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軍戰俘後人接受攝製組採訪。資料照片

  記者張熠

  “8年前的這個月，我决定去蒐索‘里斯本丸’沉船。動力就是好奇心，以及想記錄這段歷史的緊迫感。”6月14日，導演、製片人方勵帶著紀錄片《裏斯本丸沉沒》在上海國際電影節首映。

  八年磨一劍，這位把做電影當成副業的海洋科技專家，終於松了一口氣。“我完成了一個內心的承諾，電影花了多少錢、多少時間都不重要，它託付的是2000多個家庭的希望和期盼。1800多個戰俘家庭希望看到他們父輩的經歷；200多個舟山漁民家庭，他們父輩的善舉、壯舉理應被記住。”

  再不記錄就來不及了

  1942年10月，日軍徵用“里斯本丸”號客貨船押運1800多名英軍戰俘從香港返回日本，途經舟山附近海域時被美軍擊中，800多名英俘遇難，384名英俘被當地漁民捨命救起。此即“里斯本丸”事件。

  2015年，習近平主席訪英期間以“里斯本丸”營救事件為例，強調中英兩國人民在戰火中結下的情誼永不褪色，成為兩國關係的寶貴財富。2022年，習近平主席覆信“里斯本丸”號船倖存者家屬，鼓勵其繼續積極致力於中英友好，期待更多英國朋友為中英關係作出貢獻。

  時間回到2013年，方勵在浙江省東極島拍攝電影《後會無期》時，第一次從舟山漁民口中聽聞“里斯本丸”事件，深受震撼。“我感動於中國漁民的壯舉，也放不下那些英國戰俘。”3年後，無法放下這個故事的方勵，决心拍攝一部面向全球觀眾的中英文紀錄片，打撈這段歷史，也打撈1800多個被人遺忘的戰俘故事。“調查歷史、澄清歷史，要有物證，按照記載的沉船座標，我們去搜尋‘里斯本丸’沉船，前十天一無所獲，最後在相差36公里的地方找到了它，並繪製了聲呐圖。”

  方勵感慨，選擇講述“里斯本丸”事件的故事，始於一種電影人對於時間緊迫感的直覺。“在我開始拍攝這個故事時，只有寥寥幾比特親歷者在世，年齡都高達90多歲。”再不記錄，便來不及了。2018年3月，攝製組首次來到舟山，採訪了親歷“里斯本丸”事件的漁民林阿根，當時他已經94歲。而後，又前往英國採訪時年99歲的親歷者丹尼斯·莫利。

  《裏斯本丸沉沒》完全取材於真實歷史事件，8年來，其拍攝經歷了重重困難。在英國，這一事件並不為福斯所知。為了尋找戰俘後人，攝製組在英國主流媒體上投放了大幅廣告，最終成功與380比特戰俘家人取得聯系，攝製組還尋訪了百餘座英國城鎮，收集上萬張歷史照片，面對面採訪近120比特戰俘後人，研讀了百萬餘字的英文、日文資料。

  在場中國觀眾流淚了

  《裏斯本丸沉沒》首映這天，多位“里斯本丸”事件的親歷者後人不遠萬里飛抵上海，在上海影城觀看了影片首映。

  簡·克萊門茨和凱瑟琳·伯奇帶來一塊2.4千克、長12英尺、寬8英尺的石碑，她們是遇難者肯尼思·霍金森的侄女和表妹。這塊小石碑，是她們為長輩準備的墓碑，上面刻著霍金森遇難時的年齡——22歲，編號——3055984，以及遇難時間——1942年10月2日。“第一次去這個家庭採訪，她們帶我去查家譜，還去了家族墓地，那裡有一個空墓。這次，他們要把這塊墓碑沉入遇難者長眠的海底。”方勵說。

  “我一直想感謝中國的老百姓，尤其是舟山的漁民，沒有他們的義舉，就沒有今天的我坐在這裡。”肯尼思·安德魯·薩蒙回憶，他的父親是“里斯本丸”事件的倖存者，但父親餘生都活在內疚中，因為他的很多戰友都去世了。“很長一段時間，父親不願意談論這件事。後來，他開始寫回憶錄，記錄在‘里斯本丸’上死去的人們。”

  親歷者後人菲利普·格雷厄姆·班布裏奇，很感謝《裏斯本丸沉沒》的問世。“我媽媽一直在等待她的父親回家，守著父親送的洋娃娃，等了一輩子。”他說，媽媽一度無法釋懷，到處打廣告，詢問是否有人見過她的父親，知道他的遭遇，“她看到紀錄片的粗剪版後，終於知道了父親因為什麼失去生命，釋然了。”另一比特親歷者家屬說，“在場的中國觀眾，跟我們的親人沒有任何關係，但很多人流淚了。我很感動，隔著這麼遠的距離，還有這麼多中國觀眾關注這段歷史。”

  “不過六七年間，我們在銀幕上看到的這幾比特親歷者都去世了。”在該片國際策劃焦雄屏看來，《裏斯本丸沉沒》是電影史上少有的創作作品，“像調查報告一樣，填補歷史上的某個空白，也可以引發下一代對戰爭的思考”。

  “我是半路出家的電影人，我是因為觸動來做電影，我陰差陽錯地逮住了這段歷史。”方勵感慨，拍這部紀錄片，既感到心累和傷痛，但也總算松了一口氣，“8年不算什麼，18年我也把它幹完，這件事開始了就沒有回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