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家提出“北京市以非首都功能疏解為覈心”7年之後，央企總部的外遷行程明顯加快。

日前，中國電子資訊產業集團、中國長江三峽集團、中國船舶集團的總部分別從北京遷往深圳、武漢、上海，新成立的中國稀土集團總部落戶江西贛州。時間再往前，重組而成的中國衛星網路集團、中國中化控股有限責任公司，以及中國華能集團在雄安新區選定新地址。

“老”央企總部遷出北京，“新”央企也在京外尋找棲息之所，系列變動背後有哪些考量，承接央企總部的地方政府又該如何抓好入遷機遇？中國企業研究院首席研究員李錦就相關問題接受了《中國報道》記者的專訪。

疏解非首都功能提檔加速

全國央企分佈圖上，北京是央企總部的紮堆之地。截至目前，國資委管理的97家中央企業中，除上海、深圳、廣州、武漢、雄安新區等地以個位數分佈外，其餘均在北京。

這一局面何以形成？李錦向《中國報道》記者分析稱，央企是計劃經濟的產物，原屬於國務院下屬的各個部委。2003年以後大規模的政企分開，企業脫離部委成為獨立的央企，由於首長的行政機構設在北京，央企總部也順勢留在北京，甚至二級總部、三級總部也集中在一起，攤子越來越大。“這背後不僅有計劃經濟體制的因素，還與政治體制、中國人的文化習慣有關。”

△北京道路交通狀況。圖源：新華社

大量央企總部的存在，讓北京成為世界500强企業最多的都市之一。但弊端也逐漸顯露。由於過多資源集中一城一地，催生出人口劇增、交通擁堵、房價高漲、環境惡化等“大城市病”，都市運行負擔加重。對於企業自身而言，貼近市場、資源和產業鏈上下游的發展需求使其堅守北京的必要性大打折扣。

2014年2月26日，中央發出京津冀協同發展動員令，並界定了首都覈心功能的範圍。次年4月通過的《京津冀協同發展規劃綱要》中，北京將一般性製造業、區域性物流基地和批發市場、部分教育醫療等公共服務功能以及部分行政性、事業性服務機构作為非首都功能疏解。

實際上，部分央企總部也自此開始搬離北京，但7年間的進展可謂緩慢。

李錦分析原因有三：首先是央企離京的積極性不高。“央企在北京的生產部門相對比較少，主要是一級和二級部門，這些部門員工的戶口大部分在北京，优渥的教育資源、醫療資源是實際條件，使外遷內在地缺乏動力甚至是有阻力”。其次是缺乏頂層設計和具體的政策安排，不足以形成央企總部外遷的推動力。再次，將總部和首長機构設在北京，央企向上彙報的行政溝通成本會小很多。

雄安新區承擔著北京非首都功能集中承載地的使命。2021年5月10日，中央企業貫徹落實京津冀協同發展戰略支持雄安新區發展暨央地合作座談會在雄安舉行，值得關注的是，有50餘家中央企業主要負責人出席了會議。

在李錦看來，雄安新區是我國在2017年提出的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的頂層設計，這可能是央企總部青睞雄安的一個主要原因，凸顯出中央政府在央企外遷中扮演著强烈推手的角色。

國家發改委副主任、京津冀協同發展領導小組辦公室副主任叢亮表示，現時雄安新區已進入承接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和大規模建設同步推進的發展階段。從2021年起，部分在京部委所屬高校、醫院和央企總部已啟動分期分批向雄安新區疏解。截至目前，共有中國衛星網路集團、中國中化控股有限責任公司、中國華能集團3家央企入駐。

落地在哪不能拍腦門决定

除了雄安，現時央企總部的承接地主要還有上海、深圳、武漢，新成立的中國稀土集團總部落地在江西贛州。

並非所有央企都要搬離北京，在李錦看來，外遷要綜合考慮很多因素，搬出去的或者留下來的應有所篩選。

“遷出京外主要是疏散非首都功能，這樣的話北京會留一部分，這部分主要是軍工、科研類央企，其他的恐怕多數要外遷。”他表示，外遷的重點區域是雄安新區，同時也要考慮到國家的重大發展戰略，把接近市場、產業鏈上下游，科技集中型、傳統產能集中型的企業搬到合適區域。

深圳憑藉電子製造業的深厚基礎吸引到中國電子資訊產業集團總部的遷入；中國長江三峽集團總部回遷至湖北武漢，將更好服務於推動長江經濟帶發展、共抓長江大保護、促進中部地區崛起等國家重大戰畧。

此輪外遷中，上海吸引力超群。2021年9月，中國電力裝備集團在上海成立；12月，中國船舶集團總部從北京遷往上海。現時，上海的央企數量達到8家。李錦表示，上海位於長三角、長江經濟帶，也處在內迴圈和外迴圈交接點上，國際航運中心和國際門戶樞紐的區位優勢加上經濟基礎、人才優勢，使其成為央企外遷的理想之地。

△2021年8月24日，中國船舶集團有限公司與上海市人民政府在上海簽署合作協定。圖源：中國船舶集團官網

以中國船舶集團為例，把總部遷往全球最大集裝箱港口城市、全球第三大航運中心、中國最大航運中心都市上海是順其自然的選擇。李錦向記者分析，對上海而言，頭部企業加標杆都市的組合，既擦亮了“上海製造”的名片，又將助推中國裝備製造業發展邁上新臺階。

從當前趨勢看，上海還可能承接更多企業。李錦表示，央企向上海集聚，無疑遵循了從市場要素出發，同時也滿足了上海重組產業鏈的需求，但在能源、電力、裝備製造等領域，產業同質化競爭比較嚴重，建議這些領域的央企外遷，以重組為主要驅動，“等條件成熟了，才讓過去”。

李錦提醒，上海要有“天花板”觀念，“避免成為第二個北京和第二個‘堵城’”。他建議，現時央企的地域分佈，在政策上應該是雄安要“保”、上海要“控”、中西部要“驅動”、東北要“穩”。

“都集中在東部也不行”，例如，李錦認為中國稀土集團總部可以在江西，江西所轄贛州素有“稀土王國”“世界鎢都”之稱，綜合後的稀土行業在資源地入駐，有助於我國加强對稀土資源進出口的控制，科技投入、核心技術突破方面也有可能得到根本性的提升。

“央企不僅是經濟組織，也是政治組織，要考慮我國社會主義發展的特徵，從區域協調發展和共同富裕的角度，在佈局上給予傾斜。”李錦希望未來中西部還有更多央企進入，借總部外遷的機會調整中西部經濟結構和佈局，强化中西部發展力量。

“大城市”與“大企業”雙帶動

△在三亞崖州灣科技城，招商局集團三亞深海裝備產業園項目正在有序施工。圖源：海南日報

國資委資料顯示，2020年，中央企業實現淨利潤1.4萬億元，同比增長2.1%，其中近八成中央企業淨利潤同比正增長。2020年央企創下的經濟效益比肩一些省份的GDP之和。

對地方政府來說，央企總部入駐的意義絕不僅僅止步於擁有了一家龍頭企業。李錦向《中國報道》記者表示，央企總部遷入帶來了歷史性的發展機遇，無論是對當地產業的帶動，產業鏈的重組，還是都市經濟的佈局和都市發展空間的拓展，都有重要意義。

“現階段，我國大城市帶動戰略已經有了好的示範，還應該啟動大企業帶動，實現大城市和大企業雙帶動戰畧。”李錦指出，央企是國家的產業龍頭，產業鏈的“鏈主”，利用這次央企總部遷移，對於加快產業的轉型陞級、資源配置，形成新動能，從而帶動中西部發展是非常有利的機遇。

外遷的央企已經用行動表明，選擇在哪“安營紮寨”，與地方省份的市場潜力大小、資源豐富程度、配套設施是否完善互為因果，政府在奮力相邀的同時也要做好準備工作。

“客觀來說，雄安的基礎設施處在開發建設中，很多配套條件不成熟。同時，由於雄安本身的經濟實力不够，對央企的資金支持也不够，需要依賴中央給錢或者央企自己拿錢，資源配置能力不强。”李錦認為，雄安新區作為北京非首都功能集中承載地，與其他城市相比發揮的餘地比較大，接下來要創造條件，把交通、教育、醫療養老等問題用新的方法循序漸進地進行規劃和解决。

可以預計，這一輪央企總部外遷對當下的區域經濟競爭發展格局會帶來不小影響，但李錦認為影響不會很快顯現，“未來二三十年裏會比較明顯。”

他總結說，我國正在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在大規模的經濟佈局、結構調整和階段性重組的關鍵時刻，以央企總部調整為切口，可以說是使相關工作取得進展的一個推動力。“要把央企總部的調整自覺地作為國家‘十四五’時期的一件大事來做，尤其需要頂層設計。頂層設計什麼時候拿出來，是值得期待的。”

撰文：《中國報導》記者陳珂

責編：徐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