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獨秀被捕後,小29歲的妻子方知他真實身份,毅然陪坐牢5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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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陳獨秀是五四運動的“總司令”,新文化運動的號召者,曾影響了整整一代熱血青年,在中國點燃了無產階級革命火種,但1927年他因為右傾投降主義錯誤,造成大革命失敗,在一片責備聲中辭職,1929年被開除黨籍。陳獨秀晚年窮困潦倒,在上海隱姓瞞名,住在一處貧民窟裏,賣字為生,身體多病,又無人照顧,此時,他遇到鄰居的年輕女工潘蘭珍,比他小29歲的潘蘭珍出於關心和同情,嫁給了這個看起來很有學識、有思想卻又落魄不堪的長者。

陳獨秀是五四運動的“總司令”,新文化運動的號召者,曾影響了整整一代熱血青年,在中國點燃了無產階級革命火種,但1927年他因為右傾投降主義錯誤,造成大革命失敗,在一片責備聲中辭職,1929年被開除黨籍。

陳獨秀晚年窮困潦倒,在上海隱姓瞞名,住在一處貧民窟裏,賣字為生,身體多病,又無人照顧,此時,他遇到鄰居的年輕女工潘蘭珍,比他小29歲的潘蘭珍出於關心和同情,嫁給了這個看起來很有學識、有思想卻又落魄不堪的長者。

潘蘭珍

新婚不到兩年,陳獨秀突然因為被秘書謝力公(謝少珊)出賣而被抓捕入獄,潘蘭珍得知真相後,大吃一驚,卻並未囙此離開陳獨秀,而是一心追隨,生死不弃。

陳獨秀後來被判刑入獄,在南京老虎橋監獄服刑,而潘蘭珍就在南京租住了房子,不斷出入監獄,為陳獨秀奔走、送信、料理生活,直到1937年陳獨秀出獄,她又陪陳獨秀前往重慶江津隱居,與一大家子人過著貧困生活,日夜勞作,卻始終無悔,更不曾慫恿陳獨秀去接受國民黨的高官厚祿,1942年,陳獨秀病故後,潘蘭珍回到上海,在一家小學校裏做校工謀生,幾年後因病去世。

她陪伴了陳獨秀最後12年艱辛歲月,奉獻了自己的所有,卻沒有一絲一毫自利的打算,在陳獨秀悲劇性的下半生中,潘蘭珍是他最大的溫暖。

1、苦難中長大的潘蘭珍,邂逅鄰居“李先生”,二人日久生情

潘蘭珍是江蘇省通州餘西鎮大悲殿村人,比陳獨秀小29歲,父母都是貧苦農民。

4歲那年,她隨父母逃荒來了上海,不久又有了弟弟、妹妹,一家人在上海無依無靠,只能做苦力謀生,她父親潘志義在英美烟草公司裏當裝卸工,母親則沿街拾垃圾,潘蘭珍13歲就去了紗廠當童工,倍嘗生活的艱辛,17歲那年,她還遭到流氓工頭的强暴,生下一子,卻不幸夭折了。

為了擺脫流氓工頭的糾纏,她只得辭了工,去父親所在的烟草公司做事,他們全家人住在熙華德路的一個亭子間裏,這裡是上海的一處貧民窟,生活的大多是苦力和勞工,1930年,她家前面的一處石庫門房子裏,搬來了一個姓李的老先生,看起來頗為與眾不同,神情嚴肅卻為人和善,戴一副眼鏡,知書達理,還會寫一筆漂亮的毛筆字,兩家相鄰不遠,“李老先生”常與潘蘭珍在路上邂逅,也引起了潘蘭珍的注意。

陳獨秀

她發現這位“李老先生”無親無故,一個人居住,平時雖有一些年輕人上門找他,但他的生活卻根本無人照顧,看起來總是衣衫骯髒破舊、身體也不太好。

一次,“李老先生”突然胃痛發作,倒在路口,被潘蘭珍看到了,急忙把他送往醫院,回家後,她出於同情,又特地上門照顧這位長者,這才發現,“李老先生”住的破房子裏家徒四壁,卻有不少大部頭書籍,有中文的,也有外文的,桌上還堆放著稿紙,上面寫滿了字。

這位“李老先生”就是陳獨秀,當時他被開除黨籍,蔣介石又懸賞三萬大洋通緝他,陳獨秀只能隱姓瞞名、東躲西藏,可遇到身材嬌小、圓臉大眼、溫柔體貼的潘蘭珍後,陳獨秀漸漸生出了感情,她雖然貧窮卻衣著整潔,雖未受教育卻舉止文雅拘謹,雖然善良本份卻受盡命運折辱,天下為什麼如此不平,而他為勞苦福斯謀福利的政治主張為什麼難以成為現實?這一切讓他深思。

而他充滿正義感的想法和語言,也讓潘蘭珍認為他心地善良、可以依靠,於是,二人慢慢有了感情,就在當年正式結婚。

2、被叛徒出賣入獄,潘蘭珍不離不棄

陳獨秀當時51歲,潘蘭珍22歲,陳獨秀便以一個長者的身份呵護、指點著自己的年輕妻子,他教潘蘭珍識字讀書,教她背誦唐詩,還跟她交流自己的想法,讓潘蘭珍感受到,自己並不生來貧賤,而是被權貴者剝奪了受教育和成長的機會,才會有苦難的命運。

潘蘭珍聰明伶俐,一教就會、一點就通,而她也意識到,“李老先生”决不是一個普通的落魄文人,與他來往的人都不平常。為了保護行踪,“李老先生”經常搬家,他們婚後,先搬到周家咀路一條弄堂底裁縫鋪的前樓,後來又搬到法租界岳州路永興裏11號樓上。

她從不打聽陳獨秀的身世和行踪,只管上班掙錢,其他時間就無微不至地照顧著陳獨秀,陳獨秀常年到處奔波,身體多病,胃病十分嚴重,常病到奄奄一息的地步,有了潘蘭珍的照顧,便慢慢恢複了正常。

兩人一直沒有子女,兩年後,潘蘭珍認為自己不會生育了,就征得陳獨秀同意,抱養了一個女兒,陳獨秀為女兒起名潘鳳仙,這讓潘蘭珍越發相信,“李老先生”用的是假名字。

1932年10月15日,潘蘭珍送女兒回南通時,陳獨秀獨自在家,突然被公共租界的巡捕們破門而入,巡捕們在他所住的房間,查抄到各種檔案及中、英、俄、日文書籍幾大箱。原來,由於陳獨秀秘書及聯絡員謝力公(後為軍統特務)的出賣,國民黨才發現了他的下落。

潘蘭珍回到上海,才從報紙和街頭巷尾的傳說中,知道自己被抓走的丈夫就是陳獨秀,屬於“共黨要犯”,不禁感到震驚。

此時,陳獨秀已被帶往南京,報紙有不少極右分子鼓吹應對他處以死刑,陳獨秀在去南京的火車上,黯然想到潘蘭珍從此不會再出現在自己的生活中,他連真實名字和身份都告訴她,又是重要的政治犯、通緝犯,兩人也沒有共同的孩子,只要潘蘭珍稍微有一點趨利避禍的打算,都决不會再找他這個老頭子。

而令他沒想到的是,他剛到老虎橋監獄,潘蘭珍就趕來探監。陳獨誠十分感動,但還是勸說她離開自己,他說:“你快回去,好歹上海還有工作。你想想,我在監獄裏還能給你什麼呢?”

晚年陳獨秀

而潘蘭珍執意留在南京,她在陳獨秀的學生、南京國民政府教育部次長段錫朋家裡暫住了幾天,認為段家是“大官”,住著不方便,就在監獄旁租了間舊房子,做零工維持生計。當時老虎橋監獄對政治犯還算寬大,陳獨秀不但在獄中有單間能看書,潘蘭珍也能經常入獄探訪,就近照顧陳獨秀。

對於潘蘭珍的决定,陳獨秀深感意外,也十分感激她的豪俠與不離不棄。由於潘蘭珍經常入獄探訪,陳獨秀不能辦的事,全都交給她跑腿和聯絡,在獄中,陳獨秀安下心來讀書,還著書立說,寫了不少文章和詩作。

1937年8月13日,日軍飛機轟炸南京時,陳獨秀住的單間牢房的房頂被炸塌,他躲在桌下,才逃過一劫。陳獨秀認為自己已經大難臨頭,南京又將困於炮火,便催促潘蘭珍快回南通老家避難,潘蘭珍拒絕了,她說:“我是你身邊唯一的親人,我怎麼能走,死就死在一塊兒吧。”

直到一個月後,日軍已經兵臨南京城下,蔣介石要陳獨秀寫一個書面檢查,就放他出獄,陳獨秀堅決予以拒絕,隨後,在胡適等人的呼籲下,陳獨秀才被釋放出獄。

3、隱居重慶江津多年,照料陳獨秀一家三代人

1937年9月,南京城外炮火連天,陳獨秀和潘蘭珍乘船前往武漢。

路上經過陳獨秀的老家安慶,可他卻沒有下船,而是自覺無顏面對故鄉父老。

高曉嵐

他的原配夫人高曉嵐為他生了三子二女,長子陳延年、次子陳喬年均是一代人傑,卻在白色恐怖中被蔣介石下令殘殺,長女陳玉瑩兩度赴上海為兄長們收屍,悲痛過度、精神失常,在上海醫院裏病重身亡,消息傳回安慶,高曉嵐也抑鬱病故,而高曉嵐唯一的妹妹高君曼不顧非議,與顯赫的家庭决裂,與陳獨秀私奔到杭州,陪伴他15年,還曾與他一起入獄,卻終因貧病之故,二人黯然分手,此時高君曼也已病逝。

高君曼

他這一生,從沒給家裡人帶來財富、地位和任何好處,一番轟轟烈烈的革命事業,反而讓家人擔驚受怕、受盡煎熬。

想起這些往事,陳獨秀深為愧疚,也囙此格外珍惜身邊的潘蘭珍。

抵達武漢後,陳獨秀的到來成了重要新聞,各色人等不斷造訪,蔣介石也派人對他進行利誘,陳獨秀趕緊離開了這個是非之地,在友人的幫助下,前往遠離重慶90公里的江津縣陳居,而潘蘭珍也支持他的决定。

陳獨秀

安慶失守後,陳獨秀的三兒子陳松年帶著祖母、妻兒流亡到四川,一家六口人住到了一起,當時陳獨秀的嗣母謝氏(其叔父陳衍庶的續弦夫人)已經雙目失明,而潘蘭珍對她十分孝敬,每天都幫她梳洗、修剪指甲、捶背,陳獨秀本來就兩袖清風,也不事生產,整天關在家裡著書立說,潘蘭珍很能吃苦,她想盡辦法維持一家人生活,一次,家中實在無米下鍋,她把自己僅剩的一點首飾也送到當鋪。

多年後,陳松年深情地回憶說:“她(指潘蘭珍)待我父親很好,父親晚年全靠她。她平時少言語,做事勤快俐落。我們對她很尊重,尊之為母,我的兒輩喊她奶奶。”

不久,縣城裏湧來了大量難民,他們的生活更難維持了,陳獨秀的兒子、兒媳分別到學校去教書,而江津鄉下鶴山坪一個姓楊的大戶人家,慕名前來聘請陳獨秀住到楊家,為其曾祖父楊魯丞進士整理遺稿。

據說楊魯丞的學問曾受到章太炎的奚落,楊家為了幫祖上挽回名聲,才刻意來請名氣更大的陳獨秀幫忙潤色文稿,還想獲得幾句他的譽美之詞,結果沒想到陳獨秀的脾氣比章太炎更耿直,整理了兩天,就搖頭說楊進士的手稿沒什麼學術價值,沒多久,他交付了楊家的書稿,搬到西厢房,開始整理自己的文稿去了。

陳獨秀江津舊居

楊家雖然不好讓他搬走,但也就不再供給他伙食。而陳獨秀看鶴山坪四處大山環繞,人迹罕至,正是埋頭做學問的好地方,深感滿意,也不再搬遷。

潘蘭珍在村裡開荒種地,維持二人生活。夫妻在院子外面開了幾處菜畦,收穫了南瓜、茄子、蘿蔔和洋芋等不少菜蔬。前來探望他的人,一方面為陳獨秀的處境感到辛酸,一方面也看到陳獨秀和妻子的感情很深。

陳獨秀長期以洋芋果腹,營養不良,胃病又加重了,卻仍拒絕前來拉攏他的各方勢力,當時,國民黨中央組織部長朱家驊曾送他5千元,陳獨秀拒收,朱家驊又轉托張國燾送來,仍然被陳獨秀拒絕了。

戴笠親自登門拜訪,轉告他,蔣介石請他擔任國民政府勞動部長,還許諾給他十萬元及五個參政席位,陳獨秀予以痛斥,他說:“叫我當部長是假,叫我點綴門面是真。他殺了我們多少衕誌,包括我的兩個兒子,把我關了許多年……這不是異想天開嗎!”

陳獨秀一直不想讓別人知道的是,他的出身並非平民,其嗣父是前清道臺、富甲一方,還是張作霖的義父,其岳父是安慶副將、二品武官,僅在安慶就有四千畝田產,金錢根本就不能讓他動心。

在陳獨秀的最後歲月裏,他生活得窮窘异常,卻在精神世界裏馳騁得很遠,其留下的許多文稿,頗有超前的思想性。

1942年5月27日,無錢治病的陳獨秀為了治胃病,飲用發酵的蠶豆花水導致食物中毒,纏綿病榻半個月得不到有效救治身亡,臨終前,他拉著潘蘭珍的手,反復摩挲,遺言道:“蘭珍吾妻,我去後,你務求生活自立,倘有合適之人,可從速改嫁,安度後半生。”

潘蘭珍遵照陳獨秀的遺願,沒有頂著陳獨秀夫人的名號去尋求好處,而是去了四川一家農場勞動,從不張揚。1946年,抗戰勝利後,她重返上海,把養女潘鳳仙接到身邊,靠在一家小學校食堂裏煮飯來養活母女二人,直到1949年因癌症去世。

她對陳獨秀的感情是非常樸實的,與名利毫無關係,是一種出自本心的依戀與信任,而正靠了她這種帶有豪俠色彩的淳樸感情,陳獨秀才能與她相依為命,在他悲劇性命運謝幕之前,度過一段難得的安寧歲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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