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有自己的生命，它就像一個人，既隨和又自尊。——餘秋雨

狀元和宰相在中國古代社會裏都是高高在上的存在，他們往往是讀書人和官員的最高榮譽。一般來說，這些人的分佈都是比較散的，但是，福建一個普通的地級市里，卻出了了二十多個狀元和宰相。這個地方，就叫做莆田。

文脈昌隆的莆田

莆田這個地方在現在不是很出名，一般人們提起莆田往往會想到一些不好的東西。但是，在古代，莆田卻是一個文脈昌盛的寶地。如果說狀元都是文曲星下凡的話，那莆田就是一個地上落滿了星星的地方。

資料顯示，從唐朝開始到清朝末年，也就是科舉制存在的時間裏，莆田一共出了2485個進士，其中有21個狀元。要知道，古代的進士已經非常厲害了，很多人都喊他們是“老爺”。就算是比進士更低一級別的舉人和秀才那也都是非常了不得的，即便是秀才都可以見到縣官不下跪，自己的天地不交稅了。而舉人、進士則更是厲害。

其中的狀元更是站在科舉考試的最頂端。自武則天開創武科以來，科舉就分為文、武兩個不同的路徑。整個古代，有名有姓的狀元也不過883人，其中文狀元599個，武狀元284個。在這不到一千人裏，莆田就占了21個，可謂是非常令人矚目的。

而這些在科舉考試中站到了頂端的舉人們也把自己家鄉的名字記載在了中國的歷史上。

狀元和宰相

其中，武狀元有12個，南宋時期出了薛弈、蔡必勝、葉豈頁和陳從龍四個人，明朝時則有廖標、林定元、陳安定三個，清朝也出了吳泰來、康荔芳、黃振邦、林洪和周宇輝整整五個人，這似乎和中國農業發展的脈絡相關。當然，宋朝武狀元少可能也和當時重文輕武的風氣有關係。

而文狀元則是九個，和武狀元不同的是，文狀元就主要集中在宋朝。宋朝出過5個人，分別是宋朝的徐鐸、鄭僑、陳文龍、吳叔告以及黃公度，元朝和明朝則分別出過2個，元朝是林濟孫和林亨，明朝為林環和柯潜。

其實，除了這21個人以外，同樣來自莆田的徐寅也中過狀元。可是當時的梁太祖朱溫覺得他《人生幾何賦》裡面“一皇五帝不死何歸”這句寫得不好，似乎是在暗諷他這個皇帝，就讓徐寅改了。可是徐寅恃才傲物，寧可不做官也不願意修改自己的文章。

朱溫被他氣得不輕，一怒之下當時就把徐寅的功名給削了。所以，徐寅就沒能算進莆田的狀元名單裏。

而相對於狀元，莆田地區走出的宰相主要集中在唐到宋這段時間，分別是唐朝的鄭露、翁郜，五代十國的翁承贊、潘承佑、蕭項、陳洪進，北宋時期的留居道、黃中庸、陳靖、蔡汴、蔡京、蔡攸、南宋時期的葉顒、龔茂良、陳俊卿、鄭僑、黃鏞、陳卓、陳文龍以及明朝時期的黃鳴俊、周如磐、朱繼祚等22人。

其中，很多人是既當了狀元又當上了宰相的，可謂是達到了讀書人的巔峰，位極人臣，讓自己的名字在史書上留下了深刻的一筆。

那麼，莆田地區為什麼能出這麼多“讀書種子”呢？難道真的是因為天上有文曲星在照耀嗎？

文脈昌隆的真相

其實，一切社會現象背後都有其自然和地理環境上的原因。莆田之所以能出那麼多的讀書人，和當地特殊的地質環境有很大的關係。

一般來說，古代人最主要的生產和生活方式是種田。但是，因為莆田大部分地方都是山區，一面臨海，可以耕種的地方很小。所以人們想要生活下去就要想別的辦法，而除了出海打魚或者做買賣以外，另一部分家有餘財的人們就選擇了讀書。

尤其在宋朝，經濟發達商業活動多發的時代，人們口袋裏的錢也就越發的多了起來，就能買得起書本、筆墨紙硯，能請得起教書先生，縣裡村裡說不定還能修起私塾來。這樣一來，能讀書的小孩子多了，能成材的自然也多了起來。所以，宋朝也確實是莆田狀元和宰相最多的時代。

而到了明清兩代，政府都執行海禁政策，做生意很不方便，賺的錢少了，他們也就沒那麼多錢去發展教育，所以讀書人的數量也就比不上宋代。

而有名的蔡京、陳文龍等人也是出在莆田發展良好的宋代的。

所以說，一個地區如果想要發展教育，就需要一定的經濟基礎。否則，人們沒有錢讀書的話，學校也開不好。而如果每個人都能讀書上學，不用為了學費發愁，那麼當地的學校也會發展得越來越好，形成一個良性迴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