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間有一句諺語“湖廣熟，天下足。”自從中國歷史出現“衣冠南渡”的現象之後，南方經濟逐漸發展。到了明朝時期，湖北、湖南、兩廣地區的糧食產量相較於北方地區更高，但明朝的湖北卻出現嚴重的荊襄流民問題。到了明朝中期，荊襄流民問題引發明朝開國以來少有的流民動亂。明憲宗投入巨大的精力，才把荊襄流民的問題予以初步解决。

那麼，明朝為何會在糧食產量高的湖北出現荊襄流民問題呢？

上圖_明朝版圖

第一，荊襄地區的地理環境為荊襄地區和明朝對荊襄地區政策的變化為荊襄流民問題的出現埋下了伏筆。

湖北的荊州、襄陽地區位於西到終南山東部，東南到桐柏山、大別山，東北到伏牛山，其地理位置介於湖北、河南和陝西三省的交界之處，森林密佈，土地肥沃，適合旱作農業經營。只要國家能給相對寬鬆的農業發展環境，荊襄地區就會成為湖北的重要糧倉。

進入明代之後，傳統的農業發展區域河南、山東水灾頻發，荊襄地區的農業地位進一步上升。由於荊襄地區土地肥沃，只要政策允許，荊襄地區有很大可能成為人口密度集中的農業區，這是荊襄地區產生流民問題的原因之一。

上圖_襄陽保衛戰

除了荊襄地區的地理環境適合人居住農耕，明朝對荊襄地區政策的演變也成為荊襄地區流民問題產生的重要原因。荊襄地區在明朝建立前經歷了多場戰爭，在元軍進攻南宋的時候，宋軍在襄陽打響了慘烈的襄陽保衛戰。

到了元朝末年，紅巾軍和元軍在荊州和襄陽展開大戰，荊襄地區剛剛恢復的元氣又在戰火中損失殆盡。由於明朝是在元明戰爭的烽火中建立起來的朝代，其急需發展重點地區的農業。囙此，在朱元璋登基稱帝後，朱元璋就把飽經戰火的荊襄地區封禁起來，不允許群眾開墾，只允許襄陽個別軍屯存在來滿足軍隊的需求。

上圖_朱元璋（1328年—1398年）

朱元璋駕崩後，明朝經過朱棣、朱高熾、朱瞻基幾代帝王的勵精圖治，大明的經濟在戰火後的廢墟中逐漸恢復起來。但明朝幾代帝王依然沒有重視荊襄地區的問題，朱棣北征蒙古，無暇顧及荊襄地區。朱高熾在位時間太短，無暇顧及荊襄地區。朱瞻基打算解封荊襄地區的開墾，但政策還沒落地，朱瞻基就駕崩了。直至朱瞻基駕崩後，明朝才逐漸放鬆對荊襄地區的農業限制。

荊襄地區土地肥沃，隨著明朝逐漸放鬆對荊襄地區的農業限制，大批來自河南山東的失地老百姓來到荊襄地區居住，荊襄地區人口增長速度很快，這就為明朝荊襄地區流民問題的出現埋下了伏筆。

上圖_朱瞻基（1398年－1435年1月31日），即明宣宗

第二，明帝國政府管理疏漏是荊襄流民問題爆發的直接原因。

根據估算，到成化中期，荊襄地區的群眾約有200萬人。但明朝政府沒有採取積極有效的管路措施應對荊襄地區的流民問題。

明朝的管理疏漏主要體現在以下方面：

首先，地方行政劃分不到位，保甲制度形同虛設。

面對日益新增的移民，明帝國政府只在荊襄地區劃了一個鄖陽府，並在鄖陽府下劃出多個州縣管理荊襄地區的移民。但是，面對數百萬人的荊襄流民，一個鄖陽府和鄖陽府下麵州縣的行政區劃是無法滿足複雜的行政管理需求的。很多流民藏在山間，隱匿戶口，地方保甲制形同虛設，給官府管理帶來不小的麻煩。由於保甲形同虛設，很多老百姓還把自己的親友叫到荊襄地區而不像官府報告，這就讓官府管理的難度越來越大。

上圖_朱祁鎮（1427—1464），即明英宗

其次，明朝對流民的政策是含糊其辭，也不切合實際。

其最具代表性的法令為明英宗登基後關於流民問題發佈的一系列法令，包括流民複業令、禁止隱占人口田地令、赦罪令等法令，這些法令都是對流民問題的解决法令，其內容大都包含給流民土地，在賦稅方面給予優待，減輕流民負擔等方面。但由於明朝藩王實施土地購並、自然灾害影響等原因，這些法令對解决流民問題是治標不治本。明朝荊襄地區的流民的生活問題依然得不到根本上的解决。

上圖_明朝官員

第三，武當山特殊的政治地位和武當山宦官亂政，侵吞稅款，中飽私囊成為荊襄流民問題爆發的重要外因。

武當山是道教名山，從明成祖永樂年間開始，武當山被劃定為禁區，不准平民開墾。為了體現武當山的政治特殊性，明成祖又新增數千人的駐軍保衛武當山。明朝在武當山形成了三大官僚體系：文官系統，明朝承宣布政使司的官員，負責維護道觀特權，以及日常的行政、軍政權。宦官，皇帝身邊的親信。一方面監視文官，保證道觀的花費不被文官侵佔，另一方面又負責監視軍隊，讓軍隊鎮壓流民起義。提點，負責宗教事務。

作為皇家道場，武當山道觀本身就不參加生產勞動，佔用國家賦稅，這就在客觀上新增群眾的負擔。再加上明朝宦官權利日益增長，很多在武當山就職的宦官利用手中職權大肆侵吞本來就交給國家的，和道教香火有關的賦稅——香稅稅款，中飽私囊。

上圖_《武當霽雪圖》是明代畫家謝時臣創作的絹本設色畫（局部）

負責武當山的文官和朝廷的部分文官希望皇帝能把香稅稅款用於賑濟灾民，改善民生，但明朝宦官卻認為，香稅稅款應該全部用於武當山道觀，而不能用於民生。恰好，中晚明時期的皇帝大都聽信於宦官而不信文官，皇帝也就對武當山宦官侵吞稅款中飽私囊的行為睜一隻眼閉一隻眼。

武當山下的老百姓生活越來越艱難，只好外出逃荒。武當山的宦官卻揮金如土，過著極其奢侈的生活還侵吞稅款民脂民膏。宦官的胡作非為怎能不會引發武當山所在的荊襄地區群眾的反抗鬥爭？從一定意義上講，武當山地區宦官亂政就是明朝中後期宦官亂政，朝政極其黑暗的真實體現。宦官政治不就是明朝政治的惡性腫瘤，也是中國古代政治的惡性腫瘤。

上圖_朱棣（1360－1424），即明成祖，永樂皇帝

第四，明朝土地購並是荊襄流民起義爆發的根本原因。

朱元璋登基後，將自己的20多個兒子封為藩王。藩王不參加勞動又有經濟特權，佔用國家財政，新增群眾負擔，成為明朝社會發展的“長期惡性腫瘤”。朱棣登基後削减了藩王的軍事特權，但藩王的經濟特權給予保留。有了經濟特權，明朝藩王就可以大肆侵吞購並土地，讓農民無地可種。

更可怕的是，明朝新皇帝登基，除了册立太子，就把自己的其他皇子封為新的藩王。新皇帝帶來一批新的藩王，這藩王數量越來越多，土地購並就越來越厲害。

這種情況在湖廣地區非常常見，根據統計，明朝在湖廣地區分封的藩王數量占明朝全國藩王數量的38%，很多藩王分到別的省份後又來到湖廣。這些數量越來愈多的藩王將購並土地當成一種習慣，其給農民帶來的痛苦是可想而知的。比如，明神宗萬曆皇帝的兒子，福王朱常洵就佔有土地2萬頃。在朱常洵2萬頃的土地中，湖廣地區的占地是最多的。湖北的農民無地可種，只好走上逃亡的流民之路。

上圖_張居正（1525年-1582年7月9日）

除了藩王，很多文臣武將也都在民間購並土地。雖然張居正對明朝的賦稅制度進行改革，但無奈藩王-文臣武將的利益集團已經形成，張居正的改革觸犯利益集團的利益，只好失敗。

正因為以上幾點原因，讓明朝荊襄流民問題成為了明帝國政府的老大難。直至明朝滅亡，明朝都沒有徹底解決荊襄流民問題。

作者：貞觀校正/編輯：莉莉絲

參考資料：《論明中後期荊襄流民壯大的原因及其啟示》許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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