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慶司法局原局長文强的兒子文伽昊,小名叫“洪洪”。生於1981年,出生那年正趕上重慶發洪水,囙此起了這個名字。因父親文强出事,和因失踪九個月等系列事件而名聲在外。
文伽昊從小活在父親的影子底下,內向、膽子小。聽他大姑說,文强小時候跟他一樣,在外面挨了欺負也不敢吱聲。後來才變了。
文伽昊回憶道:
老漢兒(川渝方言,意為父親)管我很嚴。小學放學去河邊玩,回來不承認,就打我。他教我,家裡沒有大人在,絕對不要開門。
高中住校,別人的生活費每週兩三百,我只有一百塊。他從來不接送我,都是讓我自己坐公車。逢年過節,別人給我的紅包要等父母開口,老漢兒說能接就伸手,不能接就不伸手。
我的朋友圈子很小。媒體說我一個月消費幾萬、開跑車,事實上我生活上要求很低,平時就吃點餃子、面,喝礦泉水的消費,不抽烟不喝酒,很少出去玩,我出門最多打的,並不像外邊說的那樣“開跑車”。父親案發前,我每月的開銷在兩三千元左右,我能養活自己,能自食其力。
1992年,老漢兒就已經是重慶警察局副局長了。他一直特別忙。我小學四年級從郊縣到城裡,重慶市的學校不要我,媽媽說,文强,你一天到黑只曉得破案、破案,娃兒都要開學了,學校還沒著落。後來找教育局出面,才讀到書。
高中3年,感覺爸爸老得很快。他已經破了很多案子,長壽運鈔車槍案,張君案,其他不記得了。每次老漢兒破案就會回來說,今天晚上你們看新聞。我感覺父親還是很了不起的。
老漢兒一再叮囑,我們到了城裡,接觸的人慢慢多了,交朋友一定要謹慎。他怕他得罪的人多,再怕別人打著他的招牌亂來。
一點都不誇張。有一次,我們全家三個人出去吃火鍋,旁邊一米的距離,一桌人在擺龍門陣,說文强的兒子是我很好的朋友,還跟我一起做生意。老漢兒瞪我一眼,我一頭霧水,其實我一點都不認識那個人。
我一直沒談女朋友。不想在外邊隨便接觸,怕遇上別有用心的女孩子。家裡要求很嚴,說一定要找真心喜歡你的,不是喜歡你家庭的,但說實話,現在這個社會,這樣的女孩太少了。我跟社會上的人交往有顧慮,還是交網友更放心,什麼話都可以說。
2001年,文伽昊曾試圖報考市警察學院,身高稍微矮了一點。但當時的主要領導沒表態,文强沒同意他報考,也因為身高的原因,也沒當成兵,對他打擊很大。於是選擇了去加拿大留學。
我很喜歡上網,在加拿大學會的。高中畢業,我到加拿大呆過一陣。那都是我爸一手包辦的,按照我媽的想法,我們全家最終要一起出國。但我就是生活上不習慣,又怕自己學壞,幾個月就回來了。還是重慶好。
2005年,我大學畢業,想跟朋友開网咖,老漢兒堅決不同意。他說,他是管网咖的,別人會亂想。後來有朋友說合夥開小酒吧,我連口都沒敢開,老漢兒更不准。
想過進警察,可能身高不够,老漢兒也不讓我進去。感覺無論我提出什麼事,老漢兒都不答應。我就一直沒有事幹。
老漢兒希望我找個朝九晚五的工作,平平穩穩。去過銀行坐辦公室,不安逸,我還是喜歡自由一點。
可能是怕我學壞,想拴住我,2007年,乾媽周紅梅開了個裝修公司,給我35%的幹股,並讓我掛名當董事長。但我很少去公司上班,“什麼事情也沒幹。”只有幾次在周紅梅的要求下,去辦公室擺了幾句龍門陣。“公司一般員工都不知道我是董事長,好多人我也不認得。
文伽昊稱,在吉鑫公司的薪水和分紅都是乾媽直接拿給他母親,他不知道有多少,對公司承包的工程他也一概不知,但他稱曾數次看到乾媽拿錢到家裡來,都是10萬、20萬的,說是分紅。2009年7月,突然周紅梅叫他到公司,在很多工資表和報帳單上簽名,“說我父親要糟,想說我是參與管理的,掩蓋我占幹股的事情。
直到2008年文强去司法局當局長了,文伽昊問,現在我可以搞网咖了吧,當時文强啥也沒說,過了一兩天,他說,那你還是去吧。之後文伽昊入股,在大渡口開了一家网咖,百分之九十的時間都在那兒。
我經常上天涯網,時不時看到爸爸被“雙規”的消息。這種傳聞2000年以後,年年都有。老漢兒說,我親手簽的死刑都有幾十例了,還不包括重刑的,得罪人太多了,難免被報復,這些事你不可能較真。老漢兒對“雙規”習以為常了。我更相信,幹得越多,錯得越多。
傳聞越來越多,後來連老漢兒自己都怕了。2008年某天,老漢兒接到一個緊急電話,讓趕快去組織開會,臨走前他對我媽說,要是晚上還不回來,你就把家裡的錢扔江裏吧。
我家裡有一個保險櫃。但這些都是大人的事了,我也不關心。
2009年8月初,老漢兒大清早出門去北京開會,我還在被窩頭睡覺,爸爸說他出門了,我嗯嗯嗯地過了。當天夜裡,淩晨3點有人來敲門,說是司法局的。我想,司法局的人不可能不知道我爸去北京出差,怕是社會上的人來報復,趕緊打110。兩邊僵持了十來分鐘,直到他們在猫眼裏把證件亮出來:專案組。
我爸被抓了。專案組在我家收拾東西,從淩晨三點到中午。緊跟著,我媽和我也被帶進看守所,還有我媽最疼的那條狗,“雪梨”。
看守所裏,中秋節的時候跟我老漢兒通過一次電話。他說,不要仇視這個社會,要恨就恨我。他希望我出去以後做點小生意,過日子就行了。
在裡面挺好,也沒挨打。警詧給我換了名字,我以為自己裝得挺像,直到我出去的那天,同監的悄悄跟我說,我知道你是文强的兒子。
我在看守所的電視裏看到父親被判死刑。九個月以後我被放出來,罪名是毀滅證據,不過免予起訴。好長一段時間,我不知道我什麼東西是合法的。他們還了我國土證、房產證和八萬多塊錢。
2010年7月7日上午,經最高人民法院核准,重慶司法局原局長文强執行死刑(注射)。他是重慶打黑中落馬的最高級別官員,被視為重慶黑惡勢力的最大保護傘。
這天早晨,我們被通知去與爸爸見面。爸爸流淚了,說,娃兒,給我磕個頭吧。我照做了,但我不知道那就是我們最後一面。但這是我記得的爸爸抱我最用力的一次。我們擁抱了10多秒鐘。
2010年7月7日上午11點,他們從朋友的電話裏得知文强已經被執行的消息。消息已經上網,當時他們還蒙在鼓裡。這天,大紅色的標語久違地包圍了重慶的解放碑,“貪官亡,冤魂安,黨英明,國昌盛”……
第二天,下午四點鐘,文伽昊收到了文强的《領取骨灰通知書》。上面寫著:文强已於2010年7月7日上午9點15分被執行死刑。下午五點,九龍坡區西郊路2號,重慶市殯儀館。文强的骨灰裝在一個大塑膠袋子裏,被扔在角落。上面一塊白色泡沫寫著:文强(死刑犯)7月7日火化,骨灰保留1個月。
《中國青年報記者在採訪文伽昊時曾有過兩段問話:如果一個人的“功”最高分是100分,最低分是0分,你會為你父親打多少分?文伽昊:我會給他打90分左右。如果一個人的“過”的最低分是負100分,最高分是0分,你給他打多少分?文伽昊:我給他打負80分。看過這麼多的報導,應該說,他的過錯還是相當大的。
老漢兒離開這段時間,還是有人對我好。有一回,我坐計程車,的哥好像認出我了(我的名字和照片在媒體上出現過),車上他一直跟我聊打黑,聊文强,偷偷觀察我的反應,我假裝看著窗外。下車的時候,他跟我說,好好保重自己。
12年過去了,如今的文伽昊已經40歲了,他說:很多時候,我還受“文强的兒子”這個身份影響。像是我想出租家裡的房子,賺點生活費,但物業跟我說,這是文强的房子,很難出租出去。我不知道人們什麼時候能够淡忘我父親,那時候我可以過得正常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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