玉奴被救起，最後又與莫稽團圓的一節統統删去了。

鄧寶珊看後非常高興，稱讚道：“這出戲改得好，階級調和改成了階級鬥爭！”

延安之行於12月中旬結束，給鄧寶珊留下了難忘的印象，毛澤東也成了他至誠的朋友。

此後，鄧寶珊與毛澤東經常有函電往來，單是毛澤東給鄧寶珊的親筆信就有十幾封。鄧寶珊的案頭經常放著毛澤東著作單行本和延安出版的《解放》《八路軍軍政雜志》等刊物。他讀過毛澤東的《抗日遊擊戰爭的戰略問題》《論持久戰》和關於辯證唯物主義講義等油印本，常和部下談論這些著作中闡明的觀點，認為毛澤東精通辯證法，對問題看得遠，想得深。鄧寶珊曾十分感慨地說：“毛澤東學問淵博，讀書很多，住的窑洞的書架上是馬、恩、列、斯著作，也有《三國演義》《紅樓夢》等古典文學作品，還有陝北各縣的縣誌。”

為進一步加強和鄧寶珊的聯系，共同將抗戰進行到底，1944年12月22日，毛澤東致信鄧寶珊，高度評價了他支撐北線，保護陝甘寧邊區的功勞。

去年時局轉換，先生盡了大力，我們不會忘記。八年抗戰，先生支撐北線，保護邊區，為德之大，更不敢忘。去秋晤敘，又一年了，時局走得很快，整個國際形勢都改變了。許多要說的話，均托紹庭兄專誠面達。總之只有人民的聯合力量，才能戰勝外寇，復興中國，舍此再無他路。如果要對八年抗戰作一簡單總結，這幾句話，鄙意以為似較適當，未知先生以為然否？

1945年8月，偉大的抗日戰爭取得勝利，中國革命進入了一個新階段。以中國共產黨為代表的人民福斯，和以國民黨為代表的地主買辦資產階級的階級矛盾日益尖銳，很快上升為中國社會的主要衝突。在神州大地，兩種命運、兩條道路展開了殊死搏鬥。

在這場决定中國前途與命運的大搏鬥中，每一個人都無一例外地面臨著選擇。鄧寶珊內心深處充滿衝突和鬥爭，一方面對共產黨的大公無私、艱苦奮鬥、廉潔奉公和與人民群眾血肉相連，十分欽佩，把共產黨看作建設中國的新生力量；另一方面對國民黨內部普遍存在的貪污腐化、腐敗無能，對蔣介石的獨裁專制、消滅异己、為個人和嫡系謀私利極為不滿，但又寄希望蔣介石迷途知返，為人民利益著想，實現國共合作，和平建國。於是鄧寶珊多次抵制蔣介石的內戰政策，同時拒絕了中國共產黨要他反蔣起義的要求。

1946年2月，國民黨六届二中全會在重慶召開。這次會議“是一個要消滅共產黨和中國民主勢力，把中國引向黑暗的大會”。

會上，國民黨政府國防部參謀總長陳誠狂妄地宣稱：“憑我數百萬裝備精良的國軍，一定能在三個月打垮共軍，六個月消滅共產黨。”

蔣介石的嫡系將領們個個摩拳擦掌，躍躍欲試。會場上一片火藥味。

見鄧寶珊坐在一旁一言不發，蔣介石就問：“你和共產黨打交道多年，對他們頗有瞭解，你的意見如何？”

鄧寶珊直言相告：“打不得。第一是經過八年抗戰，人民苦難深重，好不容易勝利了，需要有一個休養生息的機會，打的話，人心厭戰；第二是經過八年抗戰，民窮財竭，國力空虛，打的話，經濟上會崩潰。“

眾將面面相覷。

陰險狡詐的蔣介石假惺惺地說：“有道理。”

但蔣介石並不會囙此停下反共的步伐，反而變本加厲，積極調兵遣將，瘋狂地向解放區發動大規模的進攻。鄧寶珊不願捲入內戰的旋渦，便回到陝西三原家中，閉門不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