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據《聖經·舊約》記載，操同種語言的人類為了反抗上帝，勠力同心地興建了一座通天高塔。

此舉驚動並得罪了上帝，他於是向人類施加了懲罰：讓他們變得語言不通，人類被迫分散各地，建塔的工程由此半途而廢。

現實和神話傳說自然是大相徑庭的。

在以雙足和馬背為主要交通管道的古代，由於受到山川河流的天然阻隔，以及灾害戰亂所造成的人口遷徙等多方面因素的影響，世界各地的人類語言都經歷了不同程度的融合和演化。

對幅員遼闊的中國而言，儘管歷代官方一向推行官方語言（即“官話”）以求政令通達，但也僅僅局限在行政層面。

在自然和人為因素的雙重共振下，民間依舊分化出難以相互溝通的各路方言。

下文就介紹中國難懂的三種方言。

溫州話

坊間有雲：“天不怕，地不怕，就怕溫州人說鬼話。”這句調侃側面印證了溫州話的複雜難懂。

相傳，當年八路軍情報部門招錄了一批溫州人，並使用溫州話進行情報溝通工作。

此舉搞得負責竊聽的日本情報人員一頭霧水，溫州話由此奪得“鬼話”頭銜，即“連鬼子都聽不懂的話”之意。

提及溫州話坐擁多版本“中國最難懂方言”之首的原因，自然離不開對地理環境和人為因素這兩個關鍵要點的分析。

地形上，溫州及其周邊地區地區呈西高東低的走向，山地丘陵密佈，是古代中原人眼中難以開墾的南蠻之地，佔據和治理的性價比極低。

戰國後期，越國王室內亂，越王無疆之子王搖逃到此地並建立“甌越國”。

秦始皇至漢武帝時期，甌越國都是名義上合併進中央政權，實際上由王搖的後繼者連任該地的行政長官（即“羈縻州”）。

連中央都怠於委派官員進行直接管轄，當時溫州地區地理環境的惡劣程度可見一斑。

人文方面，據先秦古籍記載，溫州所屬的東南沿海一帶被統稱為“百越”，部族眾多，“斷髮文身”的習俗和講求身體髮膚完整的中原文化可以說是水火不容。

這或許也導致了中原文化對該地風土人情的鄙夷和疏離，從而在人文角度上，很長時間地保證了古溫州地區方言的原始性和多樣性。

在這種地理和人文因素的雙重作用下，古溫州地區自然也成為了地方語言發育的其中一張溫床。

隨後的“衣冠南渡”和“宋室南遷”，徙居於此的中原士族所操的古漢語又同當地部族的語言發生了持久的化學反應。

而後又因為地理因素，古漢語中的不少發音和用詞則有幸得以沉澱至今。

閩南話

閩南話，原稱“河洛話”，即始於中原河洛地區的方言，在泉州晋江流域一帶生根並發揚壯大，並隨著移民擴展至臺灣、廣東西南部、海南乃至東南亞地區。

和上文提到的溫州話一樣，閩南話也是中原南遷士族和當地部族交融所形成的產物。

值得一提的是，最早在東晉之前，溫州話所屬的吳語區和閩南語所屬的閩語區都曾屬於孫吳語的勢力範圍。

只不過在永嘉之亂後，晋室遷都建康（今南京），吳語區的孫吳語遭受到中原地區舶來的南朝通語（中古漢語的一支）的圍剿，因而孫吳語在現代吳語中僅留下了微量遺存。

但基於閩南地區和江東地區相隔甚遠，孫吳語中的大量用詞得以少受干擾並保留至今。

另一方面，孫吳語一定程度上脫胎於古楚語，閩南話由此吸納了上古漢語中的諸多元素。

正因如此，相較於受南朝通語影響較大的吳語，閩南話的用詞更是與北方官話重合甚少，閩南話的難懂因而也就不足為奇了。

廣東話

廣東話又稱粵語，在古漢語中“粵”是“越”的通假字，而廣東在先秦時期屬於“百越”地區中的“南越”部分。

該地區北依五嶺，距離關中平原甚遠，秦末各地揭竿而起，南海郡尉趙佗則趁亂稱王，並建立“南越國”並綿延至漢武帝時期。

此後的一千多年內，只要中原地區呈現疲軟態勢，南越地區便會伺機獨立。

由此可見，廣東話和溫州話及閩南話的形成都佔據了“地利”——離統治中心較為偏遠，而廣東話的形成，也是建立在中原士族和當地壯侗族祖先數次交融的基礎之上。

粵語發音含有完整的九聲六調，相比於普通話，其在語音、詞彙和語法上都更接近中古漢語。

更難能可貴的一點是，粵語擁有其他方言少有的完善的文字系統，即完整地用粵語進行書面表達。

正因為粵語的聲調和韻母數量的多樣，粵語的情感表達層次則顯得格外豐富。

借助八九十年代香港流行文化的東風，粵語得以通過影視歌的形式輻射至風氣尚未全面開放的內地，甚至日韓地區，而自清末伊始的數次廣府人移民潮，又將粵語播撒至美澳及東南亞等地。

如今粵語的使用率雖不及以川渝地區為代表的西南官話高，但和中國其他非官話方言尤其吳語的日漸式微相比，其尚且還能以文娛優勢作為依託在方言使用榜上保有一席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