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天津城東門裏，有一家門庭高大的宅門，門口有九級青石臺階，拾級而下，可以延伸到街心。這就是天津八大家的“高臺階華家”。也由此可見其不僅有財，而且勢力非同一般。據現存《天津華氏南支宗譜》，華氏受姓始於春秋，有譜則始於宋代，南齊時居無錫，後又遷汴梁。北宋靖康末，華原護駕南渡，複歸無錫，被認作華氏統譜一世祖。明嘉靖年間十八世華維援依其從祖華金（正德進士，官天津兵備道）於天津道署，華金轉山東副使，而華維援留津，是為“北華”始遷祖。十九世華文炳於清順治初僑寓順天府安東縣，至康熙三年（1664）移居天津，是為“南華”始遷祖，故天津有“南華”、“北華”之分。雖是同籍同宗而遷津時間先後不一，其中“南華”一支繁衍最盛，影響最大，至晚清出了二十七世華世奎，是津門四大家之首，可謂家喻戶曉的人物。

也就是說華氏一族原籍江蘇無錫，明朝末年，無錫華氏族人華文炳，奉母北遷，先是落戶於直隸（今河北省）的東安縣（今廊坊市安次區），後於1663年（清康熙二年）華文炳的同輩華文鼎來到天津任職。從此華文炳和華文鼎一支系就居住在天津城裡大劉家胡同，後來家業發達，人丁繁衍，於是遷居於東門裏的大宅門，這就是天津高臺階華家的由來。

到了雍正年間，天津先是改衛為州，旋即昇為直隸州，後來又開府置縣。華文炳、華文鼎為了生計，經營起鹽務來，而且都是小鹽店。此外，家族還有油坊、茶莊等產業。這些鹽店和油坊、茶葉鋪，華家不自己經營，而是租給別人，幹吃紅利。清咸豐年間，華家接辦了河北定興、新城兩縣的鹽務引岸，很快致富。後陸續開設了油坊、茶葉店等商號。華氏全家就是靠這些買賣，供子女讀書和維持生活的，直到清末，華家“世”字輩的華世奎在仕途上露了頭角，家業漸豐。與其他“八大家”不同的是，華家身兼官僚和鹽商。

根據現有的資料顯示，華家其族人頗多，經商之外，做官的和為文的頗多。如二十三世華蘭，乾隆舉人，曆官安徽全椒、五河知縣，安慶府江防同知，著有《皖城集》，工書善畫，亦精僅是篆隸。他的孫子華長卿，道光恩科舉人，曆官房山縣、豐田開原縣訓導、國子監學正，著有《周易集注》、《尚書補闕》等不下40餘種。到了“長”字輩的華長治，有兩個兒子，是華承勳和華承彥；華承彥有子華世奎。因為華承彥一輩子沒有摸上個一官半職，所以他不但對於這棵“獨苗”甚為鍾愛，而且期之甚殷，發奮一定要兒子讀書做官，由科舉取得功名。

華世奎寫得一手好字，名列近代天津四大著名書法家（華世奎，嚴範孫，孟廣慧，趙幼梅）之首。華世奎自幼習書法，其父華承彥科場不利，而對其子便寄予厚望。華世奎從四歲起便每日讀書習字，練字時其父要求非常嚴格，偶見華世奎稍有懈怠，就拿煙袋鍋往腦袋上敲。為了給華世奎校正執筆，其父還獨出心裁地在他筆桿上放一個銅錢，寫字時只要筆桿稍微傾斜，銅錢就會從筆桿頂頭掉落下來。據說，華世奎後來可在筆桿上放10個銅錢，仍能運筆自如。他的字端楷正書，蒼勁挺拔，渾厚有力，大字榜書可以逾丈，小字蠅頭不顯逼仄，揮毫自如，功力極深。

華世奎榜書代表作，一個是北京的“和平門”三個大字。民國初年，北洋政府修繕北京城，門額重新題寫。當時在正陽門（前門）和宣武門之間加開了一個門洞，溝通了新華街與琉璃廠大街，取名為和平門。這三個字，據說是袁世凱派人請華世奎寫的，但隨著北京城牆的拆除，這三個字的石刻門額已不知去向。另一個便是保存至今的“天津勸業場”。

華世奎為天津勸業場寫榜書，潤筆是每個字100塊大洋，共500塊錢。關於華世奎為勸業場題匾，民間有許多傳說，大都不符合實際情況。據當時在場觀摩的華世奎之侄華澤鹹先生回憶，當時還沒有字體放大的科技，需要多大的字就得寫多大的字，所以這五個字是拼起了三張大八仙桌子，上面鋪好紙，備好茶水，再請華世奎寫。華世奎寫時心氣平和，筆力穩健，起落有度，每個字都是一氣呵成，中間休息、喝茶，最後才完成了這五個字的書寫。

另外，華世奎還有一事值得一說。“偽滿洲國”初立之時，羅振玉曾為溥儀四處延攬人才，他曾因與華世奎私交甚厚，三番五次到華家，勸說華世奎輔佐溥儀，最後華世奎礙著老友情面，才對羅振玉說：“鄙臣患有足疾，行走不便，就不去了罷。”可私下裏告訴家人：“現在的皇上是滿洲國的皇上，已不是大清國的皇上了，他穿西服，勾結日本，背叛祖宗，我作為大清舊臣，絕不能背叛先朝，與其同流合污！”

華世奎始終對清廷有深厚的感情，他一生不肯剪髮易服，無論家裡外頭，總是穿長袍馬褂，布襪子，兩道臉的緞子鞋，腦後拖一條小辮。雖然華世奎一生忠於清室，抱殘守缺，但是其人品和鮮明的民族意識還是值得稱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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