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1月，國民黨32集團軍的八萬餘人包圍了安徽南部的新四軍，製造了震驚中外的皖南事變。皖南事變給新四軍造成了重大損失，新四軍軍部的高級將領幾乎損失殆盡，軍長葉挺也在與國民黨談判過程中被扣押，副軍長項英雖然突圍成功，但卻被叛徒出賣，遭到殺害。

提到新四軍副軍長項英，瞭解新四軍軍史的人都知道，項英是新四軍的創始人之一，他雖然是副軍長，但因為是東南局的書記，而軍長葉挺又不是黨員，所以項英一直實際領導新四軍。包括新四軍召開黨員會議以及組織生活會議，都是由項英主持，囙此可以說，副軍長項英在新四軍內部行使的是軍長的權力。

1941年1月，皖南事變爆發後，新四軍經過數次突圍依然沒有沖出國民黨的包圍圈，為此延安方面在1月12日解除了項英的軍事指揮權，並把新四軍交給軍長葉挺以及東南局副書記饒漱石指揮。那麼，皖南事變發生後，延安方面為何解除項英的軍事指揮權呢？

在說這個問題之前，我們首先來說一下皖南事變之前新四軍的動態。皖南事變之前，國民黨已經與新四軍爆發數次衝突，包括1940年發生的黃橋戰役更使得雙方矛盾激化。在這種背景下，為了鞏固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經過雙方協商，新四軍决定渡過長江，向北撤退，到達蘇北。

從皖南到達蘇北，需要一系列轉移，當時負責新四軍轉移的恰好是項英。不過，在接到轉移通知後，項英的轉移速度卻非常慢，從1940年11月28日開始轉移，到12月10日國民黨封閉蘇南的交通路線，整整12天，項英僅轉移了3000餘人。按理說，項英本有機會利用12天時間完全轉移新四軍，但項英卻沒有重視，所以說，項英對新四軍未及時轉移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

皖南事變爆發後，新四軍發覺被包圍，1月7日，包括軍長葉挺以及副軍長項英在內的高級將領召開會議，商討突圍。這次會議整整持續了七個小時，會議的主要目的就是討論突圍路線，但項英卻一直猶豫不決，軍長葉挺急得團團轉，氣憤地說：“時間就是勝利，即使錯誤的决心我也服從，請項副軍長下决心吧”！最終項英同意了周子昆的方案，新四軍軍部向黃山方向撤退。

客觀來說，項英的猶豫不決已使新四軍錯過最佳突圍時機。1月9日，隨著國民黨包圍圈越收越緊，項英本人也發覺部隊有被圍殲的可能，囙此帶著十幾個人離開大部隊，走小路突圍。第二天，項英發覺無法突圍，又返回大部隊。另一方面，作為軍長的葉挺一直指揮新四軍突圍，為了使更多人突圍，他甚至親自到東流山陣地督戰，並且不斷給延安方面發送電報，希望延安方面與國民黨交涉，讓顧祝同撤掉對新四軍的包圍。

1月12日，延安方面在瞭解相關情况後發出電報，解除了副軍長項英的軍事指揮權，由軍長葉挺以及東南局副書記饒漱石全權指揮。為了使更多人突圍，1月14日，葉挺前往國民黨指揮部談判，卻不幸被扣押。葉挺被扣押後，饒漱石繼續指揮新四軍突圍，最終只有傅秋濤等兩千餘人突圍成功，這就是震驚中外的皖南事變。

皖南事變結束後，項英曾被長期認為對皖南事變負有主要責任，這是不正確的。隨著皖南事變資料的解密，包括項英在皖南事變前後的所作所為，證明項英對皖南事變是負有一定的責任的，但不是全部責任，也不是主要責任。

客觀來說，項英的責任只是皖南事變前轉移不力以及皖南事變中猶豫不決，也正是這些責任，導致他被解除軍事指揮權。不過，相對項英的錯誤來說，他為革命立下的功勞更大，項英更是一比特抗日名將以及民族英雄。