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杜晨薇

一

  2021年，何映珂從工作了20餘年的世界巨頭製藥企業葛蘭素史克辭職，回中國上海，創立了源健優科，承接細胞與基因治療的定制研發生產業務。

  公司初設在距離外高橋地區標誌性幹道富特北路不遠處的一棟辦公樓裏。不到一年後，占地1.3萬平方米的源健優科研發與生產基地，在4公里外的意威路上拔地而起。

  相似的場景，發生在20年前。

  2000年，北大畢業後赴美深造的李革回國創業，從外高橋一間650平方米的實驗室起步，創建了藥明康得。再後來，藥明康得在紐交所上市，其廠房面積也擴大至當初的329倍。產能和業務的爆發式增長可想而知。

  但歷史從來不會簡單重複。

  這20年間，中國早已不再是當年的中國。在創新藥被視作天方夜譚的時代，李革將醫藥研發外包這種模式引進中國，為中國生物醫藥產業走出去參與國際競爭，闖出一條新路。

  而何映珂所處的創業環境，是產業鏈大幅完善、制度環境日趨成熟、社會認知普遍提升的今天。

  資料統計，2015—2020年，我國生物醫藥基礎研究論文發表複合增速為14.3%，約是美國的2倍。醫藥創新相關專利申請數量的全球占比從2015年的25.0%增長至2019年的29.2%。現時，我國生物醫藥行業存續和在業的企業共2萬餘家，醫藥市場超過日本，居世界第二。

  幾代中國行業專家、創業者終於合力把“做藥”這件事推向風口，也為今天討論和觀察中國式現代經濟體系的探索實踐，提供了特別的視窗。

  李革和何映珂雙雙選定的外高橋，是其中一個視窗。

二

  上海中環，從西向東過了翔殷路隧道，就是浦東新區北端的產業板塊——外高橋。

  這裡地處黃金水道和黃金岸線交匯點，自1990年國務院批准設立保稅區以來，依託“境內關外”的保稅優勢，外高橋很快成為“世界之門”。

  早期，這裡進行的是大量的來料、進料加工和輕紡家電產品貿易。再後來，外高橋的貿易物流優勢滲透到微電子行業、汽車零部件研發製造行業，形成新的產業群。

  生物及製藥企業在外高橋的集聚，也是在這一背景下發生的。“特別是藥明康得落戶壯大後，引發連鎖反應。今天，外高橋已有超過800家生物醫藥和醫療器械公司。”外高橋招商團隊上海外聯發商務諮詢有限公司總經理壽曉琪說。

  其中，提供研發生產外包服務的企業機构，增長尤為明顯。這顯然是全球產業升級、國際分工深化的結果。

  據何映珂觀察，當前國際上生物醫藥產業已經走向高度細分，特別在細胞和基因治療領域，整個產業鏈上的外包環節占比已經達到70%。提供全球化契约定制開發與生產服務的美國龍沙製藥，訂單長期飽和。一家新藥研發公司如果想請龍沙幫忙定制一個病毒載體，經常要等一兩年。

  不過，這些企業機构的佈局有其獨特的地理特徵。從市場配寘資源角度看，這類企業高度依賴全球市場的供應鏈網絡，以及足够規模的產業空間。放眼全市，乃至全國，同時擁有港區地理優勢和通關便利的地方，外高橋必然榜上有名。

  源健優科此時要立足中國，並在全球市場分一杯羹，除了保障自身科技優勢外，必然要依靠外高橋的資源。

三

  去年10月，總部位於美國新澤西州的金斯瑞集團在上海設立研發生產機构金斯康，同樣選擇了外高橋。

  “公司主要開展體外細胞模型和重組病毒載體兩大類業務，客戶80%來自海外。”上海金斯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實驗室負責人譚號說。過去，金斯康在國內其他內陸都市運營，發現細胞、人血等特殊物品的進出口審批流程長，政策也常有不確定性。“如果產品無法按時交付，就會耽誤客戶的新藥研發進度，我們也將失去訂單。” 

  上海是全國最大貿易口岸，進出口總額連年增長的同時，特殊物品審批的經驗和創新監管的實踐，也在全國範圍內有先行優勢。為了抓住全球細胞治療行業迅猛發展的窗口期，金斯康毅然將研發機構拓展至上海，去年一年的銷售增長就超過了70%。

  顯然，在中國加快構建新發展格局、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的當下，强化國內國際兩個市場、兩種資源的黏合，已經逐漸成為微觀實踐的主流。而這也給政府的營商服務水平提出更高要求。

  為了讓金斯康的業務提速，上海外聯發商務諮詢有限公司海關事務團隊協助企業優化了特殊物品風險評估的海關申報方案，大大加快了金斯康慢病毒載體的出境時效。

  “我們這才有信心立足上海，面向全球承接業務。”譚號說。

四

  “往前10年、20年，中國可能做不了新藥。”

  這不是何映珂的一家之言。長期以來，中國的生物醫藥市場呈“啞鈴型”，一頭是國產仿製藥，另一頭是海外進口藥，國產新藥幾乎沒有空間。

  上海仁會生物總經理左亞軍10年前推廣糖尿病領域首款國產創新藥時，仍有人質疑：你這是從海外哪個藥廠引進的？

  這樣的質疑關乎信心，更關乎整條產業鏈的完備程度。要知道，20年前左亞軍的實驗團隊想做基因測序，還需要打“飛的”把樣本送去德國。10年前葛蘭素史克在中國建立第一個研發中心，還被認為是件不得了的事情。

  但今天不同了。至少在外高橋地區，一家新藥公司想做基因測序，大大小小的檢測機構都可以輕鬆承擔。更不用提從研發、臨床、生產、銷售等各個環節尋找合作夥伴了。

  去年，專注於基因測序的企業序禎達生物，與瑞典一家創新蛋白組學解決方案公司Olink建立合作夥伴關係，並成為其在中國的第一家合作實驗室。

  序禎達生物聯合創始人兼首席資訊官費家俊介紹，這一合作是通過外高橋的招商團隊牽線達成的。“招商過程中，他們發現我們兩家業務有重合，就介紹大家合作，最終實現了落地轉化。”

  這樣的本土化合作，對序禎達生物而言早已是家常便飯。“不誇張地說，張江、外高橋所有叫得出名字的新藥公司，幾乎都是我們的客戶。”

  那些馬路上疾馳的送樣車，把基因測序所需要的時間和物流成本壓縮到最低，也成了近年來中國生物醫藥產業得以降本增效的一個縮影。

五

  當然，以上這些還遠遠不夠。現時，我國產業經濟正穩步向高品質發展邁進，“全球價值鏈中高端、高附加值、科技和知識密集型產業”被視作未來產業升級和經濟結構調整方向。

  生物醫藥行業毋庸置疑身處其列，但國內相關領域仍有極大進步空間。

  多位業內人士在採訪中指出，中國生物醫藥在產業價值不高的一端，鏈條更全，規模效應更顯著。而在價值鏈的高點，與已開發國家的先進科技仍有不小差距。

  “不過，我們也應看到，產業鏈的價值節點始終在跳躍。恰如電腦行業曾經利潤最高的環節是組裝，晶片製造甚至無人問津。如今卻反過來了。我們今天專注的某些看似不太高端的環節，未來也有可能成為我們最大的優勢。”譚號說。

  何映珂則進一步指出加快細胞與基因治療產業鏈配寘的迫切意義：“前兩年我在日本負責腫瘤藥物的開發，發現美國、日本雖然大分子、小分子藥比我們走得早，但細胞與基因治療領域，和我們處在同一起跑線。中國完全有機會在這一賽道上趕超已開發國家。”

  壽曉琪更關注各個產業環節的聯通效能：“生物醫藥產業的發展不能脫離‘從臨床中來，到產業中去，再回歸臨床’的產業路徑。特別是研究型醫院的建設，對串起產業鏈各個端點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

  現時，以上海阿特蒙醫院為代表的研究型醫院也在外高橋落地，以研究型醫院為覈心、研發為路徑、製造與商業化應用跟進、金融資本為支撐的完整產業生態鏈終於要在這片沿海土地上走向閉環。

六

  去年開始，伴隨中央“引領區意見”的出臺，“高水准制度型開放”成為上海浦東，乃至全國各地討論的熱詞。

  外高橋長期被譽為是上海“離世界最近”的地方，當地市場主體對於“開放”，始終有著高於其他區域的敏感度。

  費家俊告訴記者，保稅政策固然實惠，但就拓展全球業務而言，制度環境更重要。2020年底，上海自貿區推出“全球營運商計畫”，幫助企業做大市場、做大增量。序禎達生物搭載這一平臺後，那些“拖不起”的生物樣本，再也不用擔心卡在報關、物流環節，業務發展迅猛。

  去年，上海進一步通過制度建設保障生物醫藥研發用物品的進口便利化。藥明巨諾政府事務和公共關係部負責人孫靜介紹，過去研發用物品要進口，必須辦理《進口藥品通關單》。而辦理通關單的前提是藥品已在中國國內注册。這就使得許多企業不得不選擇國內已注册的藥品，無論是項目設計還是研發方向、資料選擇等都受到限制。

  如今，藥明巨諾被列入生物醫藥企業（研發機構）進口研發用物品“白名單”，只要是在“白名單”內的研發用物品，進口都不再需要辦理通關單。“而且一次進口的量也可以比原先更大。我們首批申請的研發用藥已一次性進口100瓶，並運用在了實驗當中。”

  高水准的制度型開放，打通了經濟迴圈的血脈，能够讓各行各業在經濟全球化遭遇逆流的外部環境中，更好融入全球供應鏈，强化國際規則協調、爭取制度建立的行業主導權。

  而市場主體在微觀層面的實踐也一再證明，在現代化經濟體系當中，以規則、制度環境、營商環境，乃至創新和公平環境為基石的“開放”，遠比商品和要素的流動開放，來得更有效率。

七

  今年3月，源健優科研發與生產基地正式啟用了。與何映珂先前建在美國的工廠比，外高橋工廠不論規模還是功能，都拓展了數倍。

  何映珂說，不少國際客戶通過和美國公司的合作，進一步瞭解了中國公司的科技經驗和品質體系，從而更有信心選擇中國工廠。

  “其實客戶選擇我們，有時和我們選擇地方政府是邏輯相似的，根本上都是讓對方充分瞭解和信任你的制度、環境、科技優勢。”

  當前，上海進一步強化供給側改革，除了圍繞生物醫藥產業發展出臺相關辦法、落實具體細則，還持續推出各類生物醫藥產業優質空間，制度與環境優勢日益凸顯。

  僅在外高橋地區，上海外聯發商務諮詢有限公司就先後開發了兩期U-LAB，建設了挑高4.8米以上，並且一體化解决生物醫藥產業排放、用水、用氣問題的實驗室空間，並且提供精裝和毛坯多種選擇，創業者完全可以實現“拎包入住”。

  上海外聯發商務諮詢有限公司商務諮詢部U-LAB團隊的胡楠告訴記者，打造這樣的產業空間形態，是基於前期的產業調研。團隊發現，相比張江，外高橋長期缺少產業鏈前端的研發機構，“也缺少創新活力氛圍”。

  為了降低這類企業機构的入駐成本，進一步完善外高橋地區生物醫藥產業結構，外高橋深度挖潜，將老廠房等閒置資源進行了二次改造。如今，一大批中型研發機構已經入駐U-LAB。“園區的公共區域常有年輕創業者聚在一起討論‘新藥’‘靶點’等專業名詞，海歸創業者前來考察和諮詢的也有不少。”胡楠說。

  採訪中不少企業也針對上海的生物醫藥產業提出了建議，他們普遍希望上海能够加快推動跨境保稅研發、提高通關便利化水准、提高智慧財產權保護水准等。通過政府與行業合力，為生物醫藥產業發展鬆綁，為更多新藥走出國門鋪平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