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籍是人類進步的階梯，是站在他人的肩膀上看世界的鑰匙，是智慧的鑰匙。現代教育中語文的地位正在攀升，無論是小學、中學還是高中的語文教育中，古詩、文言文、文學常識和閱讀的重要性被一再提到，尤其是要提高中小學生的閱讀能力。

一到寒暑假，學習群內最熱門的話題應該就是“假期讀書清單”了，許多公眾號會按照年級列出十多本合適的讀物供家長選擇，學校也會提供官方的“讀書清單”，讓學生在假期中也不要忘記充實自己，開闊眼界。

近年來，各大高校也推出了類似的“推薦書單”，比如清華北大建議大學生必讀的10本書，從《山海經》、《資治通鑒》到《拖延心理學》、《影響力》，由古至今，從國內到國外，方方面面都包含到了，如果真的有學生認真讀完，不說打通任督二脈，單說補充自己的學識和提升境界方面就會有很大的幫助。

其實並非現代才有“書單”這個東西，古今中外有不少文人墨客都曾經提供過“閱讀清單”，《月亮與六便士》的作者毛姆就是其中非常有名的一比特，他的著作《閱讀是一座隨身攜帶的避難所》和《毛姆書單》等都詳盡記錄了這位大作家對其他作家及其作品的看法。

克裡夫頓.費迪南的《一生的讀書計劃》曾經是歐美家庭的必藏書目；其他比較有名的還有比爾.蓋茨每年會開的書單等等。

中國也有許多文人曾經開出過自己的書單，錢穆老先生就曾經在西南聯大教書的時候給他的研究生班級開過一張“文史書目舉要”得清單，其中包括了24本文史書籍和8本錢老撰寫的著作，他認為只有學貫古今中西，才能真正稱得上是對文史入門了，錢老的謙遜博學可見一斑。

錢穆老先生是近代我國著名的教育家、歷史學家和思想家，他曾經發表過“中國的首都，决不可設在江南”的文章，極力反對遷都江南，這是為什麼呢？

自學成才的歷史學大師

錢穆出生於1895年，小的時候父親對他和哥哥寄予厚望，只可惜在他上中學的時候父親染病過世，差點連書都讀不上。多虧老師知道他家中貧困，又愛惜他的才華，對他多有照顧，錢穆才能繼續讀到中學。

1911年，武昌起義爆發，學校停止辦學，錢穆只能被迫輟學。

1912年，錢穆由親戚推薦在一家小學任教，初執教棒的他每週上36個小時的課，涉及範圍有國文、史地、英文、數學等等。

為了充實自己，他一邊教書一邊自己繼續鑽研苦讀，將《孟子》、《史記》、《四大改錯》等書籍翻來覆去地看，還苦心鑽研了清代乾嘉諸儒和相關學術資料，錢穆算得上是一比特自學成才的學者，他曾自述道，“餘幼孤失學，本不知所以治史。增知識，開見解，首賴報章雜誌。”

他的一身學問就是在通讀史書後得來的，他的讀書辦法只有一個：讀書必自首訖尾，通體讀之。不抽讀，不翻閱。李敖曾經評論錢穆說，“老先生就是這樣做的學問，他就是古書念得熟”。

由於喜歡讀《東方雜志》，錢穆開始投稿給該雜誌，他的文章見解獨到，但由於涉及外交機密後來沒有發表。

1914年開始，錢穆轉到鴻模學校任教，這個學校分高年級和初年級，錢穆負責高年級班的國文和史地課，課時的縮減使得他有更多時間放在自學《中國曆史教科書》等書上，他夢想著考進北大。

1915年，他再次轉校到無錫縣第四高等小學做教師，這個時候他的課時和教書任務頗為繁雜，但他仍堅持看書的習慣，每日清晨讀難懂的書，日間閱讀輕鬆一些的閒雜書，入夜讀一些史書，就這樣充分利用課閑的每一分鐘。

經過幾年的時間，錢穆逐漸將自己研究《論語》的經驗和看法編輯成《論語文解》一書，並於1918年由商務印書局出版，這是他的第一本著作。其後數年，他又逐漸出版了《墨經解》、《中國學術思想史論叢》等書，逐漸在學術界有了一席之地。

從1919年一直到1929年間，錢穆又陸陸續續出版了自己的幾本著作，後來都收編在他的《中國學術思想論叢》中。

1930年，錢穆發表《劉向歆父子年譜》，受到了廣泛的關注，這篇文章引經據典，非常有說服力，使得當時許多人認為錢穆是古文家。隨後顧頡剛推薦他到燕京大學擔任國文講師。同年，他在《燕京學報》發表《周初地理考》和《周官著作時代考》，進一步奠定了他在古文學術界的地位。

1931年夏天，錢穆應聘北大講師，成功擔任北大歷史系中國上古史和秦漢史兩門課的講師。錢穆的北大夢終於圓滿了，他確實是一比特少見的自學成才，實現逆襲人生的學者。

“首都决不可設在江南”論

抗戰後期，錢穆先後發表了兩篇文章，他認為中國的首都，决不可以設在江南地區。

1937年，錢穆從洛陽到長安，一路上看遍了西北大漠的風景，他深深地感到這些地區的落後現狀如果不加以改善，必然會成為中國未來發展的瓶頸。

當時江南地區相對發達，人民生活水準也遠遠超過了西部地區，如果不加以平衡，勢必會造成兩個經濟區域的巨大差异，從而導致價值觀的差异，不利於消解人民內部矛盾。

我們都知道，沿海地區的經濟會比內陸地區發達許多，人類的文明幾乎都是從河流附近開始孕育的，而沿海地區除了擁有豐富的水資源，還有更多對外通商的機會，這裡的人口密度也遠遠高於內陸地區，在勞動力充足的情况下，都市形成了良好的發展趨勢，這也會愈發吸引別的地方的人才投奔此處。

西北地方由於缺少重要的水資源，一直以來土地都不是特別肥沃，有些地區仍處於長期的荒蕪狀態，人口密度和都市密度也較低，多數的土地還是用來開墾農作物，以農村為主要社區形式。

在技術落後，勞動力也不足的情况下，經濟停擺甚至後退，就更沒有人想留在這片黃土高坡上了。常言道旱的旱死，澇的澇死，當時國內的情况大致就是如此。

抗戰勝利後，錢穆再次提出了自己的定都論，並且說他認為應該把都城定在西安，因為西安地處中國版圖的中心位置，將首都定在這裡，有利於兩邊的發展。他認為建設國家不能只看重一部分地區的發展，而是應該看到全域的發展。

如果定都在西安，可以由中央政府進行全面的發展規劃，逐步將西北部和西部地區的經濟帶動起來。此外，在內陸地區定都還可以有效地保護抵禦外敵的侵略，這一點也是江南不能作為首都的原因之一。

新中國定都北京

1949年9月，中央政府關於定都在哪裡展開過一系列激烈的討論，初步擬定了最終的候選都市為上海、北京、哈爾濱、延安、南京、洛陽和開封，西安雖然也獲得了高票，但最後並不在中央政府的選擇範圍內。

這是因為中央政府考慮到西安的北面是黃土高原，南面是秦嶺，用地範圍比較匱乏，附近的水資源不够充沛，且缺乏能通行重型船隻的河道，在水路交通缺乏優勢，不利於突發事件的反應速度。

但上海和南京等地也很快被排除了，正如錢老說的那樣，江南繁華之地作為通商口岸是非常有利的，但政治中心放在江南只有百害而無一利。

最後新中國定都在北京，這是因為一來北京有悠久的文化和歷史，且是幾代王朝建功立業的地方，從人民群眾的心理上，比較容易接受。

二來北京擁有北大和清華兩個高等學府，許多抗日救亡運動和學生運動都在這裡點燃星星之火，群眾基礎是比較好的。

最後北京位於華北平原，地勢平緩，有利於都市的發展規劃，周邊發展的空間也很充足，長期來看有利於推動京津冀地區的協同發展。

1949年9月27日，北平正式複名為北京，成為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首都。一直延續到現在。

小結：

可以看到，錢老的遷都論有他的道理在，也有目光不足的地方。這與錢老的經歷也是大有關係的。錢穆老先生是我國近代難得的一比特自學出師的歷史學家、思想家和教育學家，他的專長是熟讀古籍和經典名作，擅長從中抽絲剝繭，吸取精華。

從錢老的著作中也可以看出，他精於溯源追本，融會貫通，能够整理出一套比較能被現代人接受的資料體系，但是他最缺乏的是對這些知識體系的總結歸納和推陳出新，這與他缺乏系統的教育也是有關係的。

錢老能從歷史書本中看出問題的本質：定都江南地區是不符合社會發展規律的。但他在定都一事上選擇了地域資源較為貧瘠的西安也是欠缺考量的，這也許就是他的局限性吧。

但不論如何，錢老作為一名優秀的歷史學家和思想家，一生都專注於學術，為我們貢獻了許多有價值的史學研究報告和著作，仍然無愧於大師的稱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