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13日，武漢兒童醫院發生一起惡性傷醫事件。醫院消化內科彭罕鳴主任被患者持刀砍傷。從網絡上流傳的視頻截圖和照片看，一比特醫生側身倒在地面上，右手臂和頭頸部被鮮血染紅。“醫學界”多次致電武漢兒童醫院，院方相關工作人員表示，需要和宣傳科溝通

目擊者李女士告訴封面新聞記者，當時是下午兩點多，她和家人正從4樓帶著孩子就診結束，突然人群裏出現騷動，有人尖叫著“快抓住他”“別這樣”。“看到有個男的，背著包，手裡有把菜刀。彭醫生脖子上、胸前都是血。有三個奶爸沖上去把那個人按住了。警察和警衛很快就來了，彭醫生被拉走的時候我看到他的脚都發白了。”李女士說。

父親認為孩子自己的腫瘤是因為做CT產生，遂拿刀砍向了醫生！為這荒誕不經的理由，毀了自己家人的幸福不說，還毀了醫生的幸福！這不是第一起醫鬧事件，也不會是最後一起，但身為救治病人的醫生何其無辜！有的人，只要兵器在手，就衝動無腦。我們能杜絕麼？可能杜絕不了。

那我們怎麼保護醫生？一個醫生好不容易培養到可以治病救人卻被愚昧無知的人毀了終身，這何其不公！難道未來世界裏，醫生需要身穿金絲軟甲全副武裝去上班？抑或我們需要從小檢測暴力基因，重點法普和管制？可悲可歎，事已至此，現在除了一聲歎息，我們卻無計可施！

醫鬧發生的頻繁，只靠安保和懲罰個別醫鬧分子是很難解决問題的。因為這個現象出現的本質是在資訊嚴重不對等的醫患關係中，一旦患者處於質疑和確實受到醫療誤判侵害的地步，沒有一個合理可靠且低成本高效率的依法解决途徑。這使得有質疑的人，會放弃正規管道去對抗醫院，因為他認為即便他是對的，通過正規途徑去解决也沒用，他註定會吃虧。這就是為什麼很多人會在醫患問題上，選擇用極端手段爭取他認為其它途徑很難獲得的他認為的平等。

即便有很多這種事件的當事人是作惡的一方，是冤枉了醫護人員的應該受到懲治的一方，但他們這個個別數量的背後其實是一個巨大的分母，那就是絕大多數中國人的常識中，就算你占理，你告醫院或者醫生也是一件勞命傷財耗時長久且很難得到公正透明的解决和令人滿意的賠償方案的事情。因為當出現了醫院或醫生方面過錯的時候，病人承擔的傷害是一生的重大傷害，獲得的賠償往往連後續的彌補性治療都不一定够更妄談生活和心理補償。

那麼發生衝突的時候，絕大多數損失還在心理承受極限內的正常人就會選擇認倒楣，只能當自己運氣不好遇到了差的醫生或者不好的醫院或者偶然事件，而自己承擔後續的解决成本。這樣選擇認栽的病人如果有一千萬，一千萬裏出現一兩個極端事件這個概率就容易了。這就是為什麼雖然現在在著重於抵制和反對醫鬧，懲罰醫鬧了，但仍然有醫鬧。因為合理的解决途徑仍然是缺失的。只要這種缺失的途徑一直在積累壓力，這個壓力鍋就會時不時爆炸一次。

自己也真真切切經歷過醫鬧，而且差點被誤傷。2014年馬年，因為據說很多人為了躲開第二年羊年（我也不知道這種說法的根據是什麼），所以紮堆在那年生孩子的特別多。當時包括待產區以及病房全都滿滿當當，三人的病房都加成了六人，過道都加滿了病床躺著剛生完孩子的產婦，我也不例外剛生完在過道待了一夜，

第二天有個病房騰出一張床我才住進去。生過孩子的媽媽應該都知道，在住院後醫生會叫你去辦公室問一些基本資訊，你就在邊上說，他在電腦上記錄。當時問我並做記錄的是一比特男醫生，就在快記錄完時，突然一比特家屬闖進來，氣勢洶洶地大聲嚷嚷“你們醫院都幹啥吃的？生完孩子就讓住過道，這半天了都不知道給騰個房間？”

當時辦公室還有好幾個醫生，大家都很有耐心地回復他“真的是沒有辦法的事情，你也看到了病房全滿了，過道裏的也都在等病房，輪到你了肯定就給你安排進去了。”但那家屬聽不進去，滿嘴髒話一副“立刻馬上非給我安排不可”的樣子。給我做記錄的醫生聽不下去了，理論了一句，只見那家屬一把抄起手邊的椅子狠狠地就朝這位醫生砸下來，我當時就在醫生旁邊，那瞬間就感覺到椅子也朝我腦袋上落下來。

醫生也是反應快，伸出一隻胳膊擋了上去，畢竟男醫生力氣也比較大，椅子連同那位家屬都被擋了回去，椅子甩在了一邊並沒有落到我們任何一個人腦袋上，真的是萬幸，但那位醫生的胳膊應該是疼的不輕。很快另外幾個醫生沖過來按倒了那位家屬，隨後兩名警衛趕到帶走了他。

想到陶勇醫生因為一個壞人多麼有能力，多麼溫柔的一個人失去了拿起手術刀的機會多少本可以找陶勇醫生做手術的人失去了複明的機會那個奮不顧身幫助陶勇醫生的患者不就是千萬個總會需要醫生的我們陶勇醫生的新書是《自造》。他以醫者和普通人的雙重視角，記錄了對醫生職業、醫患關係的思考。

他表示，醫生這個行業從沒輕鬆過，自古以來都很苦，但今天醫生承擔了太多的非醫療工作，已經不堪重負了。此前，陶勇提出2個建議，一是希望通過安檢讓醫護人員安心，二是推行醫務社工，幫助就診患者。我想以後去醫院都需要安檢才可以的話，也是一件挺可悲挺諷刺的事情那不恰巧說明做醫生不是一個安全的行業那不是在暗示我們不要讓下一代學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