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投降前,小兵偷埋幾十個彈藥庫,六十年後良心發現來中國指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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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2003年8月4日,在齊齊哈爾靠收廢品為生的李貴珍,在一處施工工地,收到了五個挖出的鐵桶。不久後,李貴珍就出現了頭暈、嘔吐、全身皮膚潰爛的症狀,被送入醫院。日寇違背國際條約,發動罪惡的細菌戰,導致了幾十萬中國軍民死去。木村在日本投降前,曾帶領部隊,在中國東北地區偷偷隱埋了80多個含有化學武器的彈藥庫。在日本投降前,木村等小兵就是負責巡邏、看管這些彈藥庫。

2003年8月4日,在齊齊哈爾靠收廢品為生的李貴珍,在一處施工工地,收到了五個挖出的鐵桶。李貴珍把鐵桶上的螺母鋸掉,把桶內的油狀物倒出來,把鐵桶賣到廢品收購站。不久後,李貴珍就出現了頭暈、嘔吐、全身皮膚潰爛的症狀,被送入醫院。

隨即,有43人因為同樣的症狀,被送入醫院,最終都被確診為芥子氣中毒,這就是震驚世人的“8·4”中毒事件。在二戰時期,日本侵略者就大肆動用細菌武器,以挽回他們節節敗退的戰爭頹勢。

在日本發動侵略戰爭時期,就組建了設在哈爾濱的滿洲731部隊、設在東北的關東軍100部隊、設在北京的1855部隊、設在南京的“榮”字1644部隊、設在廣州的“波”字8604部隊、設在長春的大陸研究所等罪惡機构。

這些日寇細菌戰部隊,違背國際公約,製造細菌戰武器,用細菌武器屠殺中國軍民。日本細菌戰部隊,用中國人做人體實驗,僅僅死於日寇人體實驗的中國軍民,就超過了三千人。

日本侵略者的罪行罄竹難書,抗戰時期,因為日軍細菌戰死去的中國軍民,在30萬—60萬人之間。根據不完全統計,因為日軍細菌戰染上傳染病的中國軍民,高達1200多萬人。在1940年7月,日寇滿洲731部隊和“榮”字1644部隊,就派出飛機向寧波投灑帶有病菌的跳蚤、蒼蠅、蚊子等害蟲,在《井本日記》記錄中:

1)、時間:7月中(暫定)解决□□問題2)、機場:句陽機場3)、目標:浙江沿線都市4)、實行部隊的指揮:總司令部直轄(石井大佐負責)(略)5)、高度:4000以上6)、種類:散佈跳蚤等——《井本日記》第7卷

這些害蟲身上,含有傷寒病菌、霍亂病菌、鼠疫病菌等病菌。在連續四個月時間內,日寇對浙江地區發動了六次細菌戰,其中溫州、金華、台州、玉山、麗水等地區,都遭受了日寇細菌戰攻擊。

日寇對浙江投灑了許多帶菌害蟲,導致江浙地區爆發了鼠疫。1941年,卑鄙無恥的日寇在常德,投灑帶有病菌的害蟲,導致常德地區爆發了鼠疫。1942年,日寇在雲南實施了兩次細菌戰,導致了20多萬人死去。

日寇違背國際條約,發動罪惡的細菌戰,導致了幾十萬中國軍民死去。而因為感染細菌致病、致殘的中國軍民,此後的生活都受到巨大影響,許多人失去勞動力,後半生陷入無盡的痛苦中。這種痛苦既有身體上的折磨,也有心理上的折磨。可是即使到了今天,日本還是不承認細菌戰罪行,拒絕向中國遭受日本細菌戰危害的受害者道歉和賠償。

在14年抗戰中,遭受日寇細菌戰殘害的中國軍民,就有數千萬人。而1945年8月,日寇正式投降前,他們為了掩蓋自己的戰爭罪行,在各地偷偷掩埋含有毒氣彈的彈藥庫。這些含有毒氣彈的地下彈藥庫,成為了一個個“定時炸彈”,此後幾十年危害著中國百姓的生命安全。

新中國成立後,在我國的土地上,因為日寇遺棄的化學武器,發生了兩千多起洩露事件。這兩千多起日本遺棄化學武器洩露事件,我方通過民間訴訟,要求日本認錯、賠償,但是日方均拒絕承認。

而齊齊哈爾“8·4”中毒事件,就是這兩千多起日本遺棄化學武器洩露事件中,最嚴重的一起,也是日方唯一承認的一起日本遺棄化學武器洩露事件。“8·4”中毒事件發生後,震驚了世界,日本一比特紀錄片導演海南友子來到中國東北,進行調查。

海南友子介紹:

海南友子,東京人,大學專修亞洲歷史,畢業後進入日本電視臺NHK工作,做了7年報導策劃。2000年,海南友子以自由職業者的身份,從事紀錄片的拍攝。2001年,海南友子的第一部紀錄片問世,作品講述了一名在日本侵略戰爭中淪為“慰安婦”的印尼婦女的悲慘人生。2004年5月,海南友子的第二部紀錄片,有關中國人被日軍在華遺留化學武器殘害的紀錄片《來自苦澀眼淚的大地》問世。

海南友子來到中國東北後,發現在“8·4”中毒事件前,許多中國人已經遭受日軍遺棄化武的殘害。海南友子决定把這些受害者的故事拍攝出來,最終她訪問了六十多位日軍遺棄化武受害者,選取了四比特受害者的經歷,拍攝了紀錄片《來自苦澀眼淚的大地》。

從2004年夏天開始,這部紀錄片開始在東京上映,隨後在日本四十多個都市放映。2004年,日本參加過侵華戰爭的老兵木村,在日本九州,看到了海南友子導演的紀錄片《來自苦澀眼淚的大地》。77歲的木村因為參加侵華戰爭,常常感覺良心受到譴責,海南友子的紀錄片,讓他回憶起自己罪惡的侵略經歷。

木村在日本投降前,曾帶領部隊,在中國東北地區偷偷隱埋了80多個含有化學武器的彈藥庫。1943年,16歲的木村,被日軍強征入伍,被派往黑龍江巴彥一帶。當時,木村還是一個娃娃兵,負責看管日本關東軍彈藥庫。

當時,日軍這些彈藥庫為了儲存,一半埋設在地下,一半露出地面。每個彈藥庫大概70平方,裡面既有常規武器彈藥,還有各類化學武器。這些彈藥庫,僅僅用磚頭壘成牆壁,上面僅僅覆蓋鐵皮當頂蓋。

在日本投降前,木村等小兵就是負責巡邏、看管這些彈藥庫。木村的回憶,同巴彥縣興隆鎮的一些老人回憶,能够對應上。在興隆鎮一些老人的回憶中,日寇佔領興隆鎮後,就把中國百姓的土地强行奪走,隨即開始建起一個個像“墳墓”一樣的建築,這就是日寇的彈藥庫。

這些彈藥庫有一百多個,分佈在四平山、馬河沿屯、王青山屯、王海山屯等地。經過同興隆鎮一帶老人的回憶相對應,木村當初負責看管的彈藥庫,就位於巴彥縣興隆鎮一帶。1945年,日本天皇通過廣播,宣佈了無條件投降的消息。

日本關東軍還妄想負隅頑抗,為了銷毀他們的侵略罪證,關東軍司令部開始下令:“隱埋含有化學武器的彈藥庫”。木村負責看管80多個彈藥庫,他也接到了隱埋的命令,木村帶著一百多日軍,將80多個彈藥庫給偷偷埋了。

在埋彈藥庫的過程中,木村等人抓來三個中國人,幫他們隱埋彈藥庫。經過五天時間,等到彈藥庫被埋了後,為了保住秘密,這三個中國人就被殺害在彈藥庫裡。在木村的回憶中:

“我清楚地記得,彈藥有紅色標記,有黃色標記。紅的是催淚彈,黃的就是毒氣彈啊……如果吸入,內臟就立即腐爛……60多年了,這樣的彈藥還在殘害著中國人啊……!當年將毒氣彈埋入水井,水井與地下水源相連通,一旦毒氣彈腐爛洩漏,對地下水造成的危害十分嚴重,一定要找到埋入水井的毒氣彈。井口距水面10多米。當時為了多處理一些毒氣彈,彈箱被拆毀,毒氣彈被直接扔入水中……”

木村看完海南友子的紀錄片,更加感覺心裡不安,决定把當年隱埋彈藥庫的地點,告訴中國有關方面。為此,木村帶著自己手繪的隱埋彈藥庫的地圖,找到了海南友子,請她幫忙。最終,海南友子决定陪著木村來中國,指認當初隱埋彈藥庫的地點。

2005年7月2日,木村在海南友子的陪同下,抵達了北京。7月3日,木村來到巴彥縣興隆鎮,指認當初隱埋彈藥庫的地點。木村拿著手繪的地圖,走到興隆鎮、德祥鄉等幾個村子中,尋找當初隱埋彈藥庫的地點。

經過興隆鎮老人和木村共同的回憶,找出了當初隱埋的彈藥庫的大致位置。在一片殘垣斷壁間,一些磚頭露了出來,明顯比中國的磚要小,是日本磚。最終,日本侵略戰爭時期關東軍彈藥庫大本營隱埋範圍,最終被確定下來。

木村指認了彈藥庫位置後,還接受邀請,幫助齊齊哈爾化武受害者作證,他也成為公開指證侵華日軍在東北隱埋化學武器的唯一證人。木村在德祥鄉四間廟屯村,見到了1948年因為日軍遺留炸彈被炸傷的孫喜文。木村見到孫喜文,深深地鞠躬,表示懺悔。

像孫喜文這樣因為日軍遺留化學武器,而留下終身殘疾的中國受害者還有很多。1951年,敦化成立廢毒彈處理委員會,將各地收集的炮彈,運往山中掩埋。各個公社都派了人,而炮彈被埋了後,參與埋廢彈的公社社員,身體開始一點點變爛。

後來,經過查證,這些廢彈中,就含有日軍遺棄的化學武器。而吉林敦化市哈爾巴嶺村村民張甲祥的父親,就是其中一位受害者。1974年10月20日,“紅旗09號”挖泥船,正在佳木斯市防洪紀念塔上游200米處,清理淤泥。突然,泥泵響起了撞擊聲,加油工李臣打開泥泵,發現了一個鐵物。

仔細查看後,感覺到一種類似大蒜的味道,才發現這是一顆炮彈。沒有多長時間,李臣開始流眼淚,身上開始發癢,接觸過炮彈的身體皮膚變成了紫紅色。不久後,接觸過炮彈的船員們開始嘔吐,身上起了水泡,被緊急送往醫院治療。

後來,經過查證這個“炮彈”,是日軍遺棄下來的化學武器——芥子氣與路易士劑混合毒氣彈。在2003年齊齊哈爾“8·4”中毒事件中,李貴珍被送入醫院兩天后,因為全身百分之九十五的皮膚潰爛,最終不治身亡。化工廠警衛隊長徐志夫,因為負責保管金屬桶,吸入了化武毒氣,視力迅速下降。

伴隨著視力下降,徐志夫記憶力也開始模糊,一比特45歲的中年人,甚至記不起回家的路。有一次,徐志夫坐在床上,突然笑了起來,這時他已經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緒了。而在“8·4”中毒事件中,最小的受害者是高明,她受害時才八歲。

“8·4”中毒事件徹底改變了高明的人生軌跡,本來品學兼優的高明,因為中毒記憶力下降,連簡單的數學題都算不出來了。少年時期,高明多次轉學,她把自己封閉起來,成了一個敏感、沉默的孩子。

後來,高明遇到了自己的愛人,才漸漸從“8·4”中毒事件陰影中走了出來。像李貴珍、李臣、徐志夫、高明等日軍遺棄化學武器的受害者,還有許多,比如:

孫文鬥,生於1960年,1982年牡丹江毒氣事件受害者。他的胃部被診斷為燒傷性腸胃糜爛,現已被切除。仲江,生於1961年,1982年牡丹江毒氣事件受害者。他的免疫系統受損,一隻眼睛患上肌無力,無法睜開。梁紅格,生於1963年。2003年,他戴著手套在齊齊哈爾北疆社區收撿廢鋼,沒能逃過被感染的命運。劉建彬,生於1955年,在收廢品的時候接觸到毒氣筒,進入醫院治療。出院後經常頭疼,並伴隨頑固性感冒。陳榮喜,生於1971年。“8·4”毒氣事件受害者。他和朋友們幫著清理道路上混有毒氣的黑沙土,由此感染。楊樹茂,生於1964年,2003年齊齊哈爾“8·4”毒氣事件的受害者。王成,生於1981年。2003年,他和同事在收廢品時誤觸毒氣筒,毒液灑在鞋上,滲入腳面。當夜劇烈嘔吐,雙眼失明,身上長滿水泡。牛海英,生於1978年。2003年8月4日,她從商販李貴珍處收購5個已經生銹的金屬桶,身體留下了各種無法治癒的病症。……

這些因為日軍遺棄化學武器的受害者,有些因為中毒去世,有的則因為致病、致殘,而失去了正常生活的能力。他們為了治病,花光了家財,許多人只能靠著止疼藥,維持著自己的生命。2003年“8·4”中毒事件後,日方派遣調查團來齊齊哈爾調查,他們百般推脫責任,不肯承認是侵華日軍遺棄的化學武器,導致了這起慘烈的事件。

後來,在我國的鐵證面前,日方才最終承認“這是由日本遺棄化學武器洩露導致的事件”。在“8·4”中毒事件之前,在我國的土地上發生過兩千多起日軍遺棄化武洩露事件,日方一概不承認。“8·4”中毒事件,也成為日方承認遺棄化武洩露的第一起事件,有著重要的意義。

雖然日方承認了,但是經過三年協商賠償、道歉問題,日方卻一概不履行了。在“李臣案”在東京地方法院一審勝訴,在東京高等法院二審敗訴後,2007年,“8·4”中毒事件受害者,向東京法院提起訴訟,可惜也是敗訴。

在案件審理過程中,日軍遺棄化武受害者們,得到了日本一部分人的幫助。一次,律師團組織受害者們遊行,一個瞭解情况的日本61歲老人,走到李臣面前,代替日本給李臣磕了三個響頭。但是,像這位老人和老兵木村、導演海南友子這樣,深刻反思日本二戰罪行的日本人,還是少數。

許多日本人還瞭解不到日本可耻的二戰罪行,他們不知道二戰中日軍犯下怎樣的滔天罪行,許多日本人已經被完全蒙蔽了。木村來中國指認當初隱埋的彈藥庫,是出於良心不安,他擔心如果某一天這些彈藥庫爆炸了,會有無數人遇害。

可能知道彈藥庫位置的日軍,只剩下木村一人了,他如果不出來指認,那麼歷史的真相可能就這樣掩蓋了下去。來到中國的木村,積極指認那些隱埋了60年的彈藥庫,幫助遭受日軍遺棄化武侵害的中國人作證。

這是他的贖罪管道,當時77歲的木村,向受害者及其家人們真誠道歉,他的行為值得嘉許。但是對於那些被影響一生的受害者們來說,木村一個人的道歉,是遠遠不夠的。木村的道歉,只是對他個人的救贖,他在古稀之年,可以減輕良心的譴責了,這對木村來說是一種解脫。木村在接受媒體採訪時說:

“有些右翼分子很可惡,到今天他們居然連南京大屠殺的真相都要掩蓋,我說出真相,他們會怎麼報復我,難以預料,但我77歲了,我能等嗎?我今天明白我該怎麼贖罪,怎麼彌補。”

東北三省的土地,曾被日寇侵佔了14年之久,東北人民遭受了日寇的欺辱。在日本投降前,日寇為了掩蓋戰爭罪行,他們草草將含有化學武器的彈藥庫偷埋,日寇遺棄的化學武器至今仍在危害東北的百姓。這段沉重的歷史從來沒有遠去,這段歷史不容任何人扭曲,任何人也不能忽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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