虞集說：“國家置中書省以治內，分行省以治外”，行省制奠定了中國的主要行政模式，這種行政模式更有利於提高中央王朝對於地方的控制能力。新中國成立之後山西省的十二個縣卻劃給了內蒙古，其中變化的緣由令人深思。

十二個縣出現的原因：

戰爭的不安定因素主要體現在農耕文明與遊牧文明的衝擊。

清朝與遊牧民族的戰爭來看，戰爭次數屈指可數，最為著名的就是御駕親征的康熙皇帝，三次西征噶爾丹，這是一種農耕文明與遊牧民族的戰鬥。

農耕民族與遊牧民族的戰鬥一直存在，農耕民族出現的社會分工能够將物儲存起來進而能够把文明傳承下去。而西北的遊牧民族往往地處貧瘠無法種植農作物，又恰巧遇到各種天灾進而南下入侵中原，這種事情持續了幾百年。

康熙帝在西北開戰是不佔優勢的，西北是遊牧民族的地盤，農耕民族自然不佔優勢。開戰的原因自然是噶爾丹統一準噶爾部後開始擴張自己的勢力，勢力擴張到十分强大的程度，擊敗和碩特部，征服哈薩克、滅葉爾羌汗國，稱雄西域，地盤的擴張自然會影響到了清政府，清政府自然不能够允許。

地理位置的優越，將十二縣中的部分縣作為防禦軍事重鎮。康熙率軍兩次出征出征噶爾丹潰逃，直到第三次噶爾丹死後康熙才松了一口氣。雖然噶爾丹雖然與清政府不斷地發生戰亂但他做出了不少的貢獻：統一西域和蒙古草原，給清王朝大一統打下了基礎。

西北地方在清政府的管轄觀念中是逐漸形成的，這種遊牧民族的政權並不讓清政府認可，隨著近代化的開展，清政府對於近代國家觀念才會形成，最為明顯的標誌就是派遣左宗棠收復伊犁。所以說在當時內蒙這個地方是遊牧民族的地盤，對於中原王朝上而言是兩種文明的衝突，存在軍事壓力。

在東北方面清政府控制了東北地區組成了聯盟，在中原和南方清政府的行省劃分已然能够全部的進行控制，但對於西北地方還是沒有完整的行政措施。隨著準噶爾部的强盛對清王朝來說就是戰爭的威脅才會由此覺醒需要防備。

乾隆時期對於準噶爾採取了很多的辦法，這種辦法間接的促進了十二個省的形成。山西的歸化城所具備的戰畧地位是十分大的，能够將軍隊收攏屯兵並且地理位置優越左擁黃河背靠科爾沁能够在黃河上開墾自給自足，而地形又適合屯兵成為軍事重鎮。

這種軍事重鎮能够駐紮防禦西北的戰爭威脅。1739年歸化築城完畢（呼和浩特舊城），1762年，移駐綏遠城（呼和浩特新城）故名綏遠。設歸綏道，屬山西省。

士農工商，農業是農民賴以生存的根本，小農經濟脆弱性導致了人口的遷移。山西這個地方地形複雜，農業並不發達不發達並且一遇旱灾便顆粒不收，導致了以農業為主的農民無法生存，出現了饑荒遍野，流民百萬這種局面。

所以很多人就開始逃離地區往周邊的地區生活，而歸綏道的十二個縣成為了容納灾民的場所，人口不斷地湧進給歸綏道提供了不斷地人口支持。

土地是中華文明的根，中華文明誕生在大河流域以天養人，所以土地是農民賴以生存的根本。小農經濟應運而生，但這小農經濟的興衰决定了農民的生活，所以古代的農民起義往往就是天灾導致農民賴以生存的土地顆粒無收。

脫離的劃分，成為內蒙古的一部分：

到了民國正是軍閥統治的時期，作為第二任民國大總統袁世凱對於內蒙地區的統治也是十分重視的，推行的是一種民政統治制度把內蒙古劃分了三個特別行政區其中就有綏遠，將歸綏道的十二個縣劃分為綏遠城管轄，此時的歸綏道也就是那十二個縣進入了綏遠特別行政區成為了一個新的省份。

綏遠省能够成為軍閥割據的地方為了軍事緩衝作用，緩解北方的壓力，而隨著北伐戰爭和抗戰的進行，綏遠成為綏遠人民政府。

解放戰爭結束後，綏遠和平解放，對於解放區的綏遠省人民政府與原國民政府綏遠省政府開始合併組成了今天的呼和浩特。由此結束了山西省內的管轄，正式組成了呼和浩特人民政府，十個縣脫離了綏遠省進入了內蒙古。

十二縣的劃分在清朝看來則是為了防禦外夷，而非是對中國板塊的規劃那麼的清晰，所以在對於準噶爾部落的敵對態度上才出現了歸綏道這些沒有很大區分的縣級都市。

在另一方面由於山西內人口飽和程度滿，天災人禍導致了饑民開始四處流散，政府為了穩定社會矛盾進而補充了歸綏道這十二個縣的人口。但這十二個縣還是歸於山西管轄，直到民國時期綏遠省的建立把十二個縣包含了進去成為獨立的省份。

解放戰爭後綏遠省最終被納入內蒙裏，作為綏遠省的十二縣也被劃分到內蒙成為今天的呼和浩特的一部分。

十二個縣的劃分歸於內蒙古展現了一個時代的歷史，從清朝的蠻夷觀到新中國成立的民族團結，這不僅展現了一個國家歷史的近代化也展現了一個國家民族觀念的近代化。

而包含十二個縣的綏遠省名稱的變化也展現了不同時期下當局政府對於此地的安排，清政府的軍事因素比較多，為了防止西北的遊牧民族的進攻進而劃分為綏遠道，到了民國則是緩解北方壓力進而進行了省的劃分，到了新中國的時候劃分為呼和浩特規劃了明晰版圖促進了民族融合。

所以一個地區的變化我們不能只看名稱的變化，更多的是看變化的歷史深究變化的原因，這有助於我們思考方面的全面。

文/暗雪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